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岁月》试读：海关洋员的生活志 / 滨下武志“序”节选

《海关洋员传记丛书》将海外出版的关于海关洋员的书籍集中译介给中国读者，包括洋员自传，洋员妻子、后人撰写的亲人回忆录和学者撰写的传记。这套丛书的特色在于，第一，从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它集中介绍海关洋员的个人历史，有别于以往的制度史、贸易史和经济史研究。第二，从近代人物史研究的角度看，除了海关洋员在中国的经历，还涉及洋员父母、家庭的历史背景和本人青年时代的历史，将海关洋员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跨国职业生涯和故乡的地方性社会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们发现，这些外国人进入中国海关工作之前，大多有船员和海军等海洋性跨国职业经历，也有大学毕业生、知识分子、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背景，最终作为海关洋员，长途跋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第三，从史料价值来看，除了公开出版的海关资料，本丛书广泛使用了传记、自传、旅行记录、日记、信函、照片和口述访谈等私人历史资料。已经出版关于海关洋员个人的传记、日记、信函有：《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赫德爵士传》《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青龙过眼》《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等。 从个人的研究兴趣出发，我认为这套丛书的特色是揭示海关官员活动的地方性与日常性，从个人化的视角透视海关文化；进而透过海关文化，看清清末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文化潮流，更加深入地理解多样性的海关历史，包括全球性的时代变化。总的来说，本丛书涉及六个既往关注不多的领域：1)英国和英国以外的海关洋员的人物史；2)围绕海关的社会文化生态；3)海关洋员的家庭生活；4)作为汉学家的海关洋员；5)洋员在海关以外的文化与学术活动；6)人物研究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从1858年开始，中国海关(又称洋关，旧海关)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因为茶叶、生丝出口的增加，需要新的贸易管理机构。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各通商口岸建立外贸管理的新机构——外国人管理的海关。海关在课税/纳税这个主要功能之外，还承担了新式教育、海事、邮政等职责，成为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在清朝覆灭之前的50多年里，海关的行政架构大致如下： 一、中央：总税务司署。 二、征税部门：各通商口岸海关。包括内班、外班、海班，以及医疗检疫人员。 三、教育部门：同文馆、税务专科学堂。 四、海事部门：营造处、理船处、灯塔处。 五、邮政部门：邮政总部、各地邮局。 20世纪初，海关各部门在职洋员人数约1500人，50年累计洋员人数近万人。职业涉及估税、统计、会计、文秘、翻译、绘图、印刷、验货、医学、检疫、教育、船只驾驶、水手、航道勘测、水文测量、工程建筑、设备营造、灯塔值事和邮件递送等多个领域，吸引了一大批来自欧美各国的专业、专职、技术性、实务性、有语言能力、有体力的人才。实际上，中国近代海关的工作是一个综合性的大事业。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整理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展示了海关的工作成就。 一直以来，海关洋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以赫德等总税务司为主的最高级官员。可是，从人数来看，洋员绝大部分是地方海关每天在现场从事关务的中级和下级关员们，他们的特征是，不管外国关员或者中国关员，不少人有国际性的船员经验。例如回忆录《青龙过眼》(Through the Dragon’s Eyes)的作者阿林敦(Lewis Charles Arlington)，是苏格兰裔美国人，青年时代有长期的航海船员经历，1879年来到中国，先后加入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1886年加入海关，1906年又转到邮政部门，1929年退休后，仍在中国生活。 另一个例子是英国人戴乐尔(海关登记名戴理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他撰写了《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尔回忆录》(Pulling Strings in China)。戴理尔1889年参加海关内班工作，在上海的江海关担任巡工司，同时受雇于北洋水师，经历过甲午战争，直到1920年从海关退休。他的青年时代也有过全球性的船员经历。戴理尔的祖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留给他父亲相当可观的家产。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区牧师。戴理尔认为，“我在中国找到了自己——在事实上——那么中国就是我应该待的地方。于是我向罗伯特•赫德爵士申请，在他那里寻求一个内班人员的职位。他回复我说，可以在他的一艘税务巡船上给予我一个职位”。 有时，父辈的海上经历也会影响洋员的任职。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洋员们的父辈已经保有对中国和东亚世界的关心，访问亚洲，从事传教、商贸和水手等工作。有时候，他们带孩子们一起来亚洲。父辈的经验和影响，使孩子们继承了对中国和亚洲的关心，在结束教育后到亚洲寻找适合的工作，从而进入中国海关。当然，进入海关，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海关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32—1898)的父亲李太郭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传教士，19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东南亚一带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任命为驻广州领事。以语言和翻译能力著称的海关洋员邓罗(C. H. Brewitt-Taylor，1857—1938，本丛书有他的传记)，父亲曾经是海岸护卫队的水手。 这些在海关现场天天工作的人们，往往有着类似的人生经历，特别是从社会文化活动的侧面看，他们的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到中国之前的时间，一般看来他们都经历过全球性的与海洋有关的活动，以船员和水手为职业，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不同海域寻找工作，或者加入海军，跨海训练。第二阶段是在中国海关工作的时期，在海关工作以外，下班以后或者休假时期，仍保有个人的兴趣活动和社交生活。第三阶段是从海关职位退休之后，出于对中国古典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关心，他们留在中国深化在职期间保留的学术和文化生活；或者，退休以后回到本国，继续关注中国动态，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 最近的海关史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取向，关注洋员跨文化的个人际遇，关注洋员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成就。像加州大学的佩里•安德森教授(Perry Anderson)和康奈尔大学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Benedict Anderson，2015年逝世)，他们是蒙自海关税务司安德森(J. C. Anderson)的儿子。他们出生的地点是蒙自，曾表示希望访问父亲工作过的云南蒙自海关。老安德森1914—1940年一直在海关工作。佩里•安德森教授撰写了关于他们的父亲和他们孩提时代在云南的生活的著作。本丛书收入的海关洋员庆丕(Paul King)的个人回忆录亦属此类。 本丛书正是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来描写海关洋员的工作经验和人物历史。丰富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内容，使这套丛书在研究性和资料性方面都有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