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背后的男人

约瑟夫·富歇在历史的记述中并不是耀眼的明星，尽管他在当时权势极盛，掌握着时代命脉。他把法国大革命台前的风光让给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他们，自己却蓄意藏身在法国大革命的背后，成为那个时代唯一幸存的政治家。现在，人们把约瑟夫·富歇从阴影中拖出来，贬斥他为变色龙、多面派、天生的叛徒、无耻的小人和卑鄙的警探，而茨威格却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在笔端注入人道主义关怀，带我们重新认识这位被忽视的人物。

一、法国大革命背后的男人

先来看约瑟夫·富歇的经历。他最早当过修士，曾是罗伯斯庇尔的好友，在革命爆发后又站在吉伦特党一边，与罗伯斯庇尔对立。随后身为吉伦特党人改投罗伯斯庇尔一派投了国王的死刑支持票。在里昂成为法国大革命中最激进的一员，反基督反教会，没收私产，制造屠杀血案。回巴黎策划热月政变处死罗伯斯庇尔，接着在雾月政变中背叛恩人巴拉斯扶拿破仑上位。拿破仑失败后又把路易十八迎回来，自己成为了奥特朗托公爵。他在革命的风暴中诞生成长，在督政府治下攀登上巅峰，那些法国大革命台前的英雄，诸如布里索、罗伯斯庇尔、马拉和拿破仑倏忽垮台身亡，只有他这位幕后跑龙套的配角在风云变换中屹立不倒，历经波旁王朝、吉伦特派、雅各宾派、督政府、执政府、法兰西第一帝国和波旁王朝复辟。他看起来像是精神分裂者，在温和与激进，暴力与反暴力，保皇与反帝，反对私产与攫取财富等等矛盾的主张中变换角色，令人瞠目结舌。他仿佛一个穿越者，总能性命攸关时保全自己，在道路急陡转弯之际作出正确选择。

而在中国历史的墨色深处中，同样隐藏了这样一位人物，他叫杨度。网上流传着关于他生平的一段话，“拿过秀才，参与过公车上书，当过满清四品。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北伐时说XXX能得天下，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和国民党，最终经XXX介绍加入XX。”杨度的一生几乎是中国近代史缩影，但是我们却很少能像茨威格关注约瑟夫·富歇一样去关注杨度的精神层面。

二、权术家生物学

巴尔扎克在他的感情化学中，一贯把各种激情（不管叫作什么——是英雄激情还是卑下的欲念）视为完全等价的元素。茨威格延续了巴尔扎克对人物激情的重视。再加上茨威格对英雄史观也有冷静的思考，他认为“从政治上说，英雄传记包含着歪曲历史的危险，因为它们会造成一种印象，仿佛在古时候甚至古往今来，世界的前途都是由真正崇高的人物决定的。英雄仅仅以他的存在，便足以在几十年几百年内控驭人类的精神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是精神生活而已。在现实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政治力量的活动范围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杰出的心智，不是思想纯洁的人，而是低下得多然而比较机灵的一种人——幕后活动家。” 在人物激情的驱使下，为了纯心理研究的乐趣以及拔高幕后活动家的历史地位，茨威格开始动笔写约瑟夫·富歇的传记，期冀为尚未形成的“权术家生物学”作出贡献。不管这是不是他跨领域的玩笑话，他写就的这本传记尽管篇幅不长，但为我展现了一幅完整的政治家的肖像。

作为权术家，约瑟夫·富歇有以下特点：沉默，冷静，耐心，精于察言观色，能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不轻举妄动，一旦时机成熟能给出致命一击，不过早暴露自己的立场，懂得及时抽身改换门庭，善于隐匿自己的私生活和感情，具有钢铁一般、斯巴达式的自律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为自己留下后路。

约瑟夫·富歇始终信守“躲在暗处的艺术”，他从来不公开当政，却握有权力；染指政柄，却不必负责。他一贯站在执政者的背后，拿执政做挡箭牌，鞭策执政者；每当执政者冲刺过了头，便在紧要关头抛弃执政者。

约瑟夫·富歇的人生教条是“只承认一个党，终生矢志不渝，那便是力量较为强大的党，多数人的党。”

约瑟夫·富歇的胜利观是“胜利不是第一个人，不是那个先锋，而总是最后一个人，那个把革命作为战利品来攫取的人。”

要想构成完整的“权术家生物学”，更在约瑟夫·富歇的激情冲动。把他与拿破仑做对比，拿破仑的政治野心是登上皇位，掌握最高权力，成为世界的主宰，而约瑟夫·富歇的野心是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得到满足，在冒险中获得刺激感，“他一贯追求权力，而且是最高的权力。但他同大多数人相反，满足于权力感：他不需要身外的奖章勋绶。富歇野心极大，却并不爱好虚荣；他追求权力，但不在乎花架子。他是搞政治阴谋的真正的、顶尖儿的行家，眼里只有权力的实实在在的潜能，而把权力的外部标志视若粪土。”

三、人类怯懦的历史

茨威格对法国大革命总是有独到的看法，在《断头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传》中他就对革命与革命者的本质有过精彩叙述。在这本书中，他更有惊人之语。对于法国大革命中深刻的社会阶级变化，他写到，“仿佛茶杯猛烈一晃，沉渣泛起，由于法国的革命，一切原来处在底层的，统统浮到了上面。这混乱的局面，该是澄清的时候了。”

法国的革命者们，包括“恐怖时代”的罗伯斯庇尔和成为“里昂屠户”的约瑟夫·富歇，在我们看来都是因为他们的凶残暴戾制造了数不清的屠杀，然而茨威格则认为，

“为了激励民众，为了向自己证明自己的激进，他们创造了一套血腥的套话，念念不忘于叛徒和断头台。而当民众被这些疯狂的、刺激的言论所陶醉、所蒙蔽、所迷惑，相信必须采取最‘断然的措施’，并且当真要求采取这样的措施，领袖们便没有勇气反抗了：他们必须杀人，以免民众谴责他们那些关于杀人的言论言不由衷。他们的行动不得不紧紧地追赶他们疯狂的言论。于是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在争取民心上，谁也不敢落后于别人。由于引力定律的作用，一宗死刑引起了另一宗：玩弄血腥的言辞变成了胡乱的大批杀人。绝不是需要，甚至也不是激情，更不是坚定，而恰恰是没有勇气违抗民意的政治家、党派活动家的不坚定甚至怯懦，说到头，正是怯懦，使他们残杀了成千上万条生命。”

在茨威格看来，世界史不仅是人类英勇卓绝的历史，也是人类怯懦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