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前史（插图第7版）》试读：第一章 世界史前史导论

埃及：帝王谷，1922年11月。有两个人在盖着死去已久的法老印的门口停了下来。1917—1922年，经过了漫长的6年，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悄悄地在这古代的灰泥上凿开了一个洞。一股热气顿时从洞中涌出，直扑向卡特的脸。借助射向洞中的手电筒发出的光，卡特向坟墓望去。金制品涌到他的眼前，卡特被所见的景象惊呆了。 卡尔纳冯伯爵（Lord Carnarvon）迫不及待地来到呆若木鸡的卡特身后。 “能看见什么吗？”他问道。嘶哑的声音中充满了兴奋。 “是的，妙极了。”卡特转身离开门口，边往回走边低声说道。 两人很快便打通那扇门。带着对眼前这片神奇景象的震惊，卡特和卡尔纳冯伯爵穿过了图坦卡蒙法老墓的前室。他们的手指拂过金色的墓床，赞叹着有着华丽镶嵌物的棺身，检视了堆在墙角的法老的战车。到处都是金子——在木雕像上，在王冠和宝箱上，在珠宝首饰上，甚至在给小孩子坐的凳子上。很快，图坦卡蒙就以“黄金法老”而为人所知，而考古学也被看做一门关于被埋葬的宝藏和皇室墓穴的事业。从此，图坦卡蒙之墓便成为考古学刺激和传奇的象征。 自远古以来，人类就对自身的起源，对他们所生存的这个神秘而又不时充满威胁的世界怀有一股强烈的好奇。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而他们的子孙后代也将在他们死后继续生活下去。但是，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谁创造了这些大同小异的山川、田野、植物和动物？谁缔造了海洋、海岸、激流和深湖？最重要的是，陆地上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是如何定居下来的？谁创造了他们？又是如何创造了他们？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创世神话。然而，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以持续250万年的人类进化和文化发展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取代了传说。本章我们将了解考古学家是如何研究和解释人类史前史的。 1.1 “天地之初” 在那场天火将世界毁灭之后，奇人印坎楚（Icanchu）在离开前曾踏遍整个荒原去寻找那片“初地”（First Place）。故乡已经面目全非，然而，印坎楚的食指却自然而然地指认出了那块土地。在那里，他找到一段被烧焦的树墩，遂以之为鼓。就这样，印坎楚带着他的鼓开始了辗转流浪，伴着伤心的鼓声，口中永远吟唱……新的一天，黎明破晓之时，一株鲜嫩的绿苗竟从鼓中涌出，并很快长成了参天的初生之树（Firstborn Tree）……从它的枝叶中诞生了各种生命，遂在新的世界里繁衍扩散开去……（Sullivan，1988，p.92） 西方人总是视过去为理所当然，接受人类进化是一个延续上千年甚至数万年的进程。科学为我们了解古代提供了一个漫长的视野。相反，南美洲的马塔科印第安人（Mataco Indinas）讲述的印坎楚之鼓的故事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天火的起源神话。所有这类传说中都有这样一个起源（primordium），其中会有一个神话人物（就像引文中的印坎楚）创造世界上相似的动植物和景观，以及人类。印坎楚和他在全世界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同仁”一起，在最初的一片混沌中创造出了秩序，如同上帝在《创世记》（Geneisis）第1章中所做的那样。 神话及其相关仪式和宗教遗存的功能在于为一个社会的全部象征生活提供一个语境，这种象征生活恰是人类存在的基石。最早的人类建造了一种神圣秩序，人类生活遂从中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这种奠基于传说和神话的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存在。创世神话讲述了诸神与恶魔的结盟，见证了人们从连接宇宙各层空间的神树上爬下来后，出现在地球上的洞穴中。它们在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如动物、植物和天人（celestial beings）之间，创造了一种无法分离的象征性关联。 自从人类第一次掌握了创造性思维和推理能力以来，这个栩栩如生的永存的象征世界便影响了人类生活的进程。冰期晚期的欧洲克鲁马努人（the CroMagnon）在3万多年前的洞穴壁画中描绘了神兽和他们的象征主义生活（见第4章）。他们在地表以下很深的暗室里将黏土塑成了野牛的形状（图1-1）。当萨满（shamans，部落里拥有沟通超自然世界能力的人）在举行声势浩大的仪式时，这些雕塑会在火光中摇曳。宇宙和居住于其中的诸神们所具备的神秘能量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以至玛雅等中美洲文明为了纪念他们神话中的宇宙，会以象征手法建造一个又一个仪式中心（见第12、13章）。 今天，西方科学已将250万年的史前史写入了编年史，那是一段可向前追溯成百上千年有关人类各种尝试的叙事史。这是一个立足于科学研究的故事，与人们用来定义自身与自然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复杂关系的创世传说大相径庭。这些传说深入人心，是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它们在人与其历史之间培养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关系，因而与力图理解我们普遍的生物根基、文化根基以及人性的多样性的考古学所提供的关系大不一样。 1.2 伪考古学 黄金法老，失落的文明，被埋葬的宝藏——考古学就像一个传奇的世界，充满着高度的冒险性和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一个世纪以前，考古学的确关乎到偏荒之地进行充满异域色彩的旅行。那时，通过几个星期的挖掘，的确有可能发现当时未知的文明。今天，考古学已是一门高度科学化的学科，与灿烂的发现相比，更关心古代生活中的小细节。但是，那些未解的神秘现象和英雄人物仍然拥有一种特殊的光环，始终是许多人关注的中心——有些人甚至到了痴迷的地步。 历史的谜团令很多人着迷，尤其是那些喜爱冒险、空想和科幻小说的人们。这些人创作了华丽的冒险故事——几乎一成不变的都是建立于虚幻资料上的史诗般的旅行或远航。举例来说，英国记者葛瑞姆•汉卡克（Graham Hancock）曾宣称，12 000年前，在南极的冰山下曾有一个繁盛的文明。（当然，那些壮丽的城市已经被深埋于冰原之下，要发掘是不可能的了！）从南极出发的殖民者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建立了像玻利维亚高地上的蒂亚瓦纳科（Tiwanaku）遗址那样广为人知的殖民地，并在尼罗河畔筑起了斯芬克斯像。通过把各种自相矛盾的地质数据和孤立的考古发现拼接在一起，汉卡克编织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考古学家公开质疑埃及等地的古代殖民地和文明遗迹到底是在哪里发现的，但汉卡克对此不屑一顾，他坚信这些牵强的理论，作为一名优秀的大众读物作家，他成功地把一个业余侦探写出来的疑似“惊险小说”拼贴成了一部畅销书。 汉卡克拥护的这类虚浮的伪考古学（pseudoarchaeology）永远吸引那些不耐于科学的步步为营，而宁愿相信最微弱的可能性的人们。这无异于一名科学家试图借助发现在丹麦、新西兰、南非、西班牙和塔希提的器物来重建一座美式大宅。 类似这样伪科学的无稽之谈有很多种。有些人相信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陆曾经坐落于巴哈马群岛的水下，几千年前，亚特兰蒂斯人逃离他们沉没的家园，来到美洲定居。还有一些人幻想，早在哥伦布以前，古埃及的战船和罗马战舰就已经穿越了大西洋。所有这些怪诞的考古宣言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对过去复杂的事件进行了过分简单、省事儿的解释，虽然作者们使用了一些考古数据作为基础。 这些伪考古学属于宗教信仰和科幻的范畴，真正关于过去的科学必须建立在缜密的程序和一丝不苟的资料收集之上，来自将其不断修正的假设理论化的过程之中，并接受来自田野和实验室的信息——简言之即考古学、生物学及其他证据——的检验。 1.3 史前史、考古学和世界史前史 人类是少数具有直立行走功能，从而解放双手以从事其他行为的动物之一。我们的大脑具有强大的抽象思维能力，能够控制上述生理特征。同样，大脑还能让我们以语言的形式进行象征性的和口头的交流，并且发展出高度多样性的文化——通过学习而掌握各种行为方式，并适应我们的自然环境。这些历经千百年进化而来的特性使人成为人。 有关历史的科学研究旨在为人类起源的基本问题寻求答案。人类出现于多久以前？何时进化?又如何进化？我们如何解释人类之间显著的生物差异和文化多元性？早期的人类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定居的？又是如何创造出这么多不同的而又复杂程度各异的社会？为什么有些社会仍旧过着狩猎和采集生活，而另一些社会已经开始耕种作物和驯养牲口？为什么当非洲南部的桑族（San）觅食者和北美大盆地（Great Basin）的肖肖尼族人（Shoshone）还以小家庭的形式聚集生存时，古埃及人和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Aztecs）已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文明（图1-2）？更复杂的人类社会是何时演变而来的？为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是研究世界史前史的科学工作者们所关心的。 考古学家将史前史（prehistory）定义为人类历史上从250万年前，一直持续到文字记录出现之前的这段时期。相反，通过文献研究人类经验的历史（history）时间则要短得多。在西亚，文字记录出现于5 000年前，几个世纪以后，世界上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文字和文字记录，但是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甚至直到19世纪，当欧洲国家吞并了大量新的疆界并开始在那里进行统治时，才第一次出现文字。史前史研究是一项跨学科工程，不仅关乎考古学家，还涉及许多其他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仅举几例来说，如生物学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和动物学家等。但是考古学家是人类史前史信息的最主要来源。 考古学家是一类特殊的人类学家，不仅关心鲜活的社会，而且研究古代的文明。考古学（Archaeology）包含一系列用来研究过去的科学方法和技术，它们被受过训练的人们仔细地加以使用。考古学家通过幸存下来的物质遗存来研究那些遥远和晚近时期的人类社会。就研究过去的人类文化来说，考古学是一种高度有效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方法改变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的面目。它涵盖了整个人类历史跨度，从250多万年前，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火车站和现代化工业城市里的垃圾堆。 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考古学家都在欧洲和西亚工作。他们看待人类史前史的眼光是非常保守的，坚信所有关键性的进步，如农业和文明，都发端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之间的这片区域。今天，考古学家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从非洲、阿拉斯加，到澳大利亚。由于出现了像放射性碳测年这样通用的测年方法，我们可以比较世界上相隔遥远的地区在史前发展上的异同。例如，我们知道，在叙利亚，农业出现于公元前10 000年前，在中非则是2 000年前。我们可以将欧洲出现的第一个人类遗址的时间测定在50万年前，在北美则出现于距今约15 000年前。这就是世界史前史（world prehistory）研究，其中对人类史前时期的评估不仅局限于单个地区（如西亚）视野，而是从一个全球性的视角出发。 世界史前史的发展应归功于考古学上的两个重要进步。首先是芝加哥大学的化学家维拉德•利比（Willard Libby）和J. R. 阿诺德（J. R. Arnold）于1949年发展出的放射性碳测年法（radiocarbon dating）。历史上第一次，考古学家们能够自由地使用一种有可能获得全球普及的测年方法，这使得他们不仅能够为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的遗址测年，而且可以进行年代的比较，比如东南亚和美洲农业起源的先后（见第4章专栏“放射性碳测年”）。 在那以前，没有人能够在相隔万里的地区之间做出简单而直接的年代比较，也没人能找到一种方法用以衡量文化变革的时间进度。在利比和阿诺德做出这项杰出贡献的15年间，从数百个遗址中提取出来的放射性碳测年结果使得第一批可靠的全球性年表得以建立，与此同时出现的是全球范围内职业考古学家数量的激增。 今天，考古探险存在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能够想象到的环境中：在西伯利亚偏僻的荒野中，在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在太平洋的复活节岛上，在干旱的撒哈拉沙漠中部，以及世界各大洋水下。 第二个重要进展出现于1961年。这一年，剑桥大学考古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发表了其经典著作《世界史前史》（World Prehistory，3e，1977），这是第一部全面考察放射性碳年代学以及全球性考古学研究的综合性考古著作。正是这部开山之作使考古学在思想上从一门局域性学科转变成如今这样的全球性事业。 1.4 人类史前时期的重要发展 本书所探讨的世界史前史广泛涉猎人类的过去，尤其关注四个主要发展（见表1-1）： • 约250万年前的人类起源。我们将讨论最早一批人类的祖先、人类起源的化石证据，以及最早的人类在行为上的转变和创新。 • 古人（如直立人［homo erectus］）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即我们）的起源。这些进化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从大约180万年前到距今15万年前。我们还将探讨完整意义上的现代人从旧世界进入美洲的过程，这一过程大约完成于距今15 000年前。 • 大约12 000年前更复杂的采集社会（forager society）、农业和动物驯养（有时也被称为食物生产［food production］）的出现。我们将评估那些关于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复杂性，以及人们为何发明农业的不同理论，并且描述早期农业及其在西亚、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传播。 • 约公元前3 100年西亚城市化和文明社会（国家组织型社会）的起源，以及在下一个千年里世界其他地区相似的复杂社会的发展。这些重要发展为我们谈论史前故事构建了一个广阔的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即历史上生物和文化发展的背景。（关于考古学研究流程，见图1-3给出的简略小结。） 1.5 循环和线性时间 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对过去怀有兴趣。过去一直都存在于他们的生活当中，阴魂不散，令人迷惑，惹人遐思，有时又会为现在和未来提供潜在的教训。过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生活是在时间中展开，同时被嵌入文化期许和价值的框架之中的。在北极的极寒地带，因纽特人始终保持着他们传统的态度、技能和应对某些地球上最严酷环境的机制，其途径就是将过去的教训与现在相结合。在许多社会中，祖先就是土地的捍卫者，象征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于古代社会，西方人有着强烈的科学意义上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天生的好奇心，但也出于一种对历史认同的需要。试图为早先的时光保存一份精确记录有许多原因，任何人——尤其是考古学家——都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在这种兴趣中享有独一无二的特权。 或许，我们在对过去感兴趣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我们思考和运用过去的方式却是不同的，就像我们对时间有不同的认识一样。 尽管考古学的确是西方科学中研究历史上的文化变革的不二途径，但那并不意味着考古学家在对过去的解释上享有毋庸置疑的权威。许多社会都将历史视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商品，但其方式与考古学家的视角有着本质的不同。古代知识的传播掌握在那些备受尊敬的长辈手中，他们孜孜不倦地口耳相传以保存传统。这些传统极其重要，并被严格地遵守着，因为它们定义并保存了一个群体代代相传的认同。过去不存在于科学中，而是体现在家庭里、社区里、族群中以及领地中。例如，在澳大利亚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的雍古族原住民（Yolngu Aborigines）中，只有最古老家族的成员才能掌握最重要的历史知识。就像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美洲印第安人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科学和其他社会在对过去的视野上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对立。过去，这种对立性是以线性时间（linear time）这一概念为中心的。 西方人认为，人类经验是沿着一条笔直（虽然时有分叉）的时间高速路而前行的。19世纪德国伟大的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称之为“时间的溪流”，其中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曾风光一时。我们都有一种清晰的线性历史意识，它穿越5 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一直回溯到早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 100年；罗马建成于公元前753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于1492年10月12日登陆巴哈马群岛；《独立宣言》诞生于1776年7月4日。这些都是编年史上的重要坐标，在我们繁衍生息时，这种编年史不动声色地将每一天、每个月和每一年持续展开。 一种开放的线性历史不是将古代概念化的唯一方式。许多非西方社会——不论现代还是古代——认为时间基本上是一种循环现象，有时也呈现为线性与循环相结合的形式。循环观来自季节的转换和天体的流变，来自采集者和村落农民与他们的自然环境之间的密切关系。它还立足于人类生命的永恒真理：受孕与生育、生命、成长和死亡。种植和收获，狩猎季的轮回，大马哈鱼季节性的产卵，野生食物的成熟……永无止境的季节重复以一种非凡的方式支配着人类的生存。古代玛雅人将世俗历和宗教历结合起来，发明了详尽复杂的循环历，用来记录季节的流逝并规范宗教仪式（见第12章）。 然而，我们不应假设持有循环时间观的社会就没有线性编年史。著名的玛雅长历法（Long Count）①就是一种线性编年史，并且是玛雅统治者和宇宙之间紧密关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古代埃及人也曾为便于管理而发展出一种线性编年史，但是总的来说，那些社会只有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才会采用。举例来说，西方社会使用线性时间是为了规范祈祷次数，控制工作日，以及协调航线日程安排。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是拥有中央集权型政体的社会倾向于将首领或国王的统治作为线性时间架构中的标志。举例来说，西非贝宁（Benin）统治者的历史就显示了时间概念的巨大转变。公元14世纪以前，贝宁的历史基本上是神话学的，编年记录模糊，国王的数量变化不一。但是，随着约鲁巴（Yoruba）王朝的建立，每一位奥巴（oba，即国王）的统治时间和事件都附以精确的年代而被详细地记载下来，一直延续至现代（见图1-4）。 许多非西方社会都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流变不居的世界里。他们在“晚近”和“远古”之间做出了根本性的划分，前者尚存在于鲜活的记忆当中，后者在有记忆之前便已存在。例如，生活在澳大利亚昆士兰东北部的原住民将过去划分为三个阶段：库玛（kuma），由活着的人见证的一系列事件；安桑特纳玛（anthantnama），很久以前；和伊拉姆（yilamu），创世时期。更进一步说，许多社会也接受在过去存在着文化变迁这一事实，比如印度教的历史传统就认为早期的人们是不会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的，而东非的哈德萨（Hadza）狩猎采集者则认为他们土地上的第一群定居者是不会使用火和工具的巨人。这种关于过去的范式以多种形式呈现，并总是伴有神化了的文化创建者，通常是最初的祖先、女神或神兽建立了现在的社会风俗和古今无差的景观；或者是一个更遥远的不连续的英雄时代，就像古希腊，从而允许埃斯库罗斯（Aeschylus）那样的作家评判今人的行为。 1.6 文字记录、口述历史和考古学 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不是文字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都是靠口头语言以口述的形式传播知识和历史的。文字记录是有关过去的最广泛的信息来源，但它们通常严格遵循线性年表。文字记录还被当做教育工具来使用。不说别的，文字记录首先被用来指示人们记住各种标准化的历史、仪式和神话。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玛雅等早期诸文明中，抄书吏（史官）具有相当高的威望，因为他们掌管着知识和信息（图1-5）。实际上，这些抄书吏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玛雅王们在征服一地之后，会把捉来的抄书吏的手指切掉，以废掉他们的功能。 部分确定于15世纪西班牙征服之后的阿兹特克口述历史，是一个关于口头语言传递历史的绝佳范例。这一历史按照定义清晰的叙事情节加以传诵，主要围绕重要人物、关键事件（如1487年在阿兹特克都城的太阳神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神庙的献祭）及某些神佑家族的历史来讲述。在这些口述历史中都存在一个模式和主题，借此形成故事的内核，使之即使在每一个讲述者的具体叙述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故事的本质内涵仍能保持一致。许多口述历史都是实际数据和寓言故事的混合物，它们传递着道德和政治价值观。但对那些听众来说，它们就是被公众认可的历史，要在一众挑剔的听众面前演绎，随时面临那些之前或曾听到过类似故事的人可能给出的苛刻评价。 无论是文字记录还是口述历史都存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两者都无法宣称完全客观，至少一点也不比考古学客观。考古学家的问题在于将考古发掘得来的数据和口述历史提供的资料联系起来，从而批判性地确立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又是神话或者道德训诫。因为难以建立其年代，所以我们很难使用口述历史。有些情况下，比如在澳大利亚，就存在口述历史与考古发现大体上相互印证的例子。举例来说，传统历史认为本地的第一批居民来自海外，比如来自被洪水淹没的沿海地区，或为追猎巨大的有袋目哺乳动物（marsupial，比如袋鼠）。因此，可以说澳大利亚的历史来自两个渠道：考古学数据和口述传统。在某些例子中，考古学家和当地人会对过去怀有共同的兴趣，并通过合作来寻找神迹和历史遗迹，以保证这类地点得到保护。有时，这两个群体会就某个特定地点的“重要性”产生巨大的分歧，一些考古学家毫无发现的地方却被当地人视为“神迹”。 但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是，考古学家和当地社区会对过去怀有不同的旨趣。对考古学家来说，过去就是必须严格按照现代科学的严谨性来加以研究的科学数据，而对当地土生土长的人们来说，过去通常被视为是祖先的财产，是高度个人化的。这种历史，作为历史的有效的非正统版本，应当得到尊重和理解，因为它们在文化认同的创造和再确认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考古学家既不是重视过去的唯一群体，也无法免疫于不时围绕于各种历史解释的政治因素。许多西方人可能认为依据考古学和许多其他资源写就的“世界史前史”，是有关人类过去的最可靠的描述。但是，我们永远都不应忘记，有关古代的非正统的，有时甚至颇具说服力的描述是确乎存在的；在西方人到来之前，这些描述在帮助一些社会保持其传统遗产方面起到了难以磨灭的作用。 以最新科学考古学研究为基础，这部《世界史前史》描述了一个长达250万年的人类历史，但与此同时，本书亦对持有不同历史视野的文化和历史怀有高度的尊重。 1.7 学习世界史前史 对人类史前时期的研究通常从现代一直回溯至遥远的过去。这就好像我们从望远镜的另一头回望史前时光。我们能够相对清晰地认识较近时期的文化，如阿兹特克文明和16世纪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印第安人（Pueblo Indians）①，即使我们的知识残缺得可怜。越往前回溯，关于过去的概念就越模糊，范围也越小。我们不能用现代北极觅食者或者危地马拉玛雅人的生活方式去解释更遥远的过去。15 000年前的第一批美洲印第安人，25 000年前繁盛于欧洲的冰期晚期觅食者——这些人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我们无比遥远的世界里。而史前史早期古人所生活的那个距今25万年甚至更早的世界，距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以至于我们很难以一种现实主义的修辞去理解它们。那么，世界史前史的目标就是理解史前时期的人类行为，他们不仅在时间上与我们相隔万千年，而且所面对的环境和社会挑战也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 世界史前史可以被比做一棵枝杈繁茂的参天编年巨树，其根基可最终追溯至五六百万年前，当人类最早的先辈从我们现如今最亲近的类猿（ape-like）亲属——黑猩猩的祖先当中分离出来的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人们可能都把人类的过去想象成线性的，但是树的比喻才是恰当的，因为甚至最早的人族及其文化也在大约250万年前，第一批会制作工具的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迅速地分化了。要研究这棵有待证实的编年树上的诸多分支，我们需要使用一种基础性的理论概念，即文化的概念。 1.8 文 化 跟人类学家一样，考古学家研究的也是人类文化及其在时间中的演变。 文化（culture）是一个被人类学家发展出来以描述人类所使用的不同适应系统的概念。文化可以被看做一个社会关于信仰和行为的传统体系，这种体系被个体和社会集团的成员所理解，并呈现于个人和集体的行为当中。它也是我们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的组成部分。工具和住所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人类是唯一会以此为目的制作工具的动物，虽然有些其他的动物，如黑猩猩，的确也会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的而制作“工具”。 通常情况下，动物死后，其经验也随之消亡。但是，人类却可以通过语言的象征系统将其思想和文化、感受和经验一代代地传递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在有些社会里口述历史是如此的重要。我们既通过有目的的教育，也通过反复试验和简单模仿来学习文化。人们可以分享思想，这种思想转而变成行为模式被一遍遍地重复——这一点在史前史最初的一百多万年里始终流行的石手斧这一多功能工具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见第3章）。所有的考古研究都是建立在一个原则之上的，即文化是一种随时间逐渐发生变迁的持续现象。 与生物适应性不同，文化是不能遗传的，而且它能使人们更快地分享一些应对环境的想法。恰是文化的这种适应性，使得考古学家可以假设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器物便是针对环境的适应模式。 文化体系（cultural system）是一种由一系列互动的变量——工具、葬俗、食物获取方式、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所组成的复杂系统，其功能在于保证某个团体始终与环境保持一个均势的状态。当这一体系中的某个元素发生变化时（比如漫长的干旱导致狩猎行为的出现），许多其他元素也会对此作出适应性调整。原则就在于，没有哪个文化体系是永远稳定不变的。它始终处于或大或小的变化当中，其中的一些可以通过考古遗址来研究。一个文化体系可以被分解成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宗教和仪式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等。这些子系统之间彼此相连。一个系统的变化，如从驯养家畜转变成种植小麦，会在其他许多系统中引起反应。这种关系为考古学家提供了一种衡量人类文化中的持续变化和变量的标准，这种标准可以在文化体系应对内外刺激的漫长历史中得以累积。许多这类互动元素是极易腐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发掘出一个宗教哲学或者口头语言出来。 考古学家终日与人类行为的具体遗存打交道，它们历经多年依然幸存于地下，如黏土陶器碎片和房屋地基等。但这些具体遗存却从根本上受到人类文化抽象方面的影响。例如，生活在秘鲁沿海的莫希人（Moche）会用华美的金器、铜器、纺织品和复杂的王室徽章为诸王陪葬。秘鲁考古学家沃尔特•阿尔瓦（Walter Alva）在秘鲁西潘（Sipán）大土墩的发掘，让我们了解到其中一个王埋葬于公元前400年，随葬的金响板上描绘了一个身着全套行头的莫希武士正在用他的战棍击打犯人的头部（见第14章）。西潘王这件杰出的随葬艺术品反映了一种有着复杂象征主义和宗教信仰的文化，正是这些象征和信仰部分构成了莫希人的抽象世界。 1.9 文化史、时间和空间，以及“对民族志的现在的迷思” 历史可向前追溯千百万年直至遥远的史前时期，彼时在一片平凡无奇的景观中生活着考古学意义上的人和文化，各自都有其独特的时空背景。研究这些背景的文化史便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文化史（culture history）是对历史上绵延数千年的人类文化的描述。文化史脱胎于在时空背景中对考古遗址及其包含的器物（artifacts）和结构的研究。通过考察遗址群及其出土器物，就有可能建立跨越世纪甚至千纪的人类文化的局部性和区域性序列。对文化史的研究有赖于另一个重要原则，即背景。 背 景 考古背景（context）①指的是某个考古发现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位置，它通过发掘、记录和调查得以建立。考古背景融合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这里的空间指的不是宇宙中无限的空间，而是在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为每个发现而精确定义的位置。每一个考古发现，不管是一枚针还是一座宫殿，都有一个确切的经纬度坐标和深度，这些数据结合起来就为空间中的任何一点提供了一个绝对的、独一无二的身份。考古学家在展开地面调查和发掘时会使用特殊的手段以记录下每一个遗址、器物、居址和其他发现的精确位置。他们会在一张准确的调查地图上标出每一个遗址的位置，以便运用地图上的网格坐标对遗址的位置做出精确定义。在进行遗址调查时，考古学家会将整个遗址均分成网格状，然后用这些坐标来记录遗址表面或探沟（trench）中每一个出土物的确切位置，亦即一个时空背景，这种时空背景是由地层数据、年代测定和伴存关系（law of association）共同决定的（见图1-6b）。 时 间 人类历史的时间刻度是很难想象的。自冰期结束，巨大的冰原覆盖了欧洲和北美洲大部分地区以来，我们的历史又过去了15 000年。自从第一个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在非洲以来，至少15万年已经过去了。数量不足100万的古人散居于非洲、亚洲和欧洲，而美洲在25万年以前是没有人居住的。两百万年前，地球上唯一的人类居住在热带非洲。我们可以将100枚硬币卷成一卷来理解史前时间刻度。如果整卷硬币代表人类及其文化出现于地球上的全部时间的话，历史记录所涵盖的时间长度恐怕连一枚硬币的厚度都不够。 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为过去测年的呢？世界史前史的年代学是建立在对不同文化层的观察以及一系列精密测年方法之上的，这些测年方法将我们带回到遥远的过去，远远早于5000年前出现于西亚的世界上最早的历史记录（表1-2）。人类历史上99%的时间都处于史前时期，并且只能以千年记，偶尔以百年记。 空 间 空间位置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借此可以建立起考古对象和聚落之间、整个聚落之间、聚落和主要植被带以及路标之间的距离。这些距离可能只有毫米之微，但如果是奢侈品贸易在数十个聚落之间的分布轨迹的话也可能长达数百公里。因此，考古学家大体从两个层面来考虑空间：单个聚落内器物的分布（见图1-7），以及聚落形态（settlement pattern），即聚落本身在地貌当中的分布。 空间背景是与人们的行为紧密相连的。考古学家会检视器物本身及其与其他器物的关联以洞察人类行为。例如，比利时考古学家调查了位于该国北部梅尔（Meer）一处沙土空地上一个有着9000年历史的狩猎营地。通过标识出古代文化层出土的所有石器残片，他们不仅为此处营地定了性，而且根据石器残片散落的形态推断出，当时曾有一两个人坐在那里并制作了几件燧石制品。这些残片的空间关系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极其详细地重建9000年前发生的事情。通过将残片进行拼接，他们成功地复制了当时的石器制作技巧，甚至指出其中一位工匠是左撇子！ 类型学和“民族志的现在” 文化史研究严重依赖民族学类比法（ethnographic analogy），即将鲜活的现代社会的器物和文化与古代的相比较。当然，在当代和古代的狩猎武器之间有时存在巨大且非常明显的相似性，在现代玛雅人及其远祖所使用的磨石（凹面磨盘［metate］）之间也一样。但是如果因此而假设史前觅食者对环境的看法与南部非洲现代桑族人的一致，或者生活在冰期晚期的北极猎人在很多方面都与当代爱斯基摩人类似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一种方法是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有时也被称为“活的考古学”，即通过研究活的社会对考古资料加以理解和诠释。例如，考古学家约翰•叶伦（John Yellen）曾经在南部非洲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 Desert）和当地的！Kung San族觅食者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他回到他们的露营地，记录下零星的废弃物、灌木居址遗存（brush shelter）、灶坑及睡觉的地方。叶伦甚至发掘了其中的一些遗址，并收集一批研究古代觅食者的有价值的信息。例如，！Kung族遗址中的大多数器物形态都是家庭活动的结果，而一些公共活动如跳舞或者第一次分肉仪式等则都在公共空地上进行，因此没有留下任何考古线索。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哈德萨人的狩猎—采集型社会（hunter-gatherer）中也开展过类似的调查（图1-8）。 考古学家的身影遍布全世界，从美国西南部的普韦布洛历史聚落到现代非洲村落，再到当代澳大利亚原住民营地，他们孜孜不倦地从已知的现在往回追溯遥远的过去。阿兹特克、印加（Inca）、普韦布洛、祖鲁（Zulu）——这些社会代表着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的现在（ethnographic present）的传统文化，它们尚处于被西方文明的破坏性影响永远改变之前的所谓原始状态。尽管如此，这种民族志的现在只是一种迷思（myth），因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处于持续的变迁当中。对任何一个处于原始状态的古代文化来说，没有一刻是静止不动的，更别提在与欧洲人接触时了。 举例来说，欧洲人遇到并描述的整个北美的美洲印第安人都已经受到了广泛传播的西方接触的影响。早在外来者真正来到这片土地之前，天花和其他一些疾疫就已经深入传播到了内陆，致使当地人大量死亡。所以，甚至第一批来到美国东南部内陆的探险家在和印第安人接触时也会经常视其为自己前身的影子。没有人会把自己已死的社会称作“民族志的现在”。 1.10 文化进程和过去的生活方式 文化进程（culture process）指的是文化体系中的变迁和互动。文化进程研究在考古学家当中引起了激烈的理论争论，他们认为考古学远不止是一项描述性行为，用考古学来解释文化如何在遥远的过去发生变化是可能的。 所有的文化体系都是处于持续的变迁当中的，其各种政治、社会和技术子系统不断调整以适应变化着的环境。我们自己就生活在一个文化迅速变迁的时代，代际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更别说世纪与世纪之间了。想想汽车设计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的一些细小的变化。这些变化本身并不明显，但是多年来以提高安全性能为目标进行的稳定改革累积起来的成果却是非常突出的——安全气囊、吸能式保险杠、真皮方向盘、防抱死制动，等等。今天的汽车和20世纪60年代的大为不同，许多变化都得益于政府更严格的安全规范，以及由此而来的驾驶者安全意识的提高。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庞大的技术子系统的一个重要的累积性变化。通过检视这些技术变化与政治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我们得以理解这些文化在其中发生变化的进程。 人类史前时期的大多数文化变迁进程都是渐增性的，作为适应持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结果，它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缓慢地发生着。作为对内外部反馈（包括自然环境的变化）的反应，文化体系在不停地做出调整和进化。对历史生活方式（即过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的研究包括考察史前环境背景下的史前文化。环境数据有多种来源，包括古代植物遗存、花粉化石，以及动物骨骼。通过像动物骨骼、碳化的种子及鱼骨这样的食物残余物，我们可以重建古代的生活形态，甚至日常饮食。这也是一种描述性的考古学，但它将聚落、生活以及环境影响复杂而持续变化的模式与考古文化（archaeological cultures）联系起来。 有关史前时期的根本性问题围绕着文化变迁展开。智人（homo sapiens，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是如何形成更高级的文化的？当人们开始耕作，或者当5000年前西亚发展出复杂的城市社会时，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进程在起作用？显然，在文化体系中没有哪个单个因素可以成为文化变迁的主因，因为一系列复杂的因素——聊举几例来说，如雨水、植被、技术、社会约束、人口密度等——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对体系中任一元素的变化作出反应。 1.11 文化变迁机制 文化史是描绘过去的一条合理可靠的路径，但就研究不同史前文化中的变量，以及回答有关过去的文化变迁的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来说，它就没多大作用了。但是，考古资料并不总是反映出一条秩序井然的平静的文化变迁编年史。有可能在多个遗址的当代文化层中突然出土了一系列全新的器物，而更早的工具却忽然消失了。当犁具促使一个文化的农耕方式发生革命时，该文化的经济会在一个世纪内发生快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当考古资料所反映的大大小小的变化发生时，是什么样的文化变迁机制在发挥作用？考古学家使用四种描述性模式来描绘文化变迁的特征：不可避免的变量、创新、传播和迁徙。 • 不可避免的变量（inevitable variation）　当人们学习其社会的行为模式时，一些学习到的行为差异不可避免地代代相传下去。这些差异尽管本身微不足道，却可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累积下去，这在偏远人口中尤为明显。在地处偏远的低密度人口中，这种不可避免的变量的雪球效应是非常显著的。举例来说，公元前4000年前，北美大平原上生活着许多相互隔绝的不同狩猎群体，其石镞的形制在不同的群体间差别很大，尽管它们都使用同样的技巧追猎同样的动物。 • 创新（invention）　人类永远都是充满好奇心的，他们不断创新，不断有新的想法。创新指的是创造出或者发展出一个新的想法。创新这个词谈论的是或有心或无意间产生于某个人类文化内部的新思想。人类社会的所有创新都可以追溯到这类情节或偶发事件，但是只有非常少的一些创新是真正独一无二，并且不是被其他文化从外部引介进来的。发明一样东西是一回事儿，让整个社会全盘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大体上来说，与社会性或宗教性创新相比，人们更乐于接受像犁那样的技术性革新，因为它们较不可能与现存的价值体系发生冲突。人性的天才之处就在于，机会来临时它们总能及时抓住并使之适应新的现实，这一点在许多即使相隔千里的地区都很相似，结果便是极为相似的想法导致了各自的创新，如农耕。 • 传播（diffusion）　思想在大大小小范围内的散播流传即传播。无论是思想还是技术创新的交换都不必然真的涉及人类行为。相邻社区之间常规的贸易交换也能导致传播。任何一种商业关系都必然包含一种双边关系，双方交换货物、服务，当然还有思想，例如宗教信仰。举例来说，盛满了橄榄油和酒且色彩亮丽的米诺斯（Minoan）陶壶，从克里特岛（Crete）出发，航行于爱琴海诸岛屿之间，最远曾到达埃及（图1-9）。 • 迁徙（migration）　指的是整个社会为刻意扩展其影响范围而做出的行为。西班牙征服者占领墨西哥，波利尼西亚人小心翼翼地航行于太平洋上诸岛之间。在上述两个例子中，目标明确的探索发现了新土地上的人民，并对其实行殖民。较小规模的迁徙更为常见，墨西哥的商队从地处低地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迁移到高地城市特奥蒂瓦坎（Teotihuac?觃n），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区，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奶油色陶器和茅草圆顶土坯房屋（图1-10）。当然也有其他形式的迁徙，如奴隶、工匠以及逃避宗教迫害的人们所进行的无组织的移动。 创新、传播和迁徙只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机制，远不足以解释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永恒变化的关系。这类机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以器物及其他物质遗存为基础的描述性行为。要解释文化变迁， 就需要一些能够反映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模型，这种模型要精细复杂得多。 1.12 文化作为适应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和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发展出一门他们称为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的学科，专门研究人类适应和改变其环境的总体方式。研究文化生态学的考古学家关心的是作为体系的史前文化是如何与其他系统——如其他人类文化、生物群落（biotic community，人类周遭的生物），以及他们的自然环境——相互影响的。这就是通常被称为文化作为适应（culture-as- adaptation）的人类史前史研究路径。 文化作为适应这一术语的出现比世界史前史研究中最晚近的术语都要晚。莱斯利•怀特把文化称为“人类的体外适应方式”（man’s extrasomatic means of adaptation）。人类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能力，能够为事件和对象创造出可以被欣赏、破解和理解的意义，注入意识形态以及其他，文化便是这种能力的结果。因此，不同地区和时代的人类文化面貌差异极大，从而导致史前物质文化——即研究史前史的数据——的多样性。 在文化作为适应的含义中，人类行为不仅是对单个地点，而且是对环境区域的适应。因此，考古学家不仅要研究单个遗址，还要研究整个区域。考古资料就不仅是一个结构化的遗址系统，而且是一处景观上器物分布和密度的持续形态。当个人或集体在某片区域中狩猎、觅食或耕作时，他们会留下一些证明自身存在的物质遗存，从而形成了反映人类在该区域持续行为的记录。 多重线性文化进化 “文化作为适应”试图解释某个区域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化变异和适应。这一策略意味着考古学家必须密切关注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在多重线性文化进化（multilinear cultural evolution，即沿着多重轨道进化）理论中，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在追求自己的进化路线，这一路线由通过技术和社会制度以适应其自然环境的长期成就决定。在解释充满偶然性的文化变迁事件的世界史前史时，多重线性进化理论作为一种通用框架而被广泛应用。 某些社会与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均势，其中，适应性改变至多包含一些技术上的改进和组织结构的微调。而另一些社会则陷入一种或由外部环境变化引起，或来自社会内部的循环变换中。如果这类变化表现为更多的食物供应或者人口的增长，那么为了养活更多的人口或者调度过剩的食物供应，可能会加速变革的发生。公元前10 000年前发生在西南亚部分地区的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生活在优良自然环境中的许多群体为了扩展其食物供应而开始种植野生禾谷植物（见第6章）。在第一批农业试验的几个世代里，许多社会严重依赖谷类作物。随之而来的是一些重要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变革。现在，各种社会环境中的人们纷纷开始在永久性村落里定居下来。 每个社会都会受到来自环境和可利用技术的发展限制，而某些环境（如埃及的尼罗河谷）相比其他有着更大的生长潜力。某些类型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对专门化劳动的集中控制）相比其他更加有效。适应性变革引发了技术革命，继而带来食物供给的增加和人口密度的提高。多重线性进化理论假设人类社会是沿着多条路径发展的。 作为一种解释机制，多重线性进化理论被广泛采用导致许多考古学家将史前社会划分成两个阶段：前国家阶段（prestate）和国家组织型社会（state-organized society）阶段。这些阶段并非普世性的，它们并非如一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家所争辩的那般，是所有社会都将经历的，而是在不同环境下，不同集团独立获得的社会发展程度（参见科学专题“古代社会组织形式”）。 多重线性文化进化理论将人类文化和文化生态学的系统路径整合成一个严密紧凑又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方法，用来研究和解释文化进程。作为适应研究路径，文化要求研究者把文化变迁放到多种变量相互影响的背景中。因此，在研究古叙利亚的农业产生或美索美洲（Mesoamerica，这里有许多繁荣的史前国家）①玛雅文明诞生等文化演进时，并不存在哪个首要因素导致了上述变化，而毋宁说是有一系列重要的变量，如人口的增长、食物的不足、漫长的干旱，以及集团内部的竞争等，共同发生作用，从而导致了文化变迁。 当我们为史前时期的主要和次要事件寻求解释时，我们需要考虑变革发生的方式、过程和机制，以及激发这些机制的社会和经济压力（人口压力、猎物不足等）。这种多重起因的模式与描绘古埃及人横穿大西洋的或才华横溢的隐居发明家的冒险故事大为不同。为了明确许多相关因素，它们需要明晰的方法论，最常使用的数据包括像碎陶片和石器这样的物质遗存。 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 文化作为适应的研究路径主要关心的是找出古代各种人类文化中的种种变化，解释长时段中的文化变迁。拥护这一路径的考古学家如此专注于对文化变迁的解释以及寻求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至于许多人抱怨说这一方法太过关心文化变迁的进程，而忽视了这些变革背后的人。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由单个个体组成的，男人、女人、儿童、成人、家庭、社群及其远亲近邻。他们的生活时时处处互相影响，有时达成一致，有时意见相左，有时妥协或争吵，有时则和平相处。从这种相互影响中产生了文化传统，从而为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提供指导。这一传统有时也会成为一股强大的保守势力而遏制革新，但有时在重压之下也会反而激励创新。 生态上的及其他一些外部局限性可以通过文化得以调和，但是它们独立地对人类行为发生作用，因此如果用进化理论或其他类似理论来解释的话非常容易理解。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和偶然性要大得多，这使得很难把进化顺序加诸人类历史之上，因为即使不考虑外部限制，许多文化变迁都是偶然发生于流变不居的环境和文化传统中的。通过研究单个的文化传统，考古学家们试图以一种进化论者和文化生态学家从未设想过的方式解释文化的不同特征。我们逐渐尝试从外部（环境）局限和内部（社会）局限两个方面来解释过去。内部局限包括知识、信仰、价值观等受文化制约的习惯，所有这些都因不同的文化而异，但是其中有些却是许多相隔千里的文化所共享的，举例来说，地理上天各一方的两个文化可能在了解了相关技术的公共知识的基础上掌握了青铜冶金术，但是有关这项技术的文化背景却大相径庭，就像中国的商文化（第11章）和秘鲁沿海的莫希文化（第14章）。许多地区都发展出了一些类似的象征手法，例如酋长或者国王登台的惯例，或者统治者与太阳之间的联系，但那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必然存在关联。 新一代考古学研究已经不再专注于文化进程和文化生态学，而是首先谨慎地探寻早期人类的思维世界，有时被称做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即研究思维的考古学。这一新的研究路径既充满争议，又新鲜刺激，因为它从多门学科中提取证据，其中就包括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13 诉诸无形：意识形态和互动关系 考古学家通过少量的人类化石和人类行为的遗存（器物、食物遗存等）来研究遥远的过去。而人类的大脑、我们的语言、思维过程、信仰以及人际交往都是无形的，无法通过考古资料流传下来。尽管如此，考古资料也可以为250万年来人类行为的进化和思维能力的强化提供激动人心的证据。距今250万年前工具制作技术在东非的出现可以被视为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很难用巧合来解释人类大脑容量在接下来的一百万年里发生的戏剧性的增加。另一个重要时刻发生于60 000~30 000年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大脑已经发育完成，智人发展出了更复杂的技巧、艺术，以及最早的宗教信仰。 这里就提出了一些关于过去的本质性问题：在人类大脑容量发生上述激变的过程中，人类的思维世界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语言和人类意识首次出现于何时？在现代大脑出现之前和之后的人类智力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文化的力量和局限性以及认知问题日渐了解，使得考古学家们越来越把关注的焦点从文化变迁的进程转移到人和群体身上。许多新的研究试图超越考古资料的物质性的一面，而去寻找古代社会背后复杂而无形的思想观念。这一激发出大量理论争辩（通常都是冗长繁复而毫不相关）的研究方法有时被称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尽管理论争辩仍在继续，但的确已成功地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两个重要的主题上：古代意识形态和信仰，以及群体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意识形态和信仰 古人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是很难通过人工器物、艺术和建筑这样的物质遗存来重建的。我们只能猜测隐藏在冰期晚期的洞穴艺术（参见第4章），或者出土于约旦杰里科的早期农业定居遗址的著名人像（图1-11）背后的信仰和动机，但是如果像埃及文书或玛雅象形符号那样的文字记录能够和考古发掘结合起来的话，古代意识形态和信仰的研究就具备了极大的潜力。这类研究的一个绝佳案例是美国玛雅学家琳达•谢勒（Linda Schele）和大卫•弗里德尔（David Freidel）对中美洲古代玛雅图像所做的杰出研究，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将破解了的玛雅符号与考古数据相结合的基础上（参见第12章）。他们的工作显示了宗教仪式、神殿和寺庙建筑是如何有助于塑造古代生活的。“玛雅人相信过去会一直按照一种不断重复的模式无尽地循环下去，……这种模式早已被设定在了纵横交错的时空网络中”，在两人合著的《王的森林》（A Forest of Kings）一书中，他们这样写道，“我们的挑战在于……将这段保存于文字、图像和废墟中的历史以一种现代思维能够理解，但同时也忠实于玛雅人自己的观念的方式加以解读。”（Schele and Freidel，1990，p.18） 互动关系 最后要分析的是，分享文化的主体是人，是群体和个人在为每天的生活做出决定。男人与女人相互影响，儿童和成人相互作用；家族内部争吵不和，派系林立；民族间为争夺财富和政治权力而相互竞争——这些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行为，就构成了束缚或者激发文化变迁的力量。究其本质来讲，考古资料通常都是非人性化的，可以为年代学所采用的考古器物和食物遗存所处理的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较为模糊的群体甚至某个范畴的人群的行为，如历史上某个特定时期的女性。 考古学家只能在少数情况下越过人工器物和食物遗存去研究群体和个人的角色、他们承担的工作，以及他们影响事件进程的委婉方式。举例来说，生物人类学家缇娅•摩尔森（Theya Molleson）在叙利亚阿布•胡赖拉（Abu Hureyra）的一处公元9700年前的早期农业村落里发现，所有成年女性的骨骼中都存在畸形的趾骨、膝盖骨，以及脊椎低垂，几乎可以肯定，这一情况是长时间地碾磨谷物造成的（见图6-4）。男性尸骨不存在这种磨损。这可作为人类历史上有关男女分工的最早证据之一。 研究古代信仰这类历史上的不可捉摸之物，就好像研究一系列没有说明文字的图片。这里就涉及考古学最大的败笔之一。我们可以赞叹法国西南部拉斯科（Lascaux）洞穴里出自15 000年前石器时代艺术家之手的巨大公牛壁画（参见第4章），可以漫步于英格兰的巨石阵中（见图1-12），或者观摩美国东南部密西西比文化中镌刻在淡水贝壳上错综复杂的雕刻（参见第7章）。但是，尽管可以欣赏图像背后的艺术趣味，我们却很少能识别出最终造就这些灿烂成就的复杂信仰和动机。我们不能与古人对话，我们只能试图理解他们的多样性社会那才华横溢却通常令人泄气的复杂性之一二。 英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琛（Steven Mithen）是一位研究古代人类思维的专家，他将我们长达数千年的历史比做一出考古多幕剧，并将高潮定在大约12 000年前农耕出现之时。在短短的十个千纪里，人类走出了简单的村落，走向了一个到处是汽车、飞机、工业化大城市的世界，一个全球化方兴未艾的电脑化社会。占据了这出戏大部分时间的是世界史前史，它终结于西班牙人对墨西哥和秘鲁的征服，并在公元16世纪早期西方人和最后一个前工业文明相遇时达到高潮。 我们的这出戏开始于250多万年前。 1.14 小 结 考古学是使用古人行为的物质遗存对人类过去进行研究的学科。这些物质遗存构成了考古资料，即史前时期的档案。历史学家考察文献，考古学家面对的则是一个无名的过去。考古学在众多科学学科中的独特性就在于，它具备研究长时段内文化变迁的能力。文本辅助考古学（text-aided archaeology）将考古证据与文献资源相结合，而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是史前史，即文字发明以前的人类历史。发展于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史前史研究，是一门借助考古数据和其他资源，以全球化视野来研究人类史前时期的专业领域。 所有人类社会都对过去感兴趣，但是他们的历史解释和使用历史的目的各不相同。考古学家（其中大多是西方人）视时间为一种线性进程，而许多非西方群体则按照季节更替和天体运动来衡量时间。只有在有用时他们才会使用线性时间。考古学并不是研究历史的不二法门，许多社会都有口述历史，即一种对保存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非正统历史视野。 人类史前史的理论方法有很多，但是大体上可以被划分为过程和后过程两个路径。过程考古学（文化作为适应）使用多重线性文化进化和文化生态学为世界史前史研究提供一个总体框架，其基本假设认为人类社会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进化。 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考古学家通常在前国家社会和国家组织型社会之间做出区分。进化生态学使用自然选择机制和最佳觅食策略从能源消耗（成本）和风险管理两方面解释狩猎—采集型社会。近年来，考古学家针对文化变迁的外部局限（如环境因素）和内部局限（由个体和群体的行为造成）之间做出区分。新一代的研究聚焦于意识形态、人类互动关系、性别关系及其他主题，结合过程和后过程两种路径来研究内外两种局限性及其对过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