《权力与繁荣》试读：流动的匪帮为什么损害繁荣

当一个流动的匪帮首领有权力去窃取并安全地控制一块领地，使自己成为这块领地上独断专行的人的时候，这对一个无政府社会来说会有很大的好处，而如果没有的话，对社会来说则会有巨大的损失。要理解这种损失，我们需要先考虑长期投资对社会的好处，以及对确保专制者地位的好处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只有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经济才会产生最大化的收益，而且，也只有在做出投资的前提下，人们才会把更多的回报用于长远的投资。因此，一个拥有长远观点的专制者，就会试图让他的臣民确信他们的资本会永远地得到保护，不至于受到别人的偷窃，也不至于因为专制者自身因素而被充公掉。如果其臣民担心资本被没收的话，他们将不会做更多的投资，从长远来说，这将减少专制者的税收所得。 为了在一个既定税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个社会必须公正地执行契约（包括涉及长期贷款的契约），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长期的基础上才可以再次产生。为了从长期契约执行中获得好处，一个国家还需要稳定的货币。那些定居一处的匪帮首领就会有最大化的税收所得，他的臣民就会在他的领地的生产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当然，这需要首领绝对采取长远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其臣民才会绝对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利及契约执行会得到永远的尊重，并且货币会保持其完全的币值。 假想一个专制君主只关心一年这样的期限里的所得。他会从侵占任何便利的资本资产中得到收益，而其一年所得的税收是少于他原本获得的税收所得的。[1]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币（尽管这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以谋取眼前之利。 因此，当一个专制君主不去考虑社会的产出时，他的激励动机就如一个住所不定的匪帮首领的行为一样。[2]正如人类进步的一个让人惊奇的原因，是由于流动的匪帮定居下来成为统治者以后激励动机的变化所带来的进步一样，人类历史上许多侵吞与衰退现象也是由于那些专制者——不管他们的头衔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受到多少的吹捧——常常倒退到本质上是一个流动匪帮地位的缘故。 由于一个专制君主无论其多么可靠或者眼光长远，但是都可能难免受到那些使其采取短视行为的事件的困扰，专制体制下的臣民总是面临他们的资本被没收，债权被剥夺，或者货币贬值的风险。这些风险降低了储蓄与投资的总量，即使存在一个稳定可靠且具有长远目光的君主，情况也是这样。理性的君主由于有兴趣去增加其臣民进行投资和贸易的行为，从而有动机让他的臣民相信他不会以任何方式聚敛财富。但是君主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因为其承诺得不到任何来自司法或者其他独立权力部门的制约，也就是说君主可以跨越所有的权力部门。由于这些因素，以及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明显可能性，其对臣民的承诺是永远不可靠的。因此，上一章提供的关于理性的自利君主模型对专制君主下的经济绩效其实是太乐观的，它假设专制君主总是抱着长远的观点，而其臣民也相信其主子会一直这样做。 实际上，在任何专制君主统治的社会里，怀有与流动匪帮首领一样动机的专制君主迟早注定是要出现的。而且，就如我们所预测的，历史上君主与专制者犯下的没收财产、拒绝支付债务、强迫货币贬值以谋私利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 当一个流动的匪帮首领有权力去窃取并安全地控制一块领地，使自己成为这块领地上独断专行的人的时候，这对一个无政府社会来说会有很大的好处，而如果没有的话，对社会来说则会有巨大的损失。要理解这种损失，我们需要先考虑长期投资对社会的好处，以及对确保专制者地位的好处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只有在高投资率的情况下经济才会产生最大化的收益，而且，也只有在做出投资的前提下，人们才会把更多的回报用于长远的投资。因此，一个拥有长远观点的专制者，就会试图让他的臣民确信他们的资本会永远地得到保护，不至于受到别人的偷窃，也不至于因为专制者自身因素而被充公掉。如果其臣民担心资本被没收的话，他们将不会做更多的投资，从长远来说，这将减少专制者的税收所得。 为了在一个既定税率下取得最大的收益，一个社会必须公正地执行契约（包括涉及长期贷款的契约），更多的收益只有在长期的基础上才可以再次产生。为了从长期契约执行中获得好处，一个国家还需要稳定的货币。那些定居一处的匪帮首领就会有最大化的税收所得，他的臣民就会在他的领地的生产中得到最大的利益。当然，这需要首领绝对采取长远的政策，因为只有这样，其臣民才会绝对相信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利及契约执行会得到永远的尊重，并且货币会保持其完全的币值。 假想一个专制君主只关心一年这样的期限里的所得。他会从侵占任何便利的资本资产中得到收益，而其一年所得的税收是少于他原本获得的税收所得的。[1]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币（尽管这最终会引起通货膨胀）以谋取眼前之利。 因此，当一个专制君主不去考虑社会的产出时，他的激励动机就如一个住所不定的匪帮首领的行为一样。[2]正如人类进步的一个让人惊奇的原因，是由于流动的匪帮定居下来成为统治者以后激励动机的变化所带来的进步一样，人类历史上许多侵吞与衰退现象也是由于那些专制者——不管他们的头衔是什么，也不管他们受到多少的吹捧——常常倒退到本质上是一个流动匪帮地位的缘故。 由于一个专制君主无论其多么可靠或者眼光长远，但是都可能难免受到那些使其采取短视行为的事件的困扰，专制体制下的臣民总是面临他们的资本被没收，债权被剥夺，或者货币贬值的风险。这些风险降低了储蓄与投资的总量，即使存在一个稳定可靠且具有长远目光的君主，情况也是这样。理性的君主由于有兴趣去增加其臣民进行投资和贸易的行为，从而有动机让他的臣民相信他不会以任何方式聚敛财富。但是君主的承诺是不可靠的，因为其承诺得不到任何来自司法或者其他独立权力部门的制约，也就是说君主可以跨越所有的权力部门。由于这些因素，以及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明显可能性，其对臣民的承诺是永远不可靠的。因此，上一章提供的关于理性的自利君主模型对专制君主下的经济绩效其实是太乐观的，它假设专制君主总是抱着长远的观点，而其臣民也相信其主子会一直这样做。 实际上，在任何专制君主统治的社会里，怀有与流动匪帮首领一样动机的专制君主迟早注定是要出现的。而且，就如我们所预测的，历史上君主与专制者犯下的没收财产、拒绝支付债务、强迫货币贬值以谋私利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