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电视》试读：采访总制片人

莱斯特·克里斯特尔（Lester Crystal）是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他加入《新闻时间》已经22年，此前，他曾担任过NBC的新闻总裁两年，担任过NBC晚间新闻的总制片人3年。这个栏目是吉姆和那位退休的主持人两人私人拥有的，他们俩合伙开的一家私人媒体公司，播出平台是PBS。所以，莱斯特并不是栏目的最后拍板的人，而主持人吉姆才是。 莱斯特到过中国很多次，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时，他曾跟随其中。现在他的办公室里还挂着一组照片，就是他在天安门广场前与中国老百姓一起交谈的情形，当时中国女孩子扎着长辫子，男孩子穿着军装，他们显然对莱斯特手中的照相机好奇不已，他的一个同事拍下了这些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表情。其实这些表情只不过出现在30年之前，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历史，我们甚至对那个年代还有记忆，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交错让人感慨万千，站在相片前的我不知道为何竟然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太贫穷、太不可思议的中国还是别的，这种景象即使在最繁华的首都也无法掩饰。 我真的想问他，作为一个西方记者看到1972年的中国人在视觉上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但由于我与他约的采访时间有限，关于栏目运作的问题的时间都不一定够，我也就忍了下去。 王利芬：我知道您担任这样一个日播性的新闻栏目的制片人的日程的确是很忙的，能有一段时间给我，我非常感谢。我也知道您好几次去过中国是吗？ Lester：是的，有好几次，1972年、1974年、1979年、1999年。前两次是跟随尼克松总统；1979年是为了想在中国为NBC设一个分支机构，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当时的改变并不大，我们去了中国的5个城市，沿着长江下游走，真是一次有意思的旅行；当我们1999年再去中国时，已经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王利芬：作为一个1972年就到过中国、1999年又到过中国的人，将这两次做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但我知道我今天的采访时间有限，我想还是将我的问题集中在您的栏目的运作上，您能告诉我这个栏目的基本组织架构吗？ Lester：我们有5个小组，一个小组是主持人，除吉姆外，还有5个主持人做不同的采访。 王利芬：谁来决定谁采访什么人？ Lester：我们每天早上10点15分开编辑会议，高级制片人和我一起决定今天做什么，吉姆会对一天的报道做出最后的决定，他既是主持人又是责任编辑，之后制片人离开后，我和吉姆一起决定谁来做今天的访谈内容。第二组人员是记者。我们在丹佛有两位记者，他们基本上处在旅行状态；一位专门负责跑国会；旧金山两位；波士顿一位；还有人在洛杉矶、芝加哥和西雅图，他们做一些小型的片子，片长从5分钟到12分钟不等。还有一组人是独立制片人，当然我们是从他们那里买新闻素材，每天下午3点半钟我们会收到从卫星传回的新闻素材，大约四五个故事的样子，我们与他们有合同。 王利芬：谁决定这些片子的使用时间？ Lester：我的副手。他们也会征求我的意见。还有一组人是制作人员，我和一些高级制片人。我的职责是与吉姆一起工作，决定我们每天应该做什么，然后我会把这些需要做的工作一点点执行下去，我的副手琳达会一分钟、一小时地将所有的事项排列下去，然后一项一项地完成。当我外出或者休假时，她就顶替我工作。她会在编辑和制作之间协调。 王利芬：你们的高级制片人有多少位？ Lester：一共有3位：一位负责外交和国防、一位负责政治，还有一位负责很多项，有科技、健康、宗教、艺术。对于负责政治的那位也负责城市和州的事务以及教育。这三位主要负责演播室的访谈，找到嘉宾，做一些调研。 王利芬：这些高级制片人有助手吗？ Lester：有两三位不出镜的记者会帮助他们请嘉宾、做调研，但不是他们的助手。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高级制片人负责所有的片子的编辑事务。他会负责所有的电视编辑上的事务。 王利芬：我看到了这里有一个小型的图书馆。 Lester：是的，这个图书馆是为了调研和录制磁带用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财务小组负责我们的预算状况，另外，我们的栏目在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所以有互联网的制作人员。 王利芬：有多少人负责互联网？ Lester：十来个人。 王利芬：你们演播室的人员是你们的员工吗？ Lester：他们来自这里的地方电视台。我们的员工一共有80人。 王利芬：你们这一小时的新闻评论节目的编辑方针是什么呢？ Lester：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分析和解释当天的新闻。我们不会做突发事件，在节目开头我们会有提要，然后是新闻报道，然后是讨论、辩论、分析和解释，我们并不会做很多的报道在上面，我们会大体上告诉人们一条新闻的基本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关于这条新闻的各方反应，这是我们的主要编辑思路。关于这个编辑思路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观点上的平衡，尽可能找出一件事情的多个角度，不能只是一个场。 王利芬：关于新闻的选题有没有一些标准？ Lester：有的，是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最有兴趣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保证了我们选题的广泛性，并不总是政治、时事和经济这些重量级的选题，还有医学、艺术、体育、科技等等。 王利芬：有时我在看节目时会发现在你们的节目中还有一些著名的作家的访谈，您的节目是日播节目，在那一天我为什么要看这位作者呢？ Lester：是的，有一些选题我们并不一定是当天的事情。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有趣、生动，同时给我们节目一个广泛的选题范围，不至于整个一小时下来只是一些硬消息。 王利芬：这有些像新闻60分的选题策略，他们总是软的和硬的故事放在一起。 Lester：是的。 王利芬：您的职务是既负责内容又负责管理员工，这两点，哪一点占的时间更多一些？ Lester：内容上我和吉姆一起负责，他做出最后的决定，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负责执行预算，不能超出预算。 王利芬：你们的预算对于你们来说够吗？ Lester：不够。我希望我们能再多一些。我们的钱是从公共电视台来，从公司的非商业赞助来，这些钱大概是几年的时间，一旦花完了，又需要去找新的赞助。 王利芬：这不应该是您的责任吧？ Lester：不是的，但总有人需要这样去做。我负责花钱。 王利芬：我不明白的是，是吉姆拥有这个媒体制作公司，是吗？ Lester：是的，这家公司叫做Macneil-Lehrer制作公司。这家公司的任务就是生产我们这个栏目，这是最大的事情，当然不是唯一的事情。所有的社会资助的钱会进入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栏目的钱会分出来。 王利芬：所以你们这个栏目的预算是从这个制作公司来？相比之下与国家三大电视网的同类节目比起来，你们的预算是多还是少？ Lester：少多了，尤其是与他们的晚间节目比起来，因为他们是商业电视台，比他们的一半还少。 王利芬：作为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怎么用这么少的钱保证您的节目有一个高质量，而且能与三大电视网的晚间节目竞争呢？ Lester：我们不花钱在驻外机构上，我们在北京、中国香港、东京、伦敦、巴黎和罗马都没有分支机构，我们依靠美联社。比如NBC有早间节目《今天》、《晚间新闻》、《特别新闻》和《日界线》，这些节目能够共同享有驻外机构和其他的一些重要资源。我们没有这些资源，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将重点放在辩论和分析上，因为这些花钱不多。 王利芬：如果你们想在北京采访嘉宾的话，会通过什么方式呢？ Lester：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难做到这样的采访的。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员工在北京，我们只能要求APTN帮助我们，我们会付费给他们；另一方面北京与这里的时差是12个小时，冬季是13个小时，当我们这里晚上6点播出时，北京是早上6点，不太方便采访；另外，我们没有太多的预算做这样的国际采访。当然，如果是特别重要的新闻事件的话，我们也会做的。 王利芬：我在想，在美国你们这个节目播出的时段有那么强的竞争，你们在其中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呢？ Lester：我认为我们有许多不同的东西。首先我们将每天的新闻做一个梳理，比较知识化，是一些硬新闻，直截了当的新闻，没有娱乐因素，一天三到四个头条新闻，其他的栏目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有一些是相似的，但是很难完全做到这点，我们的观众群是窄众，一群特定的观众，每天晚上有300万人看我们的栏目。 王利芬：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个一小时的新闻节目呢？三大国家广播网的晚间新闻都是半小时。 Lester：从公司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 王利芬：从您个人的角度来看。 Lester：我曾经在NBC新闻供职，我们做了许多的短的新闻故事，我们喜欢花许多时间在解释新闻故事上，做更多的深度分析和讨论，甚至是辩论，而不是将所有的事情压缩在一起，而这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当然我很希望与吉姆和平共处，也就是这个栏目的两位老板一起工作。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 王利芬：您曾经在NBC做新闻总裁，相对来说那是一个更高的职位，而做一个栏目的总制片人好像职位要低一些，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Lester：首先我要说的是NBC要找人换了我的职位，我不可能在那个位置上长待下去了，所以说我并不是一个称职的新闻总裁。但我很珍惜在这里的机会，这是一个有机会真正实现新闻理念的地方，而且我很有兴趣。 王利芬：您和吉姆有不同意见时如何处理？ Lester：是的，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做出最后的决定，一般情况下我们很相同，也有的时候完全不同。 丹告诉我什么是职业化 丹·斯格林（Dan Sgalyn）是这个栏目中负责国际事务的高级副制片人，也是这个领域的执行制片人。 王利芬：请告诉我您在这个节目中的职责和执行这些职责的过程。 Dan：我的职责就是找到在镜头前接受我们采访的嘉宾，用各种方式去找，一旦我找到他们，我就会打电话给他们，我一边跟他们聊一边记录下这个谈话的过程，你看用我这样的耳机一边谈话一边记录很方便。其次，我在预采访许多的问题，比如说阿拉法特吧，我会问专家们，到底什么是他的精神遗产、他的成就或错误等问题，记下的这些会给我们的高级制片人和主持人看，基于他所回答的内容我们决定是否采访，还需不需要采访其他人，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会采访出多少观点出来，这也会帮助我们决定在直播采访中我们会问什么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顺序去问出我们要的问题、什么人会不同意这些问题，我们也会找到我们需要的持不同意见的人，这样一来二去，整个节目的内容就比较清晰了。 王利芬：有多少制片人在国际政治这一领域工作？ Dan：我们的高级制片人迈克·马塞提克（Mike Massetic）是负责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位。 王利芬：您还是高级副制片人，是不是你们的高级制片人不在时您要负责？ Dan：是的，我会主持我们这块的会议。我们这里的人们多半会努力成为所报道领域的专家，要清楚找谁，明白事情的症结所在。在每一个领域我都有我的专家名单，有在亚洲方面的专家、中东问题的专家、军事领域的专家、关于情报的、关于反恐的。一旦我们认为某个专家适合上我们的节目，我会让他们送一份简历给我，这样我会更熟悉他们，知道他们最近都在从事什么样的研究，如果他们没有送给我简历，我会自己给他们做一份。 王利芬：这些现在已经进入了你们的数据库吧？ Dan：是的，以后查起来就方便了。除了我刚才说的一些每天需要做的工作外，我们还要为明天或者后两周做一些准备，我们会写下来我们会做什么。布莱尔两天后会来华盛顿，他会来这里谈中东问题，我们的节目会对此有一个讨论。我们写下来的东西会让我们高级制片人和主持人看，他们会根据这些来排他们的日程。 王利芬：这是一个类似一周的报道计划？ Dan：是的，我们通常做出两周的计划。每天早上我们会决定今天做什么，然后我们做出我们当天的日程表，我们会一直问这是今天一定要做的吗？所有的计划依赖于当天的新闻是什么，一旦决定后，我们就会跟踪一天的日程落实的情况。每个星期三的晚上像我这样的制片人会写出下周建议，星期四的早上，高级制片人和吉姆会坐下来一起讨论，吉姆会逐一读我们的建议，他会说这个太好了、那个并不太好，吉姆的思维很开放。 王利芬：你们的总制片人下面有一个副总制片人，这两个人的分工如何？ Dan：我们的高级制片人要向她报告，她负责制作当天的节目，所有的高级制片人都必须将节目执行的进程报告给她，这样她会掌握当天节目的真正状况，而总制片人会考虑明天或更长时间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高级制片人外出我暂时顶替他的位置后，总制片人会发给我信息，说下周的故事你准备做些什么？做得如何？你打电话给这个人没有？你想到这个问题没有？她负责让我和所有的高级制片人将所做出的计划执行下去。当节目播出时，我们就得准备好所有的东西。她还会做另外一件事情，因为她非常擅长编辑，所以记者们做的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不等的一些小片子她都会看，稿子她也会看。 王利芬：您自己觉得你们的栏目有什么特殊性呢？ Dan：我们的节目没有那些眼花缭乱的图表，也没有耸人听闻的渲染，非CNN，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王利芬：还有一点慢。 Dan：是的，还有一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