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
这本书我花了挺长时间来阅读，很吃力，不在于文字的生涩，而是我总感觉把握不到作者的思路，在前后的材料之间找不到一条逻辑清晰的脉络，作者的思维跳跃很大，令我应接不暇。
与以往读过的史学著作相比，何伟亚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他不再像多数史学家那样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寻找所谓真相，正相反，他将多种陈述均看作是历史实体中的一部分，这种多重的陈述本身即携带了大量历史信息，因此，在其它史学家孜孜于考证真假以“净化历史”的时候，何伟亚则将各种不同陈述都纳入其视野之中，一并做比较分析。
就马戛尔尼使华而言，历来东西方各自的记录就不相一致，令人疑惑不解。但差异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并不在于谁更准确，而是双方各自独立从这一事件中所得出的见解。
作者一再强调了表述的重要性，“如果某种事物是无法表述的，那么它不仅是无形的，而且也更是不真实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在马戛尔尼使华事件的评论中存在的欧洲扩张主义的倾向，例如，在马戛尔尼出使当时及以后，是否存在或应该有通行的外交模式，这个问题欧洲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拿破仑就认为，马戛尔尼跟中国人打交道，应当入乡随俗。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其领土范围内外来者应当如何与其打交道。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只是后来在欧洲扩张的大势下，其“主权平等外交观”逐渐被自然化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结果，而清帝国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行为方式则逐渐被边缘化，因其无法表述而渐趋“不真实”。
就广为流传的乾隆帝复乔治三世的敕谕而言，在东西方长期以来都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22年，罗素就曾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时候，西方才能够理解中国。
举例而言，广为引用的乾隆帝在敕谕中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抵拒，其实是后来产生的一种误读，因为在马戛尔尼使华时，许多重要的工业发明如蒸汽船、速射武器、铁路、电报都还未诞生，所谓“船坚炮利”还并不存在，英国确实没甚么可吸引清朝的地方，热河行宫中丰富的西方物件也足以令马戛尔尼携带的物品黯然失色，盛行的关于中国对西方18世纪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的观念，其实只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才产生于西方，并被史学家投射回对马戛尔尼使华的解释中去。
就马戛尔尼使华的整个过程，双方在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马戛尔尼最初以为受到殷勤对待并且诸事顺利，其实不过是清廷官员严格遵照“沿中线而行”的敕谕的一种表面敷衍；马戛尔尼称礼物中的天象仪需一个月方可安装完毕，这使得乾隆帝认为对方在刻意显示其骄傲，而马戛尔尼则从此事中看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以为劳力可以取代科技；乾隆帝对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贸易的建议加以拒绝，其原因在于担心英国商人与东南沿海庞大的商人势力相接触而造成不稳定因素，而这在西方则成为铁板钉钉的“闭关锁国”的证据。
看完书后，回过头来再看罗志田撰写的序言，正解答了我在开头所提及的阅读障碍，作者的思维跳跃也许正是源自于作者的这种看待历史的思路。不再按线性的因果关系来组织事件，而更像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作者在其间自由跳转。
至于一直被坊间津津乐道的磕头一事，马戛尔尼本人记载中，不仅未曾磕头，而且还亲自将礼物送呈皇帝手中，在御前所行走路线也异于一般使节。而在朝廷记录中，此事只是轻描淡写被一带而过，除了曾在皇帝面前匍匐拜倒之外，什么也没有记载，不过，从清实录记载中可得知，这种接见外国使臣的礼节上的变通，自康熙年间就已开始。作者将其解读为朝廷对此事的轻描淡写和不加重视，不过我想，是否也可能是因为用春秋笔法，以略过不写来凸显这次令朝廷略显脸上无光的觐见呢？毕竟，两年后荷兰人觐见乾隆时，是完全遵循了朝廷的各项礼仪的。
与以往读过的史学著作相比，何伟亚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在于，他不再像多数史学家那样在历史的重重迷雾中寻找所谓真相，正相反，他将多种陈述均看作是历史实体中的一部分，这种多重的陈述本身即携带了大量历史信息，因此，在其它史学家孜孜于考证真假以“净化历史”的时候，何伟亚则将各种不同陈述都纳入其视野之中，一并做比较分析。
就马戛尔尼使华而言，历来东西方各自的记录就不相一致，令人疑惑不解。但差异是可以接受的，重要的并不在于谁更准确，而是双方各自独立从这一事件中所得出的见解。
作者一再强调了表述的重要性，“如果某种事物是无法表述的，那么它不仅是无形的，而且也更是不真实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长期以来在马戛尔尼使华事件的评论中存在的欧洲扩张主义的倾向，例如，在马戛尔尼出使当时及以后，是否存在或应该有通行的外交模式，这个问题欧洲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拿破仑就认为，马戛尔尼跟中国人打交道，应当入乡随俗。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决定在其领土范围内外来者应当如何与其打交道。而今天普遍存在的对中国“闭关锁国”的批评，只是后来在欧洲扩张的大势下，其“主权平等外交观”逐渐被自然化为一种强势话语的结果，而清帝国的“差序包容天下观”的行为方式则逐渐被边缘化，因其无法表述而渐趋“不真实”。
就广为流传的乾隆帝复乔治三世的敕谕而言，在东西方长期以来都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22年，罗素就曾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时候，西方才能够理解中国。
举例而言，广为引用的乾隆帝在敕谕中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抵拒，其实是后来产生的一种误读，因为在马戛尔尼使华时，许多重要的工业发明如蒸汽船、速射武器、铁路、电报都还未诞生，所谓“船坚炮利”还并不存在，英国确实没甚么可吸引清朝的地方，热河行宫中丰富的西方物件也足以令马戛尔尼携带的物品黯然失色，盛行的关于中国对西方18世纪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的观念，其实只是在工业革命完成后才产生于西方，并被史学家投射回对马戛尔尼使华的解释中去。
就马戛尔尼使华的整个过程，双方在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解读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马戛尔尼最初以为受到殷勤对待并且诸事顺利，其实不过是清廷官员严格遵照“沿中线而行”的敕谕的一种表面敷衍；马戛尔尼称礼物中的天象仪需一个月方可安装完毕，这使得乾隆帝认为对方在刻意显示其骄傲，而马戛尔尼则从此事中看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以为劳力可以取代科技；乾隆帝对英国人提出的通商贸易的建议加以拒绝，其原因在于担心英国商人与东南沿海庞大的商人势力相接触而造成不稳定因素，而这在西方则成为铁板钉钉的“闭关锁国”的证据。
看完书后，回过头来再看罗志田撰写的序言，正解答了我在开头所提及的阅读障碍，作者的思维跳跃也许正是源自于作者的这种看待历史的思路。不再按线性的因果关系来组织事件，而更像一个盘根错节的网络，作者在其间自由跳转。
至于一直被坊间津津乐道的磕头一事，马戛尔尼本人记载中，不仅未曾磕头，而且还亲自将礼物送呈皇帝手中，在御前所行走路线也异于一般使节。而在朝廷记录中，此事只是轻描淡写被一带而过，除了曾在皇帝面前匍匐拜倒之外，什么也没有记载，不过，从清实录记载中可得知，这种接见外国使臣的礼节上的变通，自康熙年间就已开始。作者将其解读为朝廷对此事的轻描淡写和不加重视，不过我想，是否也可能是因为用春秋笔法，以略过不写来凸显这次令朝廷略显脸上无光的觐见呢？毕竟，两年后荷兰人觐见乾隆时，是完全遵循了朝廷的各项礼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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