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盖尔归来》：虚构与真实的交错

“我感到我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它提供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戴维斯在前言如是说。这本著作行文之间充满了虚构与真实的交错，无论是对于马丁盖尔事件本身的叙述与背景，还是作者的写作技法与立场。虚构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真实的秩序的保障并对后者施加影响。

关于马丁盖尔其人，他的出走，新马丁的归来，两次审判这一系列连续的事件实际上主要记录于前九章。在这部分情节的复原中，戴维斯充分利用了语言（方言俚语）、习俗、人口流动、法律（教会法与民法）、宗教信仰及刑法等相关资料，试图对16世纪40年代这位农民及其家庭中发生的事情进行全景式还原。作者同样找到了许多地方文献——婚书、遗嘱、买卖与交易文书、纠纷与仲裁书等，这些奠定了写作的真实性基础。与此同时，戴维斯利用心理学分析和从后续事件的判断对人物的心理活动进行共情式的把握。在不确定的地方，她指出三四种具有说服力的可能性，以保证推断的逻辑。在戴维斯的另一部著作《档案中的虚构》她表达了对于传统认为具有严重主观倾向的史料运用的态度：“我要把这些资料的‘虚构’的方面作为分析的中心。”而这里的“虚构”，指的是“在这类文本中普遍存在的某种叙述手法，而通过对这种叙述手法的分析，就有可能透过表面的文本内容，获得对事实的解释”（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

经过前三章的铺垫，第四章阿诺迪蒂尔正式登场。显然，新马丁身份的虚构成为贯穿事件始终的线索。它作为一种不确定性的要素对传统的秩序发起诘难。各方人物有各自的考量，贝特朗出于贞洁的考量需要一个“真”的丈夫（另一方面他虽假却实在），皮埃尔出于家庭权力的稳定也希望有一个真家主。这个过程中，虚构的身份成为自我塑造的表现，虚伪、伪善的行动中不真的意义同样建立在一种虚构的想象之上。故事发展到这里和1526年写作的《曼陀罗》剧情就有点相像了（新马丁与卡里马科，贝特朗与卢克蕾佳），马丁盖尔的故事发生年代与《曼陀罗》的创作年代如此相近，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的关联性。马基雅维利意在展示利用各方的需求而展现伪善最终达到共赢的结果，以及对传统秩序（重视传统的前提下）决断的重要性。审慎与伪善作为时代的新德性建立的秩序恰恰是对于传统秩序下罪恶的真实的承受。从这种视域下进行解读，能得出许多有趣的比较。马丁盖尔的故事亦可说是悲喜剧。

最后三章讲科拉斯本人的经历以及他的这本《难忘的判决》在后世流传所经历的遭遇，是戴维斯对科拉斯文本叙事倾向的质疑。科拉斯所面对的背景环境中同样具有潜藏的虚与实的交错，图卢兹地区日益严重的宗教冲突亦是明线背后涌动的暗流。科拉斯同样面对这种无力感，在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不断升级之际，他显然对于新教抱有同情和理解。他清楚地知道异端与魔法的虚构性和天主教真理秩序的反动面，但却无能为力，而将自身注意力完全放置在马丁盖尔的案件中以求解脱。在随后的行动中，他表现得和马基雅维利更为相近——用一种伪善的态度（即不表明自己的真实立场的隐微写作）去言说某种真相，寄希望于来世有人能够重新发现和解读它的精妙立意。

戴维斯的写作中同样具有其特定的立场与视角，而这与她的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对于戴维斯本人来说，犹太人身份带来的麻烦一直紧随着她。上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迫害，她和其丈夫钱德勒被没收护照，生活颠沛，直到1963年才恢复正常。这使她拥有远离公众的思考视域，并且似乎也成为了她对于不确定性思考的根源。在《档案的沉默，故事的名声》一文中，她指出回到不确定性问题：试图将这本书成为“对真相与质疑的探索，揭示16世纪一个社区对身份之真相的探求和今日史学家对过去之探求之间的相似性。”戴维斯确实做到了对虚构身份问题的回应，她呈现出了16世纪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认知以及虚构言行对于传统秩序的消解和改造。但她的思考并不止于横向的阐释，还有纵向的比较。《再造冒名者》一文中，戴维斯例举了张龙泉和霍格的事迹，指出了前者利用社会中对“关系”的认同，后者利用普林斯顿对“多元构成的本科生”的向往，制造出了一件件堪比马丁盖尔事件的闹剧。这既不是巫术所为，也不是百年难遇的奇闻怪事，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戴维斯想指出的是这种做法的可能性：伪造身份者（虚构者）利用族群（或社会场域）对于建构其身份符号的倾向性而对真实的秩序作出影响。

沃格林对虚构身份所表达的这种自我性的追问于社会场域中做出了回应：“他们（指这种追问）在场域中发生，由更古老的有关追问之真理的秩序经验及其符号化表达所构成，而现在又被那些坠入无序和衰退的追问者所经验到。对真理的追问是对弥散四处的无序的抵抗运动；是一种努力，它力图让有着具体表现的无序生存重新调整到与它——实在的真理相一致，试图创造出生存上有序的全新社会场域，去与那些真理主张已经变得可疑的社会场域相竞争。”

这进而启发我们思考对于谎言的真正态度。我们真正嗤之以鼻的是谎言本身吗？我们面对真相的不安能证明我们对真相的持续追求吗？我们真的关心真相吗？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马丁的身份虚构和盖尔家族移民迁居改姓氏是一回事。在第十二章中，戴维斯引蒙田的说法：“真相和假象是如此相似……我们却只能用同一双眼睛来打量它们。”海德格尔谈及洞喻说的时候指出主体之死，“灵魂所观看到的东西是否为真，也就取决于灵魂的这种观看是否符合理念本身，是否与理念本身相一致。柏拉图把真理理解为符合的转变，而那真实的世界则开始成为明确的对象性世界，成为有待认识的世界。”我们需要去理解秩序的一致性，在克服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人必须放弃他的主体身份，成为“有时间性的会死之人”，这样才能“进入存在的真理之中而守护存在”。这或许是我们对身份建构最大的不确定性。

C‘est tout bizar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