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讲义稿》试读：一、无文字主义

人类学表达形式有别，但有别的人类学，却或多或少带有“无文字主义”色彩；即使是在有文字的文明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无文字主义”也找到了自己的位子。于此，将现代人类学原理付诸于乡土中国研究实践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的有关讨论，可谓是个例证。《乡土中国》有一个论点是，无文字的乡野（即西方人类学家所说的不同于“文明”的“原始”、“野蛮”、“未开化”社会）是先于有文字的文明存在的，而若说中国社会有什么延续性，那么，它正表现在乡土社会对于无文字性上。在费孝通看来，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他们构成“面对面的社群”。在“面对面的社群”里，人之间交流的主要方式是语言而不是文字。费孝通认为，对于“面对面的社群”而言，文字的传情、达意作用是不完整，文字本质是“间接接触”的符号手段。文字的信息不完整性与间接性，使其自身在传情达意方面存在无可补救的缺陷。人们在利用文字时讲究文法、讲究艺术，都是为了避免文字的“走样”。现代交流工具如电话、广播、传真等，都是为了弥补文字的缺陷而发明的；当这些技术发达之后，人们可以更直接地通过这些媒体用口语交流，此时文字的必要性就成了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的乡土社会，不仅不是“愚”的表现，而且还接近于发达社会的特征。同上，8～13页。 在费孝通看来，在乡土社会里，文字既有缺陷又无必要，对于乡土社会“面对面的社群”而言，“连语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采取的工具”；在有语言之间，人们是靠象征来交流的，而无论是象征，还是语言，都是“社会的产物”：“因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为的时候，个人才需要有所表达；而且表达的结果必须使对方明白所要表达的意义。所以象征是包括多数人共认的意义，也就是这一事物或动作会在多数人中引起相同的反应。因之，我们绝不能有个人的语言，只能有社会的语言。”同上，12页。 从语言演化到文字，原因是社会规模的扩大。在无需文字的“面对面的社群”里，人们可以使用“特殊语言”来交流，而“特殊语言”就是指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使用的象征，其特点是除了这种语言存在的特殊生活团体，语言便无法理喻。随着人群的扩大，为了使更多人相互理解，语言必须趋于简单化，舍弃本有的其他面对面的表达方式，如“眉目传情”、 “指石相证”等。 费孝通对于“文字下乡”的论述，与人类学关于“识字”的论述一脉相承。费孝通并无批判文字的意图，他的论述，回应的是20世纪前期中国的“扫盲运动”，但如他所说，他“决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相反，作为现代主义者，他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他用同情的眼光看待无文字的乡土社会，意图在于“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同上，13页。 在“再论文字下乡”里，费孝通进一步从人的生活、学习、记忆等方面诠释了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对于“词”演变到“字”又作了以下说明： 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一说到来历就得从“开天辟地”说起；不从这开始，下文不是只有“寻常”的当前了么？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问题的有效办法，因为大家在同一环境里，走同一道路，他先走，你后走；后走的所踏的是先走的人的脚印，口口相传，不会有遗漏。那里用得着文字？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费孝通：《乡土中国》，29～30页。 然而，费孝通面对一个问题，不同于人类学家笔下的“原始社会”，中国社会显然是有文字的。那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个所谓“无文字的乡土社会”文字系统的发达？费孝通的回答是： 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一直到目前还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我们的文字另有它发生的背境，我在本文所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我同时也等于说，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同上，30页。 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已翻译过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后又亲赴伦敦师从于他，其《乡土中国》带上了马氏理论的深刻烙印。他认为，在向下人里，语言能充分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他们只懂得语言，而不识文字。他把语言排成语言—文字—语言三段式，认为无论是古老的语言还是未来的电子通讯，都是口头性的、工具性的，比起作为间接的语言的文字而言，更接近于实用的技术，这就十分接近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巫术—宗教—科学的论述，后者认为，巫术与科学一样，是技术性的、理性的，而宗教则不同，这种高高在上的庙堂与经典“大传统”，与人的基本需要关系不大。Bronislaw Malinowski,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Free Press, 1948. 生活于一个有文字的文明，费孝通对于文字的社会价值必有深刻认识，在其同时期发表于《皇权与绅权》一书中的论述里，他表露出一个不同于《乡土中国》的观点，即，士大夫是“文字造下的阶级”，且耗费大量笔墨，渲染文字对于士大夫自我认同与政治地位的意义。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然而，在论述乡土社会的识字问题时，费孝通则采取一种“无文字主义”观点，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又依马林诺夫斯基巫术—宗教—科学三段式来理解语言与文字的历史关系，用口语—文字—口语三段式来理解文字史。这种按照人类“基本需要”的图式来解释文字的历史局限性的做法，显然有别于按照中国文明的基本特质来理解士大夫与文字的直接关系的做法；后者更接近历史学，前者则更接近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因倾向于将口语视作对于社会交流的自始自终有用的工具，而无意中得出了一个与一般西方文字史观相同的结论，即：口语是文字语言的基础和未来。如此文字史观，前提预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字是语音文字，因为这种只有这种文字才真切反映口语的实际。 《乡土中国》让人深感，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在试图真切体会“无文字的乡土社会”的优点时，有意无意地借用了人类学对于“不公正的文字”的批判观点，从而在一个有文字的文明社会中复制了无文字的部落社会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