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语际实践》对学术研究的启示

我在本书提出“跨语际实践”的概念，目的在于重新思考东西方之间跨文化诠释和语言文字的交往形式究竟有哪些可能性。

——《跨语际实践》

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旧有的说法大概是这几种

1.影响与被影响。西方的入侵一方面使东方经受了沉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让东方有了发展和进步的机会，使东方走上了现代之路。

2.东方实际上是西方塑造的东方，实际上二者并不存在进步/落后，科学/愚昧，民主/专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区分，这一切都只是文本的“效果史”问题：“谁诠释文本？文本是怎样被使用的，它服务于何种目的？”（第29页）

前一种观点是殖民主义的观点，后一种是后殖民主义的观点。对于前一类观点，很明显是在为西方殖民寻找合法性，然而，后殖民理论难道就是无可指摘的吗？它指出了“文本”的被建构性，诠释性，但同时，也“无意识间让欧洲语言作为本源语言（或者译体语言），享有决定意义的特权。。。通过刷新我们对帝国主义过去的罪恶所保有的记忆，后殖民批评家无意间抹平了以往反帝斗争的印迹，而他或她本该是属于那个历史的一份子”。（第32页）

因此，要彻底解构东西方之间种种二元对立的观点，后殖民理论存在着盲点，这个盲点与殖民主义一样，将东方变成了一个可以化约的符号。因此，刘禾的观点是：

更有效地解构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方式，是要准确描述和分析特定的历史情境，也就是说，东西方二元对立在特定的语言中是如何开始具有语境的意义，并获得合法性。

以她对《骆驼祥子》的阐释为例，《骆驼祥子》很明显用了自由转述体等舶来品技巧。但同时这本小说的恰恰是在诠释行为本身当中，它要求诠释并也抵制着诠释，而且表述着作为真理假说而相互抵牾的诠释。然而，历来人们将其解读为作者对个人主义的抨击，这是对小说丰富意义的一种窄化，而这种窄化是怎么造成的呢？

她研究的是翻译，但并非语言学上的翻译。她的观点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并不存在实际的等值关系之上，所谓的等值关系，只是一种喻说。而当我们把一个进行词语，表述模式的翻译时，抑或是进行文学批评时，这种翻译或体制性的批评已经渗透了权力关系，它决定着我们说什么，怎么说。如果我们不回到文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那么就极容易被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所蒙蔽。

这就是刘禾这本书的核心内容，而她后来的那些精彩的个案分析，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观点之上的。因此，这本书的格局很大，其中的文本分析并不复杂，但观点却新意迭出。对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运用都很熟稔。给我的启示是：在我们掌握了易操作，好上手的文本分析方法之后，也许要有更大的视野和格局，以及历史化的倾向，才能写出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