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试读：阿伦特和存在主义

   20世纪4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中有人把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叫做“魏玛共和国的怪女子”（Weimar Republic flapper）。40年代末任《党人评论》（Partisan Review）副主编的贝瑞特（W. Barrett）在回忆中说，他先是听戴尔默·舒瓦兹（Delmore Schwartz，当时《党人评论》的一位编委，纽约作家）这么叫阿伦特，“以后我一看到阿伦特，就一定会想到有人这么叫她。阿伦特严肃而智慧的面孔后面其实隐藏着一个漂亮年轻少女的影子。20年代女子犯禁的事她全做过：当众抽烟、私通、迷惑男人，还包括在大学里成为非常优秀的学生，……冒险的活力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Garden City，New York：Anchor Press，1982，p.103.阿伦特1941年移居美国，但在许多认识她的纽约知识分子看来，她仍然像是一个外国人，一个饱经纳粹苦难，带着明显魏玛共和国气质的德国犹太人。    在二战前的欧洲，德国犹太人是所有犹太人中最能与欧洲文化同化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受过很好的教育，事业成功，极有造诣和成就。德国犹太人把自己看作是“好欧洲人”，而不只是犹太人，他们有不少成为德国高等文化中的佼佼者。阿伦特于1928年22岁时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1933 年因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而从德国逃到法国，从此在巴黎的贫民区成为“没有国度的人”。1940年希特勒进犯法国，阿伦特于1941年移居美国，十年后成为美国公民。在美国的一些犹太区里，像阿伦特这样的犹太人是不被一般犹太人当作“自己人”的。    贝瑞特回忆道，“阿伦特带有德国犹太人的自豪，简直是非常德国化的德国犹太人。这使她自然显出一种高傲。……她曾跟我说，法国犹太人真叫她吃惊，他们的素质比德国犹太人差多了，‘简直不能相比。’法国犹太人游离在法国生活之外，而在阿伦特长大的魏玛共和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至少在知识圈里已经完全同化了。”〔2〕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Garden City，New York：Anchor Press，1982，pp.103，104.阿伦特对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一直带有难以解答的困惑，“对这场灾难，阿伦特无法看成是历史必然或在所难免。她说，‘历史中的许多事情，你都会觉得必然是要发生的。但这件事我仍然觉得是不应当发生的。’不要忘记，这句话是出自一位对极权起源作过长时间深入思考的学者之口。”〔2〕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居然在短短数年中蜕变为纳粹极权，它给阿伦特带来持久的震撼，深刻地影响了她此后一生的政治思考。    阿伦特能对贝瑞特表露她的德国犹太人心结，是因为他们很熟。当时，阿伦特应《党人评论》之邀，写作《什么是存在哲学》一文，因英语表达困难，决定用德文写作，然后由贝瑞特翻译成英语。《党人评论》很重视这篇文章，四位正副主编一起请阿伦特吃午饭，商量这篇文章的事。贝瑞特记叙第一次见阿伦特的印象：“她是一个厉害的女人，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她和（主编）拉夫（Philip Rahv）只是稍微相识。因此，她一下子面对四个陌生人，可以说是四个与她意见不合的男人。但她一点不胆怯。她有些拘谨，但不畏缩。……拉夫一向是说了算，但这派头在阿伦特那里不管用了。碰到了阿伦特这样一个跟他顶嘴的聪明女人，拉夫变得不知所措。我是第一次看到拉夫说话这么吞吞吐吐。一向是他怎么说，别人怎么办，这一次是他在问要怎么办。”〔2〕〔3〕William Barrett，The Truants：Adventures Among the Intellectuals.Garden City，New York：Anchor Press，1982，pp.102；100；101.《党人评论》的编辑询问阿伦特，是因为在40年代的纽约，很难找到像她那样适合在美国和欧洲之间担任“文化翻译”和“文化使节”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