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身影》试读：十年一觉飘香梦——张竞生的情史

张竞生曾被称为中国倡导计划生育第一人，也是中国性学研究第一人，在中国发起爱情大讨论的第一人。但后来译著有《性的教育》和《性的道德》，并翻译了英国蔼理士的《性心理学》等书的潘光旦，在《性心理学》的译者自序中说："在有一个时候，有一位以'性学家'自居的人，一方面发挥他自己的性的学说，一方面却利用蔼氏做幌子，一面口口声声宣传要翻译蔼氏的六七大本研究录，一面却编印不知从何处张罗来的若干个人的性经验，究属是否真实，谁也不得而知。"潘光旦对张竞生这种"野狐禅"的行为，是有所批评的。他对张竞生出版《性史》更是深表不满。 张竞生，1888年出生于广东饶平，幼名江流，学名公室，留法前取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改名竞生。幼年在本乡私塾就读，1903年考入由县琴峰书院改名的县立第一小学，次年考入汕头同文学校，1906年8月考入清朝设于广州的黄埔陆军小学第二期。1910年，张竞生接受其父"先结婚，后去上海读书"的条件，与邻村十五岁陈姓女孩结婚。婚礼之后，张竞生即赴上海，先进入上海震旦学校就读，旋又考入北京法文高等学校及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以官费生资格出洋。 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他的回忆录《十年情场》一书中，张竞生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在巴黎惹草拈花》《留学时代的浪漫史》《彼此全身都酥软》《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伦敦的一次奇遇》《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爬上树上寻欢》，不一而足。 张竞生说他在1912年冬到巴黎，住到"人家客店"时，对一位学图案的法国女子发生兴趣，那女子声称要守身如玉，张竞生自惭中国人的拘谨，因此两人始终保持好朋友的关系，并没有进一步发展。 第二年暑假，他在法国东方的海边的一家咖啡店，认识一位娇小玲珑（他最欣赏这种身形）的女招待，彼此情投意合。他最得意的是他的情敌是一位英俊的德国大学生，"这个使我与这位德人起竞争，鼓起了我好胜的心情。我以为能打败德人的情敌，是我以弱国的地位，也算莫大的光荣"。"就这样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在海潮怒号叫嚣之中，在鹰隼飞鸣上下的翱翔中，我们紧紧地拥抱，发泄我们如潮如电的精力。在石头崎岖中，在海藻活滑中，我们在颠鸾倒凤时，有时东倾西斜，如小孩们的戏玩于摇床一样地狂欢。海景真是伟大啊！我们两体紧紧抱成一体时也与它同样地伟大。有一次，天气骤变雷电闪烁于我们的头上。我们并不示弱，彼此拥抱得更坚固，性欲发泄得与天空的电气一样地交流，我们遍身也是电一样地奔放。可说是'天光与"性电"齐飞，"欲水"和海潮一色'。"他们相爱了两年有余，其间，这位情人还为他生了个女婴，可惜不久就夭折了。这位法国情人虽然性格温柔，礼貌周到，却患有歇斯底里症，遇到刺激，便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张竞生好几次被惊吓得魂飞天外。此外，她的文化程度很低，连法文字母也写不清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张竞生与中国友人决定去伦敦暂居，他给这情人一些钱，就与她决绝了。 在伦敦期间，他认识了房东太太的女儿，他和她在白天上演那"好事"，因为晚上她得伴母亲一同睡。"我说她是不敢表示那些浪漫的行为，而使我不曾激起热烈兴奋的情欲的。例如我们住居，离那一广大的野花园本是极近，夜间，我们两人常到此间散步消遣。我常逗引她如那些野鸳鸯一对一对地在暗僻的草地上做那事。可是她终久拒绝，只许在我房内，避开母亲的耳目，与我偷偷摸摸。在我先前已经享受过野外性交的兴趣了，故我对这些床笫之交是不感得起劲的。况且我们在她母亲监督之下，只有随便做去，不敢尽情发泄，这样'君子式'-'绅士式'般的相与，也使我的情欲不大起劲。故在这几个月的周旋，我总觉得这样古典的性行为，不能满足我那少年时浪漫派的性格。" 其后，在法国里昂，张竞生与一位瑞士少女相恋，却因为老板娘监视极严，而无从下手。所幸他与一位女教师搭上了线，在圣诞前夕进入"实证"阶段。有趣的是，那位女教师看见床头耶稣受难像，如遭电击，立即起身穿上内衣，表情严肃，悲哀地说："耶稣既然为人类而死，我辈在这个死难节日，怎能谋求肉体的快乐呢？"于是，两人的欲念云收雨霁，相拥而眠而不及于乱，他们之间横隔一位耶稣，以后也一直是精神恋爱。 回到巴黎，张竞生在近郊的林区遇到一位避难的女诗人，二十余岁年纪，生得娇小玲珑，从外形、气质到谈吐，都是张竞生喜欢的类型。这女子的品德也是上等，张竞生问她："你是为钱财而爱我吧？"她简直如同受了侮辱，面露鄙夷之色，连一杯定情的咖啡也不肯喝。他们在林区中享受到人生无上的快乐。这位金发女子所写的定情诗，才思斐然，通过张竞生的翻译，诗味犹醇，诗云："云霞头上飞，思归不必悲。偶逢有情郎，我心极欢慰！东方游子不忍归，西方娇女正追随。你痴情，我意软，稚草同野卉！洞房花烛日，骄阳放出万丈光辉。紧紧相拥抱，好把心灵与肉体共完美！好好记起我洁白清净的身份，任君上下左右周身一口吞！"这位女子有一宗好处，是张竞生从别的女子那儿不曾得着的，那就是她不仅吐气如兰，浑身也是香馥馥的，张竞生甚至都认为她是香妃再世。他们效仿猿猴在树上寻欢，效仿比目鱼在海中做爱，"在这样香甜的性交中，我与她一道尽力去驰骋；她也如受电击一样地颤动"，至此，张竞生已是"愿做鸳鸯不羡仙"。然而，好景不长，盛会难再，这位法国"香妃"接到未婚夫的来信，他在战场上受伤，因将去南方疗养，她与母亲也将要前往陪伴照顾。两人不得不执手相看泪眼，张竞生译出苏曼殊的四句诗--"谁怜一阕断肠词，摇落秋怀只自知！况是异乡兼日暮，疏钟红叶坠相思"，并给她听。如此收场，张竞生感到"终究是倩影渺渺，余怀茫茫"！ 自从和法国"香妃"别后，张竞生孤单无可聊赖数月之久。有一回，他到巴黎北站送客，遇到一位明眸善睐、爽朗矫健的女子，堪称"西方的史湘云"。她崇拜卢梭，信奉浪漫派的人生哲学，这与张竞生一拍即合。尤其难得的是，她醉心于考究东方人的情操。在此之前，她对日本人、印度人、南洋的华侨都失望了，现在碰到张竞生，偏偏这位"支那人"为东方世界争了光，赢得"西方史湘云"的爱情和赏识。《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憨直爽快，缺乏工巧的心计，待人以诚而近于傻。"西方的史湘云"除了具备这些优点和缺点外，还有一门独家绝活，即懂得极精湛的房中术，做爱时喜欢立于主动的地位。作为最大也是唯一的受益者，张竞生饱享人间极乐。她讲述自己的性爱经历，十六岁时曾遭到一位军官的暴雨摧花，自从那以后，她向一位老妇学习房中术，便是要找回女性的尊严和快乐，而只有像女教官一样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她才能达此目的。他们去法国、瑞士交界处的古堡旅行，在悲情中做爱，张竞生因此领略到浪漫派的真谛，那就是："悲哀的情感比欢乐的（情感）更为高尚、纯洁、诚实、真挚与饱满。"在山峰上、在丛林中、在湖畔、在月下，"西方的史湘云"扮演数个角色，使张竞生爱恋一人，恍如爱恋多人。他写道："故在俗眼看来，一切性交都是猥亵的，但由于她艺术安排起来，反觉得是一种艺术化的表演。"一位浪漫的中国男子遇到一位浪漫的法国女子，他只有甘拜下风。当对方提出三个月期满就各奔东西、永不相见，张竞生简直觉得一颗心仿佛从天堂掉到了炼狱，所有的"为什么"都没有答案。后来"西方的史湘云"出版了一本《三个月的情侣》，她在书中说，她怎样有计划地与张竞生只有三个月的尽情快乐，她故意地，也是本性地，偏向于悲伤主义，因此断不能有再见的机会。而在张竞生的感觉是："多情自古伤离别，更哪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1920年，张竞生自法归来，先是受聘为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校长。张竞生任金山中学校长不到一年，就去职。1921年10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发来，邀请他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在北大期间，张竞生认识了褚问鹃（当时名叫褚松雪）。褚问鹃是浙江嘉兴人，1900年生，九岁入嘉兴宏文馆前的公立女校，十二岁毕业。继入苏州苏苏女校，十六岁毕业。毕业后，经小学同学朱维亚介绍，到浙江永康女校教书。一年后，又改入太仓的毓娄女校教书，后来又到山西云冈女校当教员。不久再到山西阳高主持县立女校的校政，因不向封建势力低头，曾自作主张把庙宇中的菩萨诸神"请"走扩充学堂，激起当地士绅的哗然。据褚问鹃晚年的回忆录《花落春犹在》书中说："我已被闹出了名气，不仅阳高的新派人支持我，大同、天津、北京，甚至远在上海，也有人来信给我鼓励，声言愿为后盾。"而张竞生也给她写信说："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许多无形的偶像宣战。我们既是打偶像的同志，应该做个朋友。" 后来据褚问鹃说，是张竞生（按：在书中则改称黄适）不断地来信，甚至说："北大虽暂时不招收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国学门的主持人和我很熟，可以介绍。希望你写一篇论文寄来，以便推荐。"那年暑假，褚问鹃到了北京，张竞生约好在车站接她。第三天，张竞生带着褚问鹃去见胡适，"胡适之那时正在提倡整理国故，并对古书做翻案文章。他看到我写得那篇以'烽火'代'灯火'的读书心得，曾大为赞赏说：'对国故自应该用科学方法整理，用怀疑的眼光去发掘问题，指出错误，才是正当的做法。'他一个人讲了许多。末了，他希望我多写些翻案文章，一矫古人盲从的陋习。"自此，张竞生成了褚问鹃生活上的导师，褚问鹃渐渐地对张竞生敬重起来，但她也表示不愿和张竞生多接近，以免引起别人的议论。入学三个月后，张竞生向她求婚，褚问鹃回答说："我无才无貌，条件不够。况且我正在求学时代，不想谈这个问题。"以后每隔十天半月，张竞生总要来一次求婚的尝试，但照例被回绝了。直到当年山西的小军阀郑胡子要追踪到北京来"逼婚"，她听从张竞生对她的建议："你总该知道，古代专制皇帝选秀女的时候，许多有女儿的人家，都连夜把女儿送去与人完婚。贵为天子，也不能占人有夫之妇，何况一个小小的军阀？你只有马上和我结了婚，才能使他绝望。此外我也没有其他的退兵之计了。"后来，"婚礼在长老会礼拜堂举行。日子急，远方亲友不及赶来。我方只来了方寄娘母女、赵佩云全家。男方来宾，除胡适外，我都不大认识。" 婚后他们住在什剎海北河沿20号的一座四合院，褚问鹃表示张竞生对她很体贴。"我的婚姻虽不是由于爱情而是迫于环境，但在结婚以后，我也勉力谨修妇职，不使对方失望，总算做到'相敬如宾，琴瑟静好'这八个字。暑假前，我修毕了研究所的学业，得到了证书。我向丈夫道谢，他也谦逊不遑。一年后，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取名真儿（按：即后来在台湾的黄嘉）。" 褚问鹃又说："然而好景不长，北大一直欠薪不发，我的丈夫为了儿子将来的教育费起见，他决计离开北京，想到南方去打出一条生路来。不过我的意思，总以为我已有研究所毕业的资格，可以出去做事，赚钱来贴补家用的，劝他不要脱离北大。但是他说：'你去做事，孩子在老妈子手中一定带不好，经济是我做丈夫的责任，你不要担忧就是。'这时候，有一北大旁听生名叫金×成（按：金满城）的，常来向黄教授借钱。黄教授怜他沦落，也常常周济他。我一见此人，就直觉地感到这个金×成绝非善类……便私下劝我丈夫，不要和这姓金的太接近，恐有后患。但他笑道：'这真所谓妇人之见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年轻人，又何必对他苛求呢？'暑假以后，黄适就带了金×成一同南下，在上海开了一家艺风书店（按：是'美的书店'，褚问鹃为了不让人们一下认出张竞生，故混淆视听），做起出版商来了。" 后来，张竞生将褚问鹃母子从北京接到上海同住，他们住在辣斐德路兴业里19号。褚问鹃说每天中午12点一敲，张竞生就会回家吃午饭。可是这一天，12点半了，不但他人没有回来，连个电话也没有。褚问鹃哄孩子睡着后，马上去弄堂口借打电话，是张竞生接的，他的声音沙哑，很紧张地说："店里出了事，我要迟一点才能够回来，你不要等我吃饭。"直到下午4点，他回来了，头发蓬乱，神情沮丧，颓然坐倒在椅子里，说："金×成卷逃，所有现款完全被他提走，却留了一身的债务给我，我完蛋了！"他说着把头埋在两只手掌里，痛苦地喃喃道："后悔没有听你的话，如今养虎伤身，除开怨恨自己外，还有什么可说呢？" 到上海之后，张竞生与褚问鹃两人之间的感情发生裂痕，中间虽曾一度重修旧好，但最终褚问鹃离开张出走了。于是张竞生在《新文化》月刊第二期上刊登了他们离婚的广告，其中说他们离婚的原因是："（褚问鹃）受一二CP所包围与其CP化的情人所引诱，遂也不知不觉从而CP化耳。"张竞生又在《新文化》月刊上发表了题为《恨》之文，斥褚离他出走。然而褚问鹃的友人则在《语丝》第一百二十四期上发表文章反驳张竞生，说是因为"张竞生热衷于跟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的政客周旋"，才引起褚问鹃的不满而造成感情破裂的。 这下子可好，你张竞生不是倡导"爱情定则"之一是可以"变迁"的吗？当时反对派早就笑道：当心你的老婆吧！果然张氏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活生生吃了一个"请君入瓮"的哑巴亏，却正合于张氏所说一旦"条件""变迁"，"比较"与"变迁"告成，"爱情"就发生变化。张氏虽说于褚氏有恩--助其读书，提携学问，这时却离鸾别凤，劳雁分飞了。张氏谈"定则"，种瓜得瓜，自食其果，成了人家"如何如何"的谈资，使他好不恼火，于是不免将身上残存的男子霸权主义，全盘泄漏，他发表文章"将她屡次对我的假伪欺骗尽情托出，大大骂她一顿"（《十年情场》），这与郁达夫发表《毁家诗纪》一样鲁莽，其实效却是在男权中心下，对恩怨女子的刀笔攻伐。 对张竞生斥骂褚问鹃的《恨》一文，则有周作人大加攻击。周作人指出："我们看了这节横暴的话，会不会想到这是张竞生先生对他三年前恋爱结婚的那位夫人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正是旧日男子的常态。我们只见其中满是旧礼教，不见一丝儿的'新文化'。"张竞生认为周文完全是"恶骂"，难以容忍，就与周作人大打起笔墨官司，后来发展到意气用事，张竞生甚至攻击周作人个人的私德，说他娶日本老婆，为"谄媚倭奴"起见，他在北京住家门前不升中国旗而升日本旗，云云--而事实上周作人出任伪职还是好些年之后的事。张竞生后来在《十年情场》表示："我往后极知自己那时的错误，可说是为情感燃烧到失却全部理性的。"至于周作人，与张交恶之后，也就在文集重版时将原先那篇称赞张竞生极有天才的文章抽去了。 张竞生晚年回忆说，当年褚女士无缘无故，弃孩离他而出走，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于是才导致他写文章大骂她一顿，事后回想觉得该文章实在太过于恶毒，丝毫无留一点宽恕的余地。而这件事对褚问鹃而言，可说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到了晚年执笔写回忆录时，不仅绝口不提张竞生的名字（改以"黄适"代之），还把黄适写成因车祸身亡，最后由她独立抚孤。其心痛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时期，张竞生经人介绍，结识了中山大学的女学生黄冠南。黄冠南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两人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以后便双双回到广东饶平县张竞生的老家，过着乡间生活。根据传记作家杨群及司马安的资料，在广东解放后，张竞生被急召到广州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改造学习。他甚至来不及跟黄冠南告别，只留下字条，说他很快就会回来接他们母子出去团聚。黄冠南默默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担子。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频繁的书信往来，张竞生也会时常寄回点钱来补贴家用。可是一年以后，却突然地断了音讯，快半年了竟然连一个字也不见，这不能不使她忧心如焚。其实，张竞生在南方大学学习的日子里，最忙的只有两件事：一是给黄冠南写信，一是锻炼身体。他的生活很有规律，除了学习之外，就是散步或劳动。每过一个星期便给妻子写一封信。可是这近半年，妻子总来信责怪他，说为什么那么绝情，连信都不写了，这是为什么？张竞生哪知道，他写给黄冠南的信，每封都准确地寄到了饶平，之所以未能送到黄冠南的手中，是被当时乡村的"红色政权"农会截留了。张竞生不属地主恶霸，也非土豪劣绅，更纳不进反革命之列，但截留信件的人目的是明确的。在他们看来，只要能把一个人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里，社会就多一份安宁，像张竞生这样一位在旧中国颇有争议的人物，属不属于阶级敌人呢？他们认为是肯定的，苦于没有证据。于是，便幻想着能从私人信件中找到点蛛丝马迹。信被农会截留了，黄冠南根本无法猜测到他的近况，加上截留信件的这些人不知出于何意，不但截留了张竞生寄来的信及生活费，而且不断编造出"张竞生在广州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之类的消息。从小娇生惯养的黄冠南再也经受不起这些沉重的打击，她在孩子的床边枯坐到鸡鸣，然后木然地走向厨房，插好门，套好绳索，她自杀了。这时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 黄冠南去世一年多后，在广州的张竞生才从友人处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初时他完全不相信，因为几天前他还收到妻子的亲笔信。事后他才明白，这些信都是儿子张超模仿母亲的笔迹写给他的。在南方大学毕业后，张竞生被分配到农业厅工作。除了工作学习，便是买菜、煮饭、照料未成人的孩子。有人风趣地说："哲学博士"成了"家庭博士"。他听了总是凄然一笑。 从此以后，张竞生一直一个人过着孤独的生活。可是这位在二三十年代名震大半个中国、1949年以后也被国家按"高知"优待的学者，终归未能逃脱"文革"的噩运。他被关进了一间黑暗的小屋，没有窗户，终日不见阳光。冬天冷得像冰窟，夏天热得像蒸笼，吃的比猪食还差。但更使张竞生难以忍受的还不是生活上的艰难，而是难以煎熬的寂寞：面壁而坐，不许外出，不许同他人讲话，还要时不时受到造反派的诘问和批斗。 1970年3月到6月，张竞生在饶平榜溪区厂埔村的草屋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四个月。他每天哆哆嗦嗦地从枕头下翻来放去一本笔记，这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写下的著作《哲学系统》，也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本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1970年6月18日早晨，太阳已升起很高，周围淳朴的农民兄弟见这个小草屋还没有动静，打开门，不禁倒抽了一口气：八十二岁高龄的张竞生斜靠在床屏上，半坐半卧，手里还捧着那本没有写完的笔记。他的身体已经冰冷了。他被几位生前不曾相识的人悄悄地埋了，下葬时没有一个亲人在场。曾经是聚讼纷纭的风云人物，在此时悄悄地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