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制度》试读：2

然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虽然往往是一切思想变革的最后一步，但它的出现却并不一定代表变革的完成。就在学院化体制渐渐成为各大学设科的主要形态时，20年代以来各校纷纷成立的国学研究所，却以笼统而不分科的设学方式独树一帜。民国以后，六经及四部皆史的概念，一方面扩大了史料涵摄的范围，一方面也逐渐淡化了经史子集作为传统学术部类的意义，所以整理国故运动中以“中国文化史”作为国学“系统”的主张，等于更进一步重组了传统的知识结构。在概念上涵盖一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国学，此时不得不走向分科专门之途，而史学也因专史研究的形态，逐步确立了它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位置。因此一开始即有以现代解喻传统意味的整理国故运动，最终不免走上为学术分科体系消亡的命运；30年代中期以后，各大学国学研究所泰半转型为史学、中文两部分立的文科研究所，国学遂正式为现代学科体制所取代，史学也因此而与国学分道扬镳。 经过了整理国故运动以后，现代中国史学的学科独立意识益形确立，除外部界域的改变之外，一种由“时间”入手，强调在特定“空间”范围内，解释各种社会人群发展现象的学科性质亦隐然成形。北伐以后，教育部积极推动大学课程标准订定的工作，回归基础课程的主张一时之间甚嚣尘上，于是时间、空间、事类等三大学科性质，便逐渐成为各大学历史系规划基础课程结构时的主要考量，而通史、断代史／国史别、区域史／专史、专题等三大课程群组，非但在30年代以后，成为各大学历史系培养新一代史学人才的标准方法，更是1940年教育部制订《历史系必修选修科目表》时的主要依据。 学科界域的改变与内部性质的确立，固然是史学这门学科萌现其独立意识的重要指标，但成熟而自主的方法意识，更是观察现代中国史学建立不可或缺的一环。从民国以来最早成立的北大史学系，到二三十年代以后相继设立的各大学历史系，几乎无不在前三项基本课程结构之外，另立数门与理论、方法相关的课程。这类课程除了着重讲授搜集、考证史料的方法与整理、批判的原则之外，更重视学生实作能力的培养。因此从学科规训的角度来看，各大学历史系基本上就是一个建立和发展标准化技术程序的重要场所，所有曾经在这里修习过史学方法课的学生，均在不知不觉间接受了这套具有客观标准的研究轨则，并不断在日后的研究与教学生涯中拿出来运用。于是属于史学这门学科独立而无可替代的研究原则因此而确立；而标准化的技术程序，在缩减了史学家们处理材料与看待问题上的歧见后，更进一步成为史学界检证专业史家的重要准据。 由于“学科”所涵摄意义不仅仅是知识本身，在知识传授方法开始出现标准化的同时，学科组成分子间所建立起来的评核机制，也有逐渐标准化的现象，清末以至北洋政府时期，大学师资普遍匮乏，教员资格的认证基本上还处于聊备一格的阶段，各校用人取才也都没有一定的客观标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依据《大学教员资格审查条例》，开始加强大学教员资格的审查与认证。尤其30年代以后，专题研究风气渐开，教学与研究之间的关系愈形紧密，研究撰著在教员资格审查办法中所占的比例渐次升高；加以这段时间内，留学生回国的数量以及自校培养的人才，亦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资历社会的形成更强化了大学教员在学历与资格认证上的重要性。抗战期间，审查教员聘任升等资格权的收归中央，以及优良学术著作奖励办法的公布，对于专业史家评核机制的建立更有直接促进的作用。 从学术专业化的角度来看，标准化的趋势似乎是学术客观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客观标准的建立，则又是学术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如果仔细观察现代中国史学学院化、独立化、专业化的过程，当不难发现许多专业化的特质其实一直要到1930年代以后才渐次确立。仅以课程结构的标准化而论，1917年所成立的北大史学系，虽为日后学院化史学树立了基本范型，但历史系的三大课程结构，却是经过20年代整理国故运动重新厘定传统知识结构、画定史学学科界域之后才逐渐确立下来的；而标准化的技术程序，也是在各家各派同时体认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之后，才逐渐成为史学界检证专业史家的客观标准；而学科组成分子间所建立起来的客观评核机制，更是随着30年代专题研究风气的展开而逐渐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中国史学在学院化的基础上，固然已经具备独立化的种种特质，但唯有在知识传授的方法与学术评核机制等各方面，都达到一定程度的客观标准之后，专业化的时代才算真正来临，现代中国史学才算真正“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