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与教授》试读：附录：休谟自述（《我的一生》）

▌大卫·休谟自述：我的一生 任何人在讲述自己的过往时，如果言词过于冗长，就难免掺杂进虚荣心，所以我的自传尽量长话短说。也许有人会质疑，我这话纯粹就是装模作样，因为撰写自传本身就是一种虚荣。那我只能说，我的自传中除了记述我的文字生涯之外，几乎别无其他。的确如此，文学追求和写作事业几乎占据了我人生的全部。尽管我大部分作品一开始的反响，根本不足以成为虚荣的理由。 旧历1711年4月26日我在爱丁堡出生。我父亲和母亲的家世都很优越。我父亲的家庭是休谟伯爵（Earl of Home 或 Earl of Hume）家族的一个分支，我的祖先拥有大片土地财产。在经历了几代人之后，现在我兄长继承了那些土地。我母亲是苏格兰最高法院院长大卫·福尔克纳爵士（Sir David Falconer）的女儿，她的兄弟继承了哈尔克顿勋爵（Lord Halkerton）的名号。 不过，我的家境并不富裕，加之我是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按照本地的传统，我继承的遗产数量很少。我父亲算是个有才干的人，在我还是个婴儿时，他就去世了。我母亲不得不独自抚养哥哥、姐姐，还有我。我母亲是一位德行高尚的女性，虽年轻美丽，却将全部身心放在教养我们上。我顺利通过了学校教育中的普通课程。我自幼酷爱文学，这成为我一生幸福的不竭源泉。我好学、沉静而勤勉，这让我的家人以为法律是最适合我的职业。但是，除了对哲学和一般性知识的钻研之外，我对其他事情都提不起兴致。当他们以为我在研究伏特和维纽斯这些法学家的著作时，其实我正沉醉于西塞罗和维吉尔。 我微薄的家资实难满足这样的人生规划，健康也因用功过度而出现了问题，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说迫不得已）去尝试更加积极主动和充满活力的生活状态。1734年，我曾带着几封介绍信去布里斯托尔投奔几位事业有成的商人。几个月之后，我就发现这种生活并不适合我。于是，我到了法兰西，准备退隐乡间从事我热爱的研究。正是在这里，我制定了一生的计划，并坚持不懈地成功实现了这一计划。那时，由于手头不宽裕，我不得不节俭度日，以便维持我独立的生活。除了提升自己的文学水平之外，一切在我眼里都不值一提。 在法国隐居期间，我起初住在兰斯，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安茹（Anjou）地区的拉弗莱什。在这期间，我完成了《人性论》。在乡间过了三年舒适的日子之后，我在1737年来到伦敦。1738年末，《人性论》出版发行。之后，我立即去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兄长。他一直住在乡下的房子里，经由他明智而勤勉的努力，财富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没有任何书写的尝试，会比我的《人性论》更不幸。它一印出来就死了，没来得及让任何人品评，甚至在狂热者中也没有引起一丝波澜。对于我乐观愉快的天性来说，这点打击不算是什么，我很快就在乡间恢复了常态，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研究。1742年，我的《随笔》的第一部分在爱丁堡印刷发售，这些作品一经上市即获好评，这让我完全忘记了曾经的挫折失意。这段时间，我一直和母亲、兄长住在乡间，因为年少时忽略了希腊文的学习，因此我也开始温习希腊文。 1745年，我收到安南代尔侯爵的书信，他邀请我到英格兰和他同住。后来我了解到，这位贵族青年的心理和健康状况很差，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希望我来照顾和指导这位贵族青年。我和他同住了12个月，这份工作让我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此后，圣克莱尔将军又邀请我担任他的秘书，随远征军一起出征。远征军原本打算去征伐加拿大，结果攻打到法国海岸就结束了。第二年，也就是1747年，圣克莱尔将军再次召唤我，任出使维也纳和都灵宫廷的军事使团的秘书。我穿上武官制服，以副官的身份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同去的还有哈里·厄金斯爵士（Sir Harry Erskine），和陆军上尉格兰特（Captain Grant），现在的格兰特将军。那两年，我的研究事业不得不中断，那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中断。那段日子我过得安然舒适，在上流社会中如沐春风。这份职务薪资颇厚，加之生活节俭，我存下了一大笔钱，足以实现我所谓的财务独立——我每次这样说时，多数朋友都会莞尔一笑。说得直接点，我手里差不多有1 000英镑。 我一直期望《人性论》可以斩获成功。我猜测失败的原因可能是文风不当，而非意见不妥，而且当时出书的确有些仓促鲁莽。于是我将《人性论》的第一部分改写为《人类理解研究》。这本书是我在都灵的时候出版的，但是出版后仍然差强人意。从意大利回来后，米德尔顿博士（Dr. Middleton）的《自由研究》（Free Enquiry）正在英国掀起狂潮，所有人都在热烈地讨论这部著作，而我的作品却完全被忽视，这让我感到有些灰心丧气。我的《道德和政治随笔》，在伦敦又发行了新版，但结果并不比上次好多少。 感谢我积极乐观的天性，这些失意对我的影响稍纵即逝。1749年，我的母亲已经去世了，我回到乡下和我兄长同住了两年。在这里，我完成了《随笔》的第二部分，书名定为《政治论衡》；此外，我还将《人性论》的另一部分改写成了《道德原则研究》。与此同时，我的书商A.米勒告诉我，除了《人性论》之外，我先前出版的那些著作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销量与日俱增，再版势在必 行。一年之内，尊敬的牧师和教士们写了两三篇对我作品的回应文章。根据沃伯顿博士对我的抨击来判断，这部书引起了上流社会的广泛关注。我曾经下定决心绝不回复任何人的责难，而且也打算将这种决心坚持到底。得益于我沉静和缓的性格，我始终游离于文字争论之外。种种迹象表明，我正声名鹊起，这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士气。就我的天性而言，我也总是看事情乐观的一面，而不去看悲观的那一面。我想，这种心态带给人的幸福，要比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更甚。 1751年，我从乡下搬回城里，这里才是文人真正的舞台。1752年，我曾一度居住在爱丁堡，在那里出版了《政治论衡》。这部书在国内外广受好评。在我所有的著作中，这是唯一的一部出版伊始即受到热烈欢迎的著作。同年，我在伦敦出版了《道德原则研究》。在我看来（虽然这不应该由我来评判），在我所有的著作中，不论是史学著作，还是哲学或文学著作，这部著作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这部书出版后却少人问津，悄无声息地沉落世间。 1752年，我被任命为爱丁堡律师公会的图书馆管理员，这份清差薪俸不足挂齿，却让我坐拥一座图书馆。于是我计划着手撰写《英国史》。一想到要叙述一段长达1700年的历史，我的确有些犹豫不决。最终我决定从斯图亚特王朝继位入手，那正是各种宗教和政治争端风起云涌的时候。我承认，我当时对此书寄予厚望。在那个时代，我以为我是唯一敢于无视权势、利益、当局权威和社会上无处不在的偏见的历史学家，而任何人可能都会对历史话题感兴趣，所以我乐观地期待得到相当的赞赏。可是，结果却事与愿违，这部著作饱受责备、非难，甚至憎恶。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辉格党人、托利党人，教会中人和各个派系的人，自由思想家和宗教家，爱国者和朝臣们，全都对我怒不可遏，因为我竟敢在书中对查理一世和斯特拉福德伯爵（Earl of Strafford）的命运，抱以掬泪同情之心。第一波愤怒狂潮平息之后，情况更加令人沮丧，再也没有人对这本书有任何兴趣。米勒先生告诉我，在一年之内，这部书只卖出了45本。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我实在不曾听说过哪位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能容忍我这部书。但是英格兰大主教赫林博士（Dr. Herring）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通博士（Dr. Stone），是凤毛麟角的两个例外。他们分别传话给我，鼓励我不要因此而气馁。 说实话，我那时真的倍受打击。若不是因为当时法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战争，我肯定会立即退隐到法国的某个偏僻小镇，隐姓埋名默默生活，永远不再回到我的母邦来。战争让我无法避走他乡，加之随后的另一卷书内容高深，所以我再次鼓起勇气，继续精进努力写作。 在此期间，我在伦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和其他的一些单篇文章。《宗教的自然史》出版后几乎无人理睬，只有赫德博士（Dr. Hurd）写了一本小册子对其加以攻击。这本小册子具有沃伯顿派所特有的鲜明特征：偏执狭隘、傲慢自大、刻薄无理。即便如此，这本小册子还是慰藉了我因无人理睬而备受折磨的心。 1756年，也就是在第一卷《英国史》出版两年后，《英国史》第二卷出版了，它涵盖了从处决查理一世到光荣革命这一段历史。与上一卷相比较，这一卷的内容基本没有冒犯辉格党，因此出版后的情况也就比较令人满意，不仅这一本书获得声望，还连带着让原本少人问津的《英国史》第一卷也开始受到关注。 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论是在这个国家，还是在文学领域，辉格党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但我仍然不愿屈从于他们那些毫无意义的说辞。经过深入阅读和思考，我对第一卷斯图亚特王朝部分作了百余处修改，所有修改都偏向于托利党一方。非要说那段时期之前的英国宪法是拥护自由的规范方案，那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1759年，我出版了都铎王朝史部分，公众对这部著作的反对浪潮和前两卷斯图亚特王朝史如出一辙。我对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记述格外令人厌恶。但我现在对于公众的愚蠢言行已经处之泰然。怀着平和、自足的心情，我继续在爱丁堡隐居处完成《英国史》中更早期的历史部分。这一部分成为两卷本，并于1761年出版，发售情况勉强尚可。 然而，尽管遭遇了种种狂风暴雨的非难，我的著作仍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我从书商那里获得的版税在英国版税支付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因此，我不仅实现了财务自由，而且俨然成了一个富人。这之后，我回到了生养我的故乡苏格兰，决意不再踏入尘世半步。我从未有求于任何达官贵人，也不曾与他们主动结交，我对此颇为满意和自得。1763年，我已年届五十，原本打算就这样悠然地在哲学世界中遨游余生，不想却收到了素昧平生的赫特福德伯爵（Earl of Hertford）发来的邀约：请我陪伴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许诺很快就任命我为使馆秘书，并履行对应的职责。这个职位看起来很有吸引力，但起初我却辞谢了。一则是因为我不愿和权贵打交道；二则是因为我担心巴黎的文雅有礼、繁华放浪的生活不适合我的年纪和性格。但是经不住伯爵的再三邀约，我最终接受了他的提议。无论是出于乐趣还是爱好，我有无数理由认为我和这位贵族的相处是融洽愉快的；后来和他的兄弟康韦将军相处时，也是如此。 没有见识过巴黎风气的人，永远不可能想象我在巴黎受到的款待。各个阶层、不同地位的男男女女都对我报以热情。我越是回避他们的盛情款待，他们就越发地对我盛情款待。巴黎城里的人们睿智、博学且温文尔雅，全世界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如此令人满意的地方。我曾经一度打算终身定居于此。 接着我被任命为使馆秘书。到了1765年夏天，赫特福德勋爵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而和我告别。我行使代理大使之职到年底，直到里士满公爵（Duke of Richmond）就任为止。1766年初，我离开巴黎回到爱丁堡，仍一心想埋首于哲学思考，度过余生。返回爱丁堡时，虽然我没有变得更丰富，但手里的钱多了许多，收入也高了很多，这得益于赫特福德勋爵的友谊。正如过去我曾对自己的才能一试身手那样，我也渴望明白，衣食无忧的生活能给我带来什么。但是到1767年，我又收到了康韦将军的邀约，请我出任副国务大臣。鉴于康韦将军的高尚人格和我同赫特福德勋爵的关系，我实在无法拒绝这份邀请。1769年，我再次回到爱丁堡。此时的我，富有（每年有1 000英镑的收入），健康，虽然上了些年纪，但仍有望久享清福，看到自己声名日隆的盛况。 1775年春天，我的肠胃出了毛病。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但我担心它如今已经转化成致命的疾病，没有治愈的可能。我料想踏入坟墓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疾病带给我的身体痛苦微乎其微；更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我的身体愈加衰弱，我的精神却从未有一刻的消沉。如果让我选一段人生经历来重过一遍，我最有可能挑选最后的这段日子。我对哲学研究的热情从未消减，我和友人的交往依然愉快。我已经65岁了，哪怕现在就告别人间，也不过是少过几年患病的日子而已。种种迹象告诉我，我的文学声望终于迸发了新的光彩，但我清楚自己只能在这荣耀中享受不多的几年。如此说来，生命中再也没有哪一天能比此时更令我死而无憾了。 最后，站在历史长河中总结一下我的性格：我曾经（我应该用过去式来谈论我自己，这才能让我敢于表达自己）性情温和而自制，具有坦率、友善和欢快的幽默感，擅于与人交往，不易与人结怨，能够克制我所有的激情。即使是我对文学声望的热爱和时常遭遇的挫折，也不曾侵害我的性格。无论是莽撞的年轻人，还是博学的文人，都乐于和我交往。就我自身而言，和德行良好的女性交往尤其愉快，我找不到理由断然拒绝她们热情的款待。总之，很多人尽管杰出而智慧，但他们在面对污蔑和诽谤时，也不免会怨声载道；对我来说情况则不同，诽谤的毒牙根本不曾在我这里得逞片刻。即使遭受政党和教会的攻讦，我也泰然面对他们的愤怒，这反而使他们失去攻击的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不需要为我的品性辩护。我们能想象得到的那些狂徒们，尽管他们乐于捏造和散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他们从来找不到令人信服的事实。在我撰写的这份葬礼演说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掺杂任何的虚荣心，但我希望安放于此的这份虚荣恰如其分——而这是清晰可辨的事实。 1776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