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一年》试读：第一章 英雄城江孜

长空之下，英雄城外，宗山巍峨挺拔。 “阿佳，阿佳，欢迎你到英雄城。来，跟我们喝一杯!” 一个身穿藏袍、剽悍而强壮的男人一手举着玻璃杯，一手向我挥舞不止。 我知道他在叫我，因为“阿佳”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姐姐”。我不由停住脚步。那男子正和七八个同伴坐在树下的藏毯上豪饮，旁边是一堆东倒西歪的啤酒瓶。他脸上那不羁而憨直、热烈又欢快的表情，让我立刻醒悟：我回到了西藏。 “到了英雄城，不喝就不是英雄!来，喝一杯!”他端着酒杯的手指着前面挺拔的宗山。 我也指了指宗山，示意我要去那里。这已是我第九次进藏，所以深知，只要接过这杯盛情难却的酒，就一定得喝下，而且要一直喝下去，一醉方休，可惜我滴酒不沾。 那男子站起身，举着酒杯，朝我大步走来。我这回可做不了英雄，但无处躲闪。放眼望去，赛马场周围绵延开去的空地和树林里，到处都是江孜城和附近村子里的人搭的帐篷，还有从方圆几百里赶来的商贩建起的摊位，从堆成小山的藏北羊毛到香气扑鼻的台湾香肠，各种商品应有尽有。 这里是江孜老城边上的赛马场，江孜一年一度盛大的达玛节马上就要拉开序幕。“达玛”是跑马射箭之意，也是藏族人“过林卡”最好的时候，就是在地势开阔、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地方，搭起帐篷尽情玩乐。藏族人说，过林卡、喝茶、念经是他们最要紧的三件事。阳光灿烂的夏日自然是过林卡的最好光景。 帐篷后、大树下，一对对男女在谈情说爱，不时听到他们欢愉的笑声。他们大胆奔放、旁若无人，让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从他们旁边挤过，朝宗山走去。 宗山不高也不大，但是平地拔起，突兀、险峻。山顶上的城堡依山势而起，层层叠叠，与陡峭的山岩融为一体，白墙红檐，把人们的视线引向碧蓝的苍穹。在蓝天的映衬下，它显得庄严、威武、壮美、神圣，犹如雪山的雄狮，守望着江孜大地。 宗，在藏语中意为“要塞”，也是旧时县政府的称谓，一般在山顶。江孜老城则围绕在宗山脚下，寺庙和民居一起簇拥着宗山，像一个家族簇拥着他们威武的首领。站在江孜城的每一条街巷，都可以抬头看到宗山的雄姿，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到的是不同侧面的巍峨形象，城与山就这样和谐地成为一体。 但是，江孜的宗山不仅仅是江孜人的骄傲。 一九○四年，英国军队从他们的殖民地印度入侵西藏，江孜百姓和军人在宗山上筑起炮台，用土炮、土枪、刀剑、弓箭，甚至放羊用的“古朵”抗击敌人，英勇抵抗长达六月之久。最后，英军炮轰宗山城堡，很多人宁死不降，跳崖自尽，“英雄城”江孜由此得名。电影《红河谷》使江孜人抗英的悲壮故事家喻户晓。宗山和山上的城堡也由此增添了许多英雄气概。 一九九一年夏，我从牛津大学毕业后，第一次来到江孜。那时，江孜城里每一片树林、每一块空地，甚至十字路口，都有人在欢歌畅饮。在远离喧嚣的地方，黄灿灿的油菜花无边无际，犹如金色的海洋，一直延伸到大山深处。绕城而过的年楚河奔腾欢歌，河边绿树成荫，野花竞放，百鸟争鸣。城里的人们似乎也要与欢乐的大自然一赛，他们的歌声让鸟儿胆怯地躲进树丛，他们艳丽的服装在蓝天白云下耀眼夺目。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不饮而醉，醉在热情欢快的人群里，醉在沁人心脾的油菜花香中，醉在美丽如画的古城。那一个夏天，在江孜，我反复问自己：我是在梦游西藏吗? 自从远离家乡独自进北京大学读书，我就渴望着超越日常生活。我开始利用假期，作一些短途的旅行，尔后，越走越远。遥远的边疆风情，绮丽的自然景观，一直让我深深迷恋。 记得我在北大的最后一年，同学们都在讨论着毕业后的去向，不是报效祖国、支援边疆的口号激励了我，也不是支边的优厚待遇吸引了我，而是雪域高原的神秘、壮美和空灵，使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当我把想去西藏工作的想法告诉家人时，却立刻成为众矢之的。我想用援藏的优厚待遇说服他们，说在那里工作几年，可以入党、工资加倍，回来后，工作、分房和晋级都可优先，但我得到的是父亲斩钉截铁的回复：“不知你哪来的这种古怪念头，真是越学越傻。北大毕业，好单位随你挑，去哪里不行，为何偏要去西藏?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 在我父母眼里，西藏就是一片蛮荒之地。“在那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你怎么活?牛粪烧饭，饭还不熟;生病找喇嘛念经，医院还不知是什么样……” 父亲如此这般教训一通，写了满满一页信纸，提醒我进藏的严重后果，警告说，此去非丢掉小命不可。他的一席话确实让我动摇了。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牛津大学，但是对西藏的向往之情依然如故，甚至更加强烈。在牛津，我阅读了大量关于西藏的著作：清代和民国时期涉及西藏的文献， 西方探险家自十八世纪以来的记录， 当然还有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所著《消失的地平线》，此书使得西藏从此成为令西方人魂牵梦萦的香格里拉。与此同时，我开始学习藏语，师从著名已故藏学家迈克?阿里斯。当时，他的妻子，即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姬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软禁于仰光家中。阿里斯多次要求到缅甸探妻，均遭缅甸军政府拒绝。他四处奔走， 呼吁英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他不是为了夫妻团聚，而是为了缅甸人民，因为早在他和昂山素姬于牛津大学相识的时候，就许下承诺：“我永远不会站在你和你的祖国之间。” 每次从外奔走回来，阿里斯就在家里给我和另外几个学生上课。我们从三十个藏语字母开始。宽敞幽暗的客厅里悬挂着巨幅唐卡，上面是藏传佛教保护神，桌子上摆放着阿里斯爱妻的照片，她面容清秀美丽，明亮的双眸流露出一腔柔情。我看着阿里斯忧伤的面容，并没将心思放在他教的藏语词句上，而是在思考他的命运。我曾经读过昂山素姬写给他的情书中的一段话：“有时候，我很害怕在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大环境和国家命运会使我们分开。但这些忧虑实在微不足道：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相爱并珍惜对方，相信爱和慈悲最终会战胜一切。”如果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命运是多么残酷!一九九一年，昂山素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直到八年后，阿里斯因癌症去世，他们夫妻竟未能再见一面。深爱之人阴阳永诀，人生还有更痛之悲吗? 在阿里斯的影响下，我选择了西藏作为研究的方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从一个世纪的卷宗中，我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英国曾秘密支持西###立，并通过印度向西藏当局提供武器，远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活跃，这和英国政府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截然不同。 牛津大学一毕业，我就开始了西藏之旅。在这一片雪域，我看到了广袤空旷、超凡脱俗的高原。旅行指南说，西藏接近天堂，我想说，西藏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天堂。在这里，自然、人类和他们的信仰和谐共存。我总在寻找西藏令我心醉神迷的原因，是因为我生长的环境——无论是家、学校、宿舍和单位——永远那么拥挤和嘈杂?是因为在商品大潮中产生的精神迷失和困惑?还是像那些纷至沓来的冒险家和探险者一样，也在寻找也许只存于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得而知，只是一次次回到西藏，在那广袤的高原，路走得越来越长，待的时间越来越久。 但是，这一次将是我西藏之行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因为我要用一年的时间，记录普通藏族同胞的生活。每一次西藏之行，每一座神山，每一湖圣水， 每一回节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每一次交流，都让我更深刻地感受到西藏文化的独特和厚重。尤其是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格勒博士一起深入藏区考察的时候，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格勒从一个农奴的儿子，成长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和第一位藏族博士，成长为国际知名的藏学家。他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我们相识并成为好朋友。从我们十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注，并不只希望停留在著书立说上，还希望借助大众传媒的优势，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 从牛津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英国从事电视制作，致力让世界了解中国。我导演的首部纪录片《半边天》，讲述了一家四代中国妇女的命运。此片于一九九五年北京举行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在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同时播出，并获得当年“环球南北电视大奖”最佳纪录片奖。《百年叱咤风云录》是BBC制作的规模最大的电视系列片，十几个导演，长达二十六个小时的长篇巨作，生动地展现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我有幸成为创作队伍中的一员。此外，我参与制作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大型专题片《1421年，中国发现了世界》《秦始皇》《长城》《魅力中国》和《中国学校》也在西方引起普遍关注。 格勒博士很早就鼓励我做一部西藏的纪录片。为了获得拍摄灵感，我曾跟随格勒博士的课题组，从成都驱车向西，翻越二郎山、雀儿山，跨过金沙江，到达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一路上，我们在金色的麦地里和朴素的藏族农民聊天，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与挥鞭放牧的牧民相遇。让我永难忘记的是江孜大金寺的向巴活佛。他专门派人支起一顶宽敞明亮的帐篷迎接我们，和我们整整谈了两个小时，给我带来的灵感和创作欲望实在难以估量。 但我仍然犹豫不决，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理解，更谈不上准确地表达和传递这古老、神秘、独特的文明。记得我第二次进藏时，在离拉萨不远的一座尼姑庵里住了一周。每天我都看到一个尼姑在庵门口摇一个硕大的转经筒，从早到晚，从不间断。离开的那天早晨，我终于鼓足勇气问她许了什么愿。一般藏族人会在转经筒内放一张纸条，记下自己的愿望。 “下辈子做个男人。”小尼姑毫不迟疑地说。 “然后呢?”我问她。 “再下辈子做个喇嘛。” “之后呢?” “也许经过很多次轮回，我就能解脱了。” 我们两人年纪相仿，但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对她的世界，我可以说一无所知。这样的经历在我后来的西藏之行中并不少见，我每每无从作出判断，想拍片子的想法也就愈发渺茫。无论查阅多少资料，阅读多少专著，也不能让我鼓起足够的勇气。我所能做的，就是静静地观察、思索、学习。 然而，二○○五年的西藏之行彻底震撼了我。因为事务缠身，之前我已经两三年没有进藏，拉萨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原先，布达拉宫前面只有些零乱的藏式民居，住的都是为布达拉宫服务的“雪居民”①。广场地面的石头年久磨损，坑坑洼洼。只有在清晨，袅袅炊烟笼罩着高低错落的雪村，和红山上雄伟的布达拉宫遥相呼应，令这座宫殿无比壮美，宛如人间天堂。而现在，很多雪居民都搬迁了，布达拉宫的广场也扩建成一个宽阔气派的城市广场，道路宽广笔直，车水马龙，夜晚则灯火通明、五彩缤纷。布达拉宫堪称拉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西藏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拉萨。在去江孜的长途汽车上，我路过一座座县城。往日简陋的县政府大楼，被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取代。烈日下，雪白的瓷砖耀眼夺目，几乎令我无法睁眼。因为新修了柏油马路，原来从拉萨到江孜需七八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五个小时。 车到江孜长途汽车站，我简直不知身在何处。车站前面是崭新平坦的英雄路——江孜最主要的商业街。街道两旁，店铺一家挨一家：豪华浴室、溢碗面、东乡手抓肉、老李烤肉、江西超市、大拇指网吧、夫妻肺片、曹操饺子王、金苹果干洗店、圣佛诊所等。江孜农贸市场和工商合作社也在这条路上。旅游车、越野车、出租车、电动三轮、人力三轮、农民进城的马车，熙来攘往，好不热闹。要不是远处标志性的宗山，我还以为走错了地方。沿英雄路走到头，就是宗山脚下上海援建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高大的江孜宗山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旁边的黄色琉璃瓦凉亭和一潭碧水，似乎是参考上海的某个公园。到此之前算是江孜的新城。江孜城新旧分明， 再往南往西走，就是我熟悉的江孜老城。 “多亏县里没钱，没法改造老城。”白居寺外一个开旅游商店的老板告诉我，“这一放就是好多年，我们的英雄城就这样被保护下来。” 新旧交替，这是自然规律，但是最触动我的，还是藏族人的变化。以前在西藏旅行时，我习惯于在颠簸的长途车上听人聊天、念经、摇转经筒， 现在，车前方安装了闭路电视，左右各一个。左面播放的是印度宝莱坞的肚皮舞：性感女人，丰乳细腰，边唱边跳，观众一个个伸着舌头，目瞪口呆。右边播放的是香港的武打片：江湖侠客，刀光剑影，血肉横飞，人们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惊叹。有的孩子还模仿荧屏上的“武林高手”，嘴里发出“嗨、嗨、嗨”的打斗声。我坐在一角，闭着眼睛，心里问：我是在西藏吗?短短几年的变化让人震惊不已。 就是这次的西藏之行，让我下定决心拍一部纪录片，虽然我没有能力把握西藏的过去，但我可以记录它的今天，用人类学的方法，潜下心来做一部反映普通藏族同胞一年四季生活的影片。当我向格勒博士提出我的想法时，立即得到他的热烈响应和倾力帮助。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西藏地广人稀，我们到底在哪儿拍摄?格勒几乎走遍了西藏，我也去过很多地方，但我们俩不约而同选择了江孜。除了圣城拉萨，江孜可以说是西藏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和改造的热潮并没有冲击到宗山脚下的江孜古城区。或是改建的负担，或是保护的需要，总之，这座有六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幸存下来，为我们的拍摄提供了最佳背景。 没去西藏之前，我有一种错觉，以为青藏高原上多是无边无际的草原，孤独的牧民信马由缰，牧马四方，但实际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藏族人生活在农业种植区。江孜乃西藏第三大城镇，人口也只有七八千。老城街上最多的是牛羊，吃喝拉撒睡旁若无人。城里三条主道的尽头就是耕地，田畴井然，城镇周围则分布着许许多多古老的村庄。用格勒博士的话说：“村庄、寺院、城镇三点一线，这就是西藏。”我们拍摄的江孜人就是普通藏族人的缩影。 江孜，藏语中的意思是“胜利顶峰，法王府顶”，这片富饶的土地确实造就了诸多英雄。据说，当年藏王松赞干布的父亲降服了统治此地的古老部落，然而使江孜扬名西藏的，却是夏卡瓦家族。几百年来，他们跃马纵横，驰骋在以拉萨为首的前藏和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之间的富庶之地。一四一三年江孜法王绕丹贡桑邀请一世班禅大师克珠杰到江孜，共同主持修建白居寺，召请西藏各地著名的金银匠、泥塑工匠和木匠，并专门从尼泊尔请来铜铁匠，前后历经十八年，一座集宗教和艺术于一身的宏伟巨大的寺院建筑群矗立在了年楚河边。白居寺的藏语简称是“班廓德庆”，意为“吉祥轮大乐寺”。 时至今日，在白居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吉祥多门塔，它是白居寺的标志性建筑。在高达四十二米的塔内，有七十七间佛殿，里面的壁画因为绘制了大量的佛像，被人们尊称为“十万佛塔”。壁画上的佛、菩萨和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的造型庄重典雅、简洁流畅、层次分明、色彩鲜亮，其技法娴熟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置身其间，佛菩萨慈祥的面容、关爱的神情，把虔诚的朝拜者一下子就带入了清澈明亮、纤尘不染的超然境界。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对江孜白居寺更是情有独钟：“江孜白居寺壁画也许是我们知道的藏族艺术家们自己创作的最重要的艺术杰作，特点鲜明，前所未有。” 法国藏学家海瑟?葛尔美博士对壁画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藏族艺术家们创造的前所未有的、最为重要的纪念碑式杰作” 。 此外，由于地处通往印度北部的路上，还是前藏和后藏的门户，江孜自然成为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西藏高原的一方重镇。清朝乾隆年间，驻藏大臣巡边时亲临江孜，并在宗山留下至今保存完好的碑文。一九○四年，荣赫鹏率领英军血洗江孜后，英国人在此地建立了第一个邮政和电报服务所。他们还试图让江孜的贵族子弟学习英文，培养对大英帝国的情感，西藏的第一所英文学校就此在江孜诞生。然而，长期封闭和一向排外的传统，最终使这所藏区唯一的外国学校很快关门。不过， 江孜的贵族确实从此学到了不少英国人的习惯：饮奶茶，喝咖啡，吃薄荷羊排，戴劳力士表，踢足球。时至今日，江孜老百姓最喜欢的糕点之中，就有英国人喝下午茶时吃的苏打甜饼，而英语里的点球、角球、越位等足球术语，更是江孜球迷的口头禅。 江孜历来就是西藏的窗口，但是不管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这座英雄古城都有喜马拉雅山作为它永远的屏障。 每次置身江孜，我都流连忘返。这一次，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它、观察它、发现它、认识它、记录它。 每次来江孜，我都有一个愿望：在宗山脚下找一处住所。但每次我都黯然离开，因为所有的宾馆、饭店、旅社都在新城。这一次，我说什么都要在老城里为摄制组租一处传统的民房。 在找到理想的民居之前，我选择的建藏饭店倒也让我有了意外的收获。我被一本颇受旅行者欢迎的英语导游书《孤独的星球》中对建藏饭店的介绍吸引：“老板是一个会说英语的藏族人，这家饭店被我们评为江孜最好的家庭旅馆。” 在建藏饭店住下来的第一天，我就决定让老板建藏成为我们影片中的人物。他个头不高，身体结实，一双机灵的眼睛转一转就有新点子。他原本是江孜人民医院的医生，是县里第一个辞去公职的人。二○○○年，即青藏铁路开工之时，他瞄准了旅游的前景，用开诊所赚的钱盖起了江孜城第一家家庭旅馆。建藏饭店干净整洁，员工身穿制服，尽职尽责、细心周到。凭着《孤独的星球》的推荐，建藏不会缺少客人，我们的片子肯定也会不乏素材。 达玛节开幕的那天早晨，我从自己房里出来，只见饭店前厅人来人往，一派繁忙景象，建藏则忙得不亦乐乎。他一看到我就问：“孙老师，拔河用英语怎么说?我要向客人们介绍达玛节的活动。” “Tug-of-war.”(扯拽之战)我告诉他。 “真有意思。拔河本应是乐趣，而不是打仗啊!”建藏笑着对我说。每天，我教他英语，他则教我藏语，已成默契。建藏认真地反复念“Tug-of-war”时，一辆越野车开进院子里。建藏站起身。“希望他们订了房间，不然我得把他们赶走，现在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他说话的时候，一脸得意的微笑。 一位坐在大厅对面沙发上、身穿传统黑藏袍的老妇人向我走来。 “我来帮你。”她说。她看着我笔记本上用英文拼写的藏语单词说：“你为什么不用藏语写呢?” 我说我只想学口语，以便能尽快和人交流。 “你这么聪明的姑娘，读和写都能学会。要扎扎实实地学，来，我教你怎么写。”她拿过我的笔和本子，开始写藏语的三十个字母。她的手稳健有力，字迹非常清晰，有如乐谱上的音符。 我惊讶地抬起头，望着她那张苍老的面容，一根皮筋绑着脑后的老花镜，她这个年纪能识字的藏族妇女实在罕见。她到底是谁? 建藏从院子里回来，用英语对我说：“No booking， sorry， no room.”(没有预定，抱歉，没有房间)然后又用中文问：“我说得对吗?”突然，他停下来，指着我身边的老妇人，“你们摄制组应该拍我母亲，她有一肚子的故事，而且聪明过人。就是她坚持让我学英语。我向你保证，你找不到比我母亲更好的藏语老师了。”我就是这样认识嫫啦的。“嫫啦”在藏语中意思是“老奶奶”，我眼前的这位老人是一位像寓言家一样的嫫啦。 第二天的达玛节是江孜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人们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开展体育竞技、商业交换和歌舞娱乐，要在这几天里驱走积压了一年的孤独与寂寞。所以有人说，如果把高原的生活比作流动的河，那么节日就是河流上的飞瀑。 不知道是否因为组织得太具体，达玛节的开幕式比我记忆中即兴的欢乐要严肃有序得多。主席台一侧，百姓们穿着整齐，很有秩序地坐在砖和水泥砌起的观众台上有节制地说笑。仪式开始，江孜中学的学生、白居寺的喇嘛、江孜城的居民和十八个乡的农民，身穿节日盛装，组成方队，和着《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嘹亮乐曲，步伐整齐地从主席台前走过。我不由想起一九八四年我上大学时参加的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式。几个月都在进行中规中矩的正步练习，最后在天安门城楼前被我们全部抛开，我们跑着、跳着、唱着，突然打开了“小平，您好”的横幅，让全国乃至世界震惊。那一年国庆的欢乐，让我永世难忘。 我站在离主席台很远的人群中，身边是几个外国游客，他们大声鼓掌，拼命拍照，高声讨论为什么喇嘛们走得不像其他人那样整齐，他们将会参加什么比赛项目，是不是只为了摆摆样子。我很想告诉他们，达玛节其实原本就是一个宗教节日， 是为白居寺竣工而举行的庆典仪式的延续。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十五世纪初，江孜法王绕丹贡桑为祭祀祖宗，请白居寺的喇嘛作法念经，跳神展佛，后来才增添了赛马、射箭、藏戏等娱乐活动。白居寺的住持和江孜县的宗本——也就是旧时的县长，主持整个活动。佛、法、僧是佛教三宝。在西藏，很难想象没有他们的节日，那简直就像天上没有太阳。就在几年前，达玛节还是在佛陀诞生的藏历四月的法事活动后举行。 我就是在江孜佛诞节的庆典活动上第一次看到次成喇嘛的。他身体粗壮、面庞黝黑、不苟言笑，是白居寺民管会的副主任，负责整个佛诞节的念经、跳神、火供、坛城和展佛等一系列法事的安排。仪式的神圣庄严和次成喇嘛的认真负责，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西藏，寺庙不仅是僧人修行解脱之所、信众朝拜供奉之地，也是藏文化和精神积淀的宝库。走遍西藏，最早的桑耶寺、拉萨的三大寺，后藏的萨迦寺、扎什伦布寺，藏南的楚布寺，珠穆朗玛峰脚下的绒布寺，每一个寺庙无不如此。江孜白居寺自然是我们影片的灵魂。我期待着次成喇嘛带我们走近这个神秘的喇嘛王国。 不过我想，今天的达玛节可能是次成喇嘛最轻松的一天，也是爱热闹的年轻僧人次平最喜欢的一天。 次平是我选中的另一位僧人。当初，为了反映藏传佛教的发展和延续，我还想挑选一名年轻的僧人，次成喇嘛便把他自己做的白居寺所有僧人的相册拿给我看，并一一介绍。 当他翻到次平的时候，我顿时眼睛一亮。照片上的次平还是一个孩子，脸上荡漾着天真、顽皮的笑容。就是他这一笑，让我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们会很喜欢次平。”次成喇嘛看着我说，“他刚进寺庙两年多，是白居寺最小的僧人，他的师父顿珠是白居寺的一个老喇嘛。” 藏传佛教的传承是通过师徒，在徒弟心中，上师的地位甚至可以与佛陀等同，因为人们相信，没有上师的引导，就无法认识佛。上师以心传心，把佛陀的智慧以巧善而有效的修行方式传给徒弟。 藏族人有这样一个说法：“没有上师之前，连佛的名字都没有。”佛陀曾告诉他的弟子：“在已经觉悟的一切诸佛中，没有一位不是依赖上师而证悟的。”这就是为什么藏族人对上师、活佛虔诚无比。能用刚出家的小僧人次平向师父学佛的过程，生动地展示藏传佛教的传承，并让观众跟着小次平一起了解佛教，对我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学佛的过程漫长而艰辛，师父最为担心的，是次平能否把持住自己的心，在修行的路上能走多久。 由市民、僧人、学生和十八个乡的农民组成的方队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接下来是令人兴奋的马术表演。骑手们骑着不配鞍的剽悍骏马，风驰电掣，争雄斗胆，一会儿骑马射箭，一会儿挥刀舞剑，一个不落地斩断成排的木桩。这些骑手都来自西藏自治区的表演队，江孜十八乡的代表则只能策马扬鞭跑上几圈。但是当地人相信，这一匹匹呼啸而过的骏马能把他们一年的厄运全部带走。 我觉得更有趣的是牦牛赛。我从未想到笨重的牦牛可以跑得如此之快，简直像是越野车赛，充满力量，野性十足，藏族人的不羁、剽悍、勇武、憨直，在此时此地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十八个乡的拔河比赛更有特色。两个粗壮的汉子，背对背站着，绳子套在脖子上，然后从胯下穿过，目标就是要把对方拉倒。但是他们个个看起来强似牦牛，好像永远都不会被对方打败。 热闹的达玛节转眼就结束了，江孜城一下子静了下来，空荡荡的街道上还残留着昨日欢庆的痕迹，满地都是塑料袋、破报纸、一次性筷子和外卖餐盒，清洁工人忙碌着一车一车地运垃圾。建藏饭店里观看达玛节的游客也陆续结账离开。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建藏连忙叫服务员给我倒茶。他问我们摄制组其他成员什么时候到，这样好提前给我们准备好房间。“我的饭店可要预定啊。”建藏半开玩笑地说。住在建藏饭店当然很舒服，但是我们摄制组有十个人，加上很多设备，而且要住一年。“当然，如果建藏饭店赞助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我笑着对建藏说。 精明的建藏一拍脑门，“我有个主意，我弟弟家的房子是新盖的，你们可以去看看。” 我很想帮助建藏的弟弟，但是那房子太小，后来我又看了几处，都不太理想。一天，我和摄制组的成员到城里拉则居委会，想从他们那里了解情况，顺便也打听一下附近是否有民居可租赁。居委会就在赛马场的旁边，江孜一中的后面，是一所非常宽敞的传统民居，整个院落正对着宗山。我刚一进院就和摄制组的人说，我们要是住在这里多好啊!可是这是居委会办公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别白日做梦了。 没想到，我们说起租房的时候，居委会主任爽快地说：“还找什么?你们可以住在这里。”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们可以回家办公。” 主任认真地说，“租金可以给我们居委会做工作经费。” 当我向他表示感谢时，他马上说：“我带你们去看看房子。”说着，他拉起我们就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说：“你们住在这里很方便，这本来就是一所民房，几年前我们居委会挑选新的办公地点，我就选中这里，多好的地方!” 这确实是一所典型的藏式民居：宽敞的院落有篮球场那么大，地上长满茂密的青草，院中种着十几棵错落有致的小白杨。从边上的台阶上去，是一个宽敞的阳台。正面乃是经堂，是这里最大的房间，足有五十平方米，除了到寺庙烧香、拜佛、转经，很多藏族家庭也请喇嘛到家里念消灾祈福经，经堂就是作此用的。阳台右边是两间卧房，左边是一间卧房一间厨房。藏族人的厨房，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厨房，房间宽敞明亮，除了做饭之外，吃饭、聊天、接待客人、睡觉，都在这里。这里也成了我今后一年里办公和睡觉的地方。 我们把所有的房间都看完后，书记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们说：“对不起，我们这里还没有接上自来水，用水要到外面去打，你们可能会不习惯。” 在回建藏饭店的路上，我确实有点犹豫。十个人吃饭、洗漱所需用水全要靠三轮车拉，洗澡要到街上的公共浴室，厕所在房子后面，虽说有五间卧室，其中两间还要储存居委会的办公用品、档案、牛粪和柴火，还不如城里一般居民的条件。在这里生活一年，我能承受，但是摄制组其他成员是否会觉得太艰苦? 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真正融入到百姓之中，在拉则居委会住下来后，更多的优势逐步显现。很多居民以为这里还是居委会，时不时地推门而入，看到我们这些陌生的面孔，他们好奇地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有些人甚至把他们要找居委会反映的事情讲给我们听。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造访，总是非常热情地招待他们，所以有些居民没事也愿意到我们这里坐坐。就是在和他们的交流中， 我们加深了对他们以及拍摄对象的理解，掌握了种种拍摄线索，也从中汲取了许多创作灵感。 住的地方不用操心了，我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寻找拍摄对象的工作。除了白居寺的两个僧人和建藏饭店的老板，我希望在江孜城里再找两个。几周下来，我每天在街上散步时最经常看到的两种人引起了我的兴趣。一是盖房子的藏族包工队，一是蹬三轮车的小伙子。 江孜城也像内地一样，被一股小小的房地产热浪冲击，不过居民多是用传统材料修建藏式民居，雕梁画柱，坚固得像城堡。建筑是囊括藏族传统文化“五明”之一的工巧明，其他四明是语言文字即声明，医药学即医方明，逻辑思维即因明，以及讲佛学佛的内明。建筑也承载着藏民族根深蒂固的习俗，例如在西藏农村，房子前面不能只有一棵树，因为它孤零零地随风摇摆，会把主人的希望摇没了。一个藏族包工头，不仅是藏族经济也是文化的载体，更何况工程、工期、工人、工资等一系列事情，定会给我们的片子带来丰富的内容。 对于电视纪录片，人物是主角和灵魂。我们需要一个理想的包工头。我注意到，我去的几家工地都是一个叫仁青的包工头承包的。“他是江孜最好的包工头。”人们异口同声地对我说。 一天，我终于在工地上遇到了这位声名赫赫的仁青。这是一个高大魁梧的男子，尽管头戴一顶西部牛仔式的毡帽，脸晒得黝黑，指挥工人干活时干净利落，但说话的时候，却满脸羞涩，还不时吐舌头，谦卑得很。 仁青乐意加入我们的拍摄，我只是担心他是否过于腼腆，会有碍表达，但是拍摄不久，我就发现我的顾虑纯属多余。仁青精明、干练、勤奋、质朴，而且雄心勃勃。 而如今，这个连小学都没有上完的包工头，将面临事业上最大的一次挑战;同时，他那服刑十年的儿子就要回来了。 仁青的事定了下来，我们在江孜城里寻找的最后一个拍摄对象却成了难题：没有一个拉三轮车的愿意上镜头。我每天出门，都要故意坐三轮绕城好几圈，但都得到同样的答案：“穷又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干吗还让别人看笑话?” 最后我把寻找三轮车夫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的摄影助理罗丹。他是组里最年轻的成员，十二岁离家之后，在北京一待就是十年，先是在北京西藏中学上学，后来考上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罗丹原本想留在北京闯荡一番，但孝顺的他听从了父母的意见，回到西藏，被分配到江孜县宣传部工作。我们急需像他这样汉藏语都好，又熟悉电视行业的专业人员，于是请求江孜县委把他借调到我们摄制组。 罗丹马上行动起来，但是每天都失望而归。“没想到这么难。一天坐十几趟三轮，屁股都快起茧了。” 作为江孜政府的一员，罗丹自然去找过民政部门，但推荐一个劳动模范容易，找一个拉三轮的却有些困难，罗丹不得不自己满大街去找。 一天，我接到罗丹打来的电话，语气兴奋。“孙导，我终于找到一个，成不成，就看你能不能帮忙说服他!” 我连忙赶到街上，从远处就看到罗丹正在给一个小伙子点烟。那小伙子脸庞消瘦，衣衫不整，一只脚搭在车轮子上，似乎随时都有走的意思。我走上前去。罗丹说：“这是拉巴，他很能讲，但不太愿意出镜。” “就是，”拉巴轻声说，“我们很穷，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你们付我工钱吗?能帮我找份工作吗?” 还没等我回答，他又说，“那边有生意，对不起，我走了。” 看着远去的拉巴，我心里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喜欢这个小伙子的坦率，也喜欢他倔强的性格。问题是如何说服他。罗丹以他长期在县委工作的经验，出了一个主意，请拉巴家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帮助我们做动员工作，没想到事与愿违。 “你凭什么跑到我家来?”拉巴大声对那个干部嚷嚷，“嘴上说得好听，心里根本没有我们。这时候倒有脸到我家来!”街道干部被拉巴骂了出来，我们也灰溜溜离开了。 但是，我比拉巴还倔，我觉得三轮车夫的角色非他莫属。我从罗丹口中得知拉巴喜欢喝酒，就告诉摄制组成员，不论谁在街上碰上他，一定请他到我们住处做客。拉巴也不客气，一请就到，甚至不请自来，最后成了我们的常客。但他一直没有提到参加我们的拍摄。我也不着急，常常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还征求他的意见。终于有一天，他到我们这里吃饭，几杯酒之后，拉巴看着我，站起来，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孙导，我决定参加你们的拍摄，我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吃饭、喝酒，我一直在观察你们。你们尊重我，看得起我，我也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我这个人毛病挺多，将来有哪里做得不好，请你们多包涵。” 拉巴给我们带来了最曲折最感人的故事。 江孜城里的拍摄对象确定后，我们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江孜县有十八个乡，两百多个村子，我们应该选哪个村呢? 一天早晨，我和边巴一边喝茶，一边商量。 “要不，我们请个法师算算，看看我们应该在哪儿找?这样就省得跑冤枉路。” 边巴对我说，“在西藏的农村，男人找老婆就是先让法师按照他们的生辰八字算一卦，看老婆从哪个方位来才不克男人。法师一旦决定一个方位，别的地方的女人就都不能考虑了。我们要做的可比找媳妇重要得多!” 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有时候我不知道边巴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我发自内心感激格勒博士从西藏社科院给我们借来边巴，他负责协调我们在村子里的拍摄，这是最辛苦也最困难的一项工作，只有他能胜任。边巴精通藏语和汉语，每天工作之余听他讲藏族笑话、民间传说、风土人情或者是佛经典故是我最轻松的时候，也是最好的学习机会。不光是我有这样的感受，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过去十几年多次深入西藏实地考察，边巴也是他不可或缺的助手。但是，边巴从来不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他常常对我说：“干吗那么认真呢?你们累，我也累。大家都快乐点多好。笑笑，笑一笑十年少。” “我早已经算好了，”我笑着告诉边巴，“就在离江孜城二十八公里的卡麦乡。” 边巴惊讶地看着我，一脸敬佩之色。 其实我的理由非常简单：已经确定的拍摄对象建藏和仁青都来自卡麦乡。如果农村的拍摄对象也在卡麦乡，这样人物就相对集中，便于拍摄，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捕捉突发事件。另外，同出一乡，人物之间可能有某种关联，也会产生很多故事。 “看来你比法师还厉害。”边巴开玩笑说。 几天后，边巴兴冲冲地从卡麦乡回来，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的尘土，便大声宣布：“孙导，你可一定要好好地犒劳我，我不但给你找到了医生，此去还一举两得。你不是说片子里一定要有一个基层干部吗?我觉得卡麦乡的妇女主任再合适不过了。” 我首先想在卡麦乡找一个乡村医生，因为我第一次到西藏下乡的时候，突然生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后找到一个乡卫生所，一见给我看病的医生，病就好了一半。他穿了一件几乎和做饭时系的围裙颜色差不多的白大褂，所用医疗设备也极其简陋。我要了两片药，找了个借口一溜烟跑掉。十几年过去了，西藏的医疗卫生条件一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驱车前往卡麦乡。在通往日喀则的干道上开了不到二十分钟，即右转进入卡卡山谷。夏天的河谷里充满生机。田野里的小麦和青稞随风泛波，一片片黄灿灿的油菜花穿插其间，村庄里的白色民居仿若天上的云彩映在了地上，与远处巍巍高峰上的积雪遥相呼应，点染成一幅油画中最明丽的亮色。这是一年里最好的季节，目光所及让人心旷神怡。在这个季节开始拍摄，我们的身体也非常适应，没有高原反应，精力充沛，热情高涨。虽然乡间土路磕磕绊绊，道路却笔直地通向远方，最后消失在山尽头湛蓝的天空下。路上偶尔有马车拉着妇女和孩子，纷纷向我们招手。蹚过一条水流并不湍急的小河，就进入了卡麦乡。此处一派休闲的田园景象，真是再好不过的拍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