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击》

“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西奥多·阿多诺 作为继里尔克之后影响最大的现代德语诗人。保罗策兰所持的“传统诗艺”的风格，已经逐渐的被他一贯晦暗，隐匿的象征语言所剔除。从而促使这种“符号”般的诗句区别于焦虑的时代，以灵光的形式不可断绝的误解。 正如惠特曼所言；“风格的存在，剥夺了对于现实最原始的捕捉。”但对于保罗策兰而言，这种捕捉是必然的，他无法达成不为了梗概和抽象而去直接面柏林，及欧洲的残酷的战后形象，从而去发现另一种存在着的可能。他必须，也必要“感染性”的去提及另一种已形成的和废墟有着直接联系的苦涩的桥段。虽如苦水般难堪，又难为所忍。 在其《死亡赋格》中，他竭力而直面那些被摧毁和被“截肢”的驳论，获取和间接的代替了残酷背后真实剩下过的欲望，展示出那些比直面残酷更接近“本真”的事实，如噩梦围绕着的因素，在延缓适应下 的音律的渐变中，我们肆无忌惮的洞察这种痛苦被焦虑所缠绕，焦虑，扭曲的共鸣的形象。

而这种语言的相向，一方面指控了带有质问和身为 被质问者间的反思施加，另一方面如同囚禁着的屠杀者和被屠杀者的互为监禁的过去。这种不由自主的流逝在文字中的冲突成为辩证策兰和那些被发生过的最有力，最扣人心弦的事实之间创造的证明。如同造就反复敲击的，而又无济于事的对于那些死去的群像一次又一次的活生生的描写，以诗歌的回响来告明；“诗，是最为人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