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战术的灵活拯救不了拜占庭？

作为皇帝对书籍的重视和对实用性与矫饰的区别对待，利奥六世的思想深度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至于逻辑上的推理，如文章所说，更多的是从观察中得出的结论，再借结论施展部署，尽管这种归纳法的思想确实如期所说是在大多数情况有效的，不必过多注重细枝末节的，但对事物本质的探究，则有所缺乏。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逻辑问题，当一件事情被轻易用"事实会给不相信的人教训"这样的非此即彼的逻辑阐述的时候，衡量一件事情的具体情况，就变得难以实现。不是说观察没有意义，而是观察后下的定义，应该不断被更新和总结，并加入具体的条件限制。当然，出于当时的环境。种族，地理，气候和作战部署和习惯，已经说明了大部分情况。这些虚实之间的探究，在书籍传播速度有限并且限制极大的条件下，对于敌人的情报，依赖口传文明所起到的作用，确实非常有限。然而不难发现的是，这本书叙述的更多是是什么，不是什么和怎么样做和怎么样避免，鲜有给出引起思考的观察。

为什么在歌颂灵活多变的战术的前提下，对待人才方面的性格的要求，却是如此保守和单一，以至于这些要求说了等于没说一样，因为这些似乎就是大多数道德的要求。做到做不到，坚持与否，是否真的有效，根本无从考究。这种偏见同样反应在描述种族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像战术一样，什么合适就需要什么，而是只有这样才合适？在对待事物的时候讲求实用，而对待人的时候却始终囿于宗教信仰，难度灵活多变就一定狡猾，利益最大化则是贪婪，对胜利有喜悦则是亵渎？过于教条化的规则就是强制让人遵循，这种强制和野蛮的区别在于野蛮似乎来得更加有效率。

为什么一方面思想固化，而在另一方面却讲究灵活？或许在当时，种族或是宗教，想要人团结一致，需要群众的思想一致，而众口难调，区别与战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状况，很难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变动人们的思想。要是这样做做，人与人之间就产生思想冲突。冲突不能引起团结，不团结则无纪律可言。无纪律的军队亦无灵活多变可言。所以让将军灵活多变，则战术灵活多变。但让士兵灵活多变，则战术的灵活不成立。这种等级制度深严的规则，就像简单的身体与大脑的二分，认为身体只不过是大脑的运输工具，把局部影响整体的能力，看成是有必要用命令或计谋纠正的错误，是一种将人性工具化的做法。用这种实用主义外加宗教信仰的打包套餐去劳逸人民实施自己的想法，或许表面不得不买账的人很多，但一想到皇帝将兄弟编排在一起，又大肆宣扬背信弃义的不耻的这一做法，谁又不会反过来为和平密谋，跟兄弟一起逃跑呢？将道德作为手段，又将身世例入考察，不考虑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自欺欺人地叫起了能力最重要的口号。这样的高尚，简称说一套做一套，持有这样的虚伪，又将它定义为为了实用而必须有的觉悟，这种填表式歧视造就的繁荣，究竟又属于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