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此地》试读：文摘一

亲爱的保罗： 谢谢你4 月7 日的来信。我已经与埃瑙迪出版社的人联系上了，希望能够6 月份在彼得拉桑塔 见到西丽和你。 从你写信之后，有关德贝内代蒂事件又有了进展，我相信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现在看来，你我只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两个。我的意大利语懂得不多，但浏览一下他捏造的对我的采访，我推测他是利用我来做他的传声筒，表达他个人对非洲和南非的看法，这与他利用菲利普•罗斯当传声筒表达他对贝拉克•奥巴马的看法如出一辙。 我还没有找到他所捏造的对你的采访。 如果这就是德贝内代蒂本人的行为方式，那么，他的总体目标似乎就是要借文学名人之口宣扬他的世界观而已。 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唯有惩治诽谤罪的法律方能制止诸如德贝内代蒂这类未来的作家把我们——这里的我们，包括所有或多或少有些知名度的人们——变成他们小说中的人物、把我们变成言说他们情绪的传声筒，也才能避免我们去做他们的规定动作，而那些行为可能令我们发笑、不安、不快、厌恶甚至惊慌失措。如果类似的伎俩能够得逞，那么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所捏造的我们的“伪自我”，连带着那些浅薄的观点，就会肆意泛滥，从而在公众意识中占有主导地位；而与此同时，我们“真正的”“自我”和我们“真实的”（这两者总是不厌其烦地连在一起的）思想，就只能为少数朋友所了解。这样的话，以假乱真就大获全胜了。 你引出了以色列的话题。我发现要谈以色列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你能容忍我的话，我也愿意尝试着理一理我凌乱的思路。 我是带着十分沮丧又厌恶的情感关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新闻，有时候真的很纠结，觉得还不如对这两户倒霉的人家 说声讨厌后掉头就走。巴勒斯坦人一直都遭受着极大的不公——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他们被迫去承担那些他们决不应负有任何责任的欧洲事务的后果，而且——正如你在以怀俄明换犹太人的幻想计划中所指出的那样——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用不着把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的领土。 历史既往，覆水难收，过去无法改变。以色列存在着，而且还将长时间地存在下去。我知道以色列政治家喜欢在头脑中想象这样的图景：阿拉伯军队蜂拥越过边界，屠杀男丁奸淫妇女亵渎神庙，但事实是，半个世纪过去了，阿拉伯人如此全力以赴也未能夺回巴勒斯坦人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没有任何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会相信，如果他们再发动一次新的进攻的话，他们就会有所斩获。 如果说世上有失败一词的话，那么，巴勒斯坦人已被打败。尽管这样的命运可能很苦涩，他们也必须去品尝它，或者直言不讳地说，咽下它去。他们必须接受失败，而且是建设性地接受它。相反的、非建设性的应对方法则是，继续梦想着有一天奇迹能够出现、在所有的错误得以纠正之后去收复失地。所谓建设性地接受失败的办法，他们可以参照德国1945 年之后的做法。 我所说的终极复仇的梦想，巴勒斯坦人可能会称之为终极正义之梦。但失败与正义无关，它与力量有关，与谁的力量更强大有关。只要以色列人能看到，在巴勒斯坦人寻求正义解决问题的表面下隐藏着推翻一切的终极梦想，那他们对于协商解决问题将继续冷淡——甚至比冷淡还糟糕。 巴勒斯坦人需要的是一位强者，能够发出强有力的声音： “我们已经战败，他们已经获胜，让我们放下手中的武器，协商投降事宜以争取最大的利益，要知道，至少还有令人欣慰之处，全世界都将会注视着我们呢。”换言之，他们需要一位伟人，一位智勇双全之人，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站在时代的舞台上。不幸的是，一提到大智大勇，人们就会发现，迄今为止从巴勒斯坦人中产生的所有领导人都不过是侏儒而已。即使偶尔能出现一个大救星，我猜想他也很快会死在人们的乱枪之下。 也许到了该巴勒斯坦女性站出来执掌大权的时候了。 发表过了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我也必须接着说，在历届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中，某些行为方式十分丑陋——民选政府，在一部糟糕得不能再糟糕的宪法之下运作，除非采取超越宪法的行为，否则宪法永远不会有所改变——实在令人作呕。对于最近发生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事情，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它，这个词就是“可怕的”。“可怕”：一个丑陋的、冷酷的词汇——一个希特勒式的词汇——用来描述一种丑陋的、冷酷的、无情的对待人民的方式。我们只要相信人类历史予人以经验教训这样的进步观念，而且如果想要成为更美好的人，我们就应该吸取历史教训，我们就都会停下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历史究竟给了以色列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的大半生都居住在南非，那里有人数众多的白人，他们谈起黑人的情形，如同人们听到以色列人——许许多多的以色列人——谈起阿拉伯人一样，有和蔼可亲的，有不屑一顾的，也有恨之入骨的。正如在旧南非白人中有“好人”一样，以色列也有“好人”（我遇到过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他们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但这里并没有潜藏着令人欣慰的经验教训。如果说那些南非白人中的“坏人”被打败了，这并非因为那些白人中的“好人”说服他们放弃了荒谬的言行且带他们去忏悔的结果。同理，如果说以色列的“坏人”未来会被打败的话，那也不是因为以色列的“好人”批评他们之后的结果。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各不相同，但我们至今还都不得而知。 因为我被人看作具有左翼的立场，所以就会被要求去为巴勒斯坦人签署请愿书，然后去支持他们的事业。有时候我会按照要求去做，有时候则不会；决定总是来自深刻的反省。就此而言，我并非独一无二。像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包括很多非犹太裔的西方知识分子一样，我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问题上，情感也是分裂的。 我特别应该产生情感分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西方文化中的犹太因素对我的成长有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或是卡夫卡，还不要说令人迷乱的犹太先知拿撒勒 的耶稣了，那我就绝不会是今天的我。而与此同时，阿拉伯文化与穆斯林的宗教思想，无论其客观声望如何，则对我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 当然了，弗洛伊德和卡夫卡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来说一无用处，他是犹太历史中的糟粕而非精华的继承者。我从来都毫不掩饰地热诚盼望内塔尼亚胡及其党羽的倒台，并热切盼望迎来一位有胆量面对犹太右翼势力的新的领导人。 但我还有第二个考虑。我有一些犹太朋友，他们与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如果我得在朋友和历史的公正原则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恐怕我得说我选择朋友——不仅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还因为我相信他们对以色列的承诺（并不是一定要去支持哪个特定的以色列政府）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有时也十分痛苦。我没有过这样的承诺，但正如在恋爱中那样，即便爱人错了她也是对的，友谊也是如此啊。 说到克莱斯特，我毫无保留地赞同你的观点。打开他的书就仿佛被它带回了家，这里有一群A 类作家，人员虽然稀少，但他们之于游戏的玩法，却与另一些令人更加舒心也更加熟悉的B 类作家完全不同：更加坚实、更加敏捷、更加聪慧，但也冒着更大的风险。 （顺便说一句，我最近再次观看了伊力卢马 根据克莱斯特的《O 侯爵夫人》所改编的电影。我把这部影片视为以文明之名对天才之谜的一曲颂歌——伊力卢马具有如此开明的鉴赏力，使我都惊诧他在电影界该取得多么大的成就啊。） 一切顺利！ 约翰 2010 年7 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