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泽东札记》试读：感悟七千人大会的开法

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规模载入史册。 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是为解决粮食紧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的难题引起的。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以及1960年随之而来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百分之二十多，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刘少奇和邓小平专门主持会议，请来六个中央局的第一书记商讨办法。但这些地方大员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落实。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来北京开一个会，以"打通思想"。这个建议似乎印证了中央此前的一个基本判断：对粮食产量，地方干部没有完全讲老实话，只有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才可能完成粮食征购计划。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的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请来。 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打通思想"呢?毛泽东的设想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讲清道理，把会议当成"小整风"。于是，中共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发出的会议通知里明确提出：会议主要讨论这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工作中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就是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等等。 因落实粮食征购计划而引发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来总结经验，体现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摘自 《毛泽东画传》下册第35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了中央见微知著的判断和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当然，这也不是灵机一动所致，此前在调整和制定经济计划时，即已出现中央的指示落实不畅的情况，不少地区和部门强调局部利益，和中央讲条件，并觉得前几年的工作不够理想，中央也没有作统一的和明确的解释。因此，召开七千人大会实为形势使然。从会议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中央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具有定调性质的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分的把握。毛泽东1月30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 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搞开幕式，而是直接把中央起草的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中央和地方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并传达出地方干部对前几年不好的领导作风尚有心结未解。 中央是在1月15日发现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的，并面临一个重要选择：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似乎没有怎么犹豫，便在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经验为主。 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拥护的。但在应该总结什么样的经验这个问题上，与会者的认识又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 由于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认识范围。无论在新成立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内部，还是分组讨论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还举不举?怎样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提出的从1963年到1972年的远景规划设想的指标是高了还是低了?反对分散主义是不是抓住了主要矛盾?中央原拟报告稿是否要推翻重来?这些异常尖锐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而对原拟报告中谈得比较抽象和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也讨论得更加具体和深入了。 例如，原拟报告强调"大跃进"失误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经验。原则上讲这当然是对的。但在分组讨论时，不少人提出，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归结为缺乏经验。有人说，如果只是因为缺乏经验，就不能解释有的省区的失误特别严重，而有的省区则相对轻一些，有些稳重的省区甚至粮食也没怎么减产，可见，这与各省区负责同志的领导作风是有关系的。有人说，前几年人们对上面要求的经济高指标，有的确实是深信不疑，有的是随大溜将信将疑，有的是认为指标高一点便于鼓干劲动员群众，这三种情况确实是与经验不足有关。但还有两种情况就不能说是缺乏经验了。一是虽然心里认为完不成高指标，但是不敢说出来；一是明知不行，却硬说能够完成，为的是迎合领导。这两种情况显然属于思想作风上的，由此，直接触及党内政治生活是否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 再如，与会者认为，中央要求多做调查研究，这是对的，但同时也要解决怎样调查才能了解真实情况的问题。1958年，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县委书记，是下基层最多的年份之一，国务院很多部的部长也都下去了，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下令每个部必须留一个部级干部看家，免得中央有急事找不到人。可见各级干部并不是没有下去搞调查研究。问题是虽然下去了，却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真实的声音；即使看到、听到了，回来后也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结果调查研究表面上轰轰烈烈，却缺少实效。这样一来，失误的关键又归结到政治生活是否有民主气氛的问题上来了。在分组讨论中，几乎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谈到缺乏民主气氛的问题。 有的与会者说得更直接，提出当时党内出现了"四不讲"的现象：报上没发表的不讲，中央没讲的不讲，文件没规定的不讲，顶头上司没讲的不讲。如果按这样的"四不讲"来调查研究，自然看不到表面无而实际有的情况，听不到人们口中无而心中有的声音，也就提不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 这些观点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大会报告的第二稿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更多的具体的分析。1月27日，刘少奇针对讨论情况在大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关于中央吸收大会意见的情况，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评论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毛泽东1月30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这个长篇讲话，是对会议讨论情况的真切回应。其中心意思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无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领导干部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为此，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又一次带头承担了"大跃进"失误的领导责任，作了自我批评。 会议原准备在30日结束，毛泽东感觉到大家似乎还言犹未尽，便提出延长会期，让七千人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个建议，显然是立竿见影地落实会议的认识成果。如果只是由毛泽东讲一篇话即宣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完了，地方干部憋在心里的疙瘩还是没有化解，他们希望结合本省区的实际，把总结经验的事情做得更具体更深入一些。 这样，从1月31日到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便以"出气"、"顺气"为主，即各省、市、部委听取地、县两级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对引发这次大会的粮食征购问题，不仅不再去纠缠，中央还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征购任务，反对分散主义这个提法也逐渐淡出。这些做法，使与会者心气平顺，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正贯彻。 民主气氛活跃了，心气顺了，认识统一了，接下来就是把总结出来的经验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之中。毛泽东在1月30日的讲话中就曾提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在七千人大会前后起草或修改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八条等，特别是七千人大会后，中央下决心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压缩"大跃进"期间盲目上马而耗资巨大的一些工程，精减城市人口等，都属于在当时认识条件下总结经验、修正错误、完善政策进而贯彻于实践的重要举措。 一个从粮食征购难题引出的原本是要反对分散主义的大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中央到县级的领导干部在认识上出现了如此大的转变和提升，自是多善可陈。今天的人们已不再面临当时讨论的那些具体难题，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过程和方法，却沉淀了足可以让后人体会应该怎样去处理难题、总结经验的启示。 第一，解决难题，要上下通气，在互动中找出难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工作中出现一些难题，因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对实际情况的了解不同而看法不一，是很寻常的事。寻找解决办法，不能只着眼于具体现象，而要首先找出背后的根源。统一思想，则忌主观武断，把结论强加于人。开会讨论，不是简单地让别人接受你的主张，要鼓励人们讲真话，不怕有分歧，只要是符合实际的讨论，即使改变原定会议主题也不是不可以。这样做，才能"各去所偏，归于一是"。 第二，总结经验，需要把碰到的实际问题具体地摆出来，深入下去进行分析，才能找到焦点问题和拿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只是抽象地泛泛而谈，只讲原则上如何，基本上如何，大体上如何，而涉及具体问题则语焉不详，即使总结出一些共性的东西，虽然不错，但不鲜明；虽然可能皆大欢喜，但却可能不痛不痒或浅尝辄止，最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三，对需要解决的难题形成共识之后，还须落实到提出解决难题的具体政策、具体措施和办法，并把它们一一贯彻于实践当中。这样，总结经验才算是真正收到实效。七千人大会前后制定的各行各业切合实际的具体工作条例，大会结束后对不平衡的经济现象进行的有效调整，无疑为扭转国家当时的严重困难局面发挥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