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纳河上的桥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的名作《德里纳河上的桥》，通过故乡维谢格拉特小城的一座古桥，生动地描绘了波黑人民四百年的苦难和奋斗。这部书写作于1942-43年，在四十多年后，中国作家陈忠实写出了《白鹿原》。这两本书有极大的相似处。《德里纳河上的桥》像是一本浓缩版的《白鹿原》，而《白鹿原》更像是一本放大加长版的《德里纳河上的桥》。从空间跨度来看，《白鹿原》的背景是广袤的关中平原，而《德里纳河上的桥》的背景则小得多，局限在依河而建的一座小城和河上的一座十一孔石桥。从时间跨度来看，《白鹿原》写了从清末到八十年代近百年的家族历史，而《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则横亘绵延四百年。它们一样精彩，都是自己民族的诗史！

《德里纳河上的桥》这本书今天读起来仍然无比震撼，动人心魄。其中很多场景，令人印象深刻难以磨灭。比如描写血贡的那个章节（罗马尼亚电影《勇敢的米哈伊》中对血贡有忠实的再现） 。所谓血贡，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项野蛮的制度。他们定期从巴尔干地区劫掠健康聪明的十到十五岁的基督教男孩，把他们武装护送到伊斯坦布尔，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在帝国的禁卫军中终身服役。他们中的少数人可以最终凭能力在帝国飞黄腾达，担任大维奇（丞相）等职务。但他们将永远忘记自己原来的名字和宗教，远离亲人和故土。书中描写那长长的马队，每匹马都驮着两个圆筐，左右各一个。每个圆筐里面都放着一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小包袱和父母给的最后一块糕点。而马队的后方，跟着一队艰难跋涉的父母，哭声震天。母亲们徒劳地呼唤着孩子们马上就要被忘掉的名字。直到河边渡口，永远骨肉分离。小说的生动描写，仿佛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幅惨绝人寰的油画。当一个民族这样年复一年将自己的新一代亲手送出，宛如未来的希望被连根拔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伤痛，这将在这个民族的内心刻划出怎样的伤痕？

小说中另外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是一个外号叫“独眼龙”的底层青年，一贯被城里的纨绔子弟侮辱取笑，毫无尊严，终于在某个寒冷的冬夜爆发。喝得酩酊大醉的他，自杀一样跳上结冰的高高的桥栏，在众人瞠目结舌中，完成了一圈极限跑酷运动。在那一刹那间，他摆脱了自己卑微的命运，浑身充满了灵气和尊严，仿佛一只舞姿轻盈的精灵，在清晨的霞光中熠熠生辉。

下一个场景到了十九世纪初，塞尔维亚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起义军前锋突进到小城附近，在远处高山之巅点起几堆篝火。山下城市里的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都看到了，但都装作没有看到。私下里，塞尔维亚人远望篝火手划十字，热泪盈眶。他们想象着这几丛篝火变幻成为千万堆篝火，成为千万塞尔维亚起义军来解放自己的苦难同胞，一血三百年之耻。而他们的土耳其邻居则心惊胆战地祈祷他们的真主将反叛者驱逐。第二天早上，当塞尔维亚人和他的土耳其邻居在街道上相遇，他们照旧寒暄，说着一些无关痛痒的政治正确的话，虽然那时候“政治正确”这个词还没有被发明。作者诙谐生动地描写了两个无法融合的种族的同床异梦。这种脆弱的表面上的虚假和平，暗底下巨大种族和宗教差异暗潮涌动。在今日的欧洲和美国，政治正确的高压下又有多少这样的虚情假意和同床异梦？和两百年前应无差异。

小说接着描写了十九世纪末期奥匈帝国进入波黑后所带来的变化。茜茜公主的老公给小城带来了现代化的市政管理，改善了公共卫生状况，小城的商业获得蓬勃发展，娱乐也多种多样。特别是铁路的修建，使得小城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通畅。这一段时间是小城的黄金年代。而这段从萨拉热窝到维谢格拉特的铁路，就是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德军运油的线路。铁路也让小城更多的年轻人走出深山到大城市接受教育。但令人讽刺的是，受惠于皇帝陛下的政策，这些年轻人在大学接受良好的教育后，迅速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最新思潮带回小城，各种政治派别小组纷纷成立，他们都意气勃发要推翻奥匈帝国统治，争取地区民族自决。阅读至此，字里行间还是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奥匈帝国时期的怀旧情绪的。前南斯拉夫，特别是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等地区的人民，目前都有深深的奥匈帝国情结，正如我们近年比较流行的民国情结。对他们来说，奥匈帝国统治时期的平和是令人怀念的。之后就没有消停过，一战接着二战，然后半个世纪的共产党专政，南斯拉夫解体后又经历血腥的内战。同样令人讽刺的是，当年可是所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欲推翻奥匈帝国而后快的。经过一百年的历史洗礼，现在这个已经消亡的帝国反而得到了人们的集体怀念。

随着奥匈帝国到来的，是更深的多元化。原来小城中有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和犹太人杂处而居。现在从奥匈帝国各处来的德国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甚至俄罗斯人，纷纷涌入小城，各司其职，共同建设。奥匈帝国本身就是欧洲最多元化的帝国，作者这段描写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正多元化的社会形态。小说中对一个意大利人（奥匈帝国那时还拥有意大利的出海口，音乐之声男主角还没有失业）的描写，非常生动。这是一个安分守己，忠于职守的技术人员，心地善良，性格温顺，对帝国毫无二心。因为茜茜公主被一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而自责（用我们现在的时髦用语就是无端自恨）。但随着一战之前世界局势的变化，种族矛盾不断升温，连他这样的老实人也在街头被无端指责。作者忠实地写出了多元化的无力和绝望。现代西方对多元化（diversity）已经形成了一种宗教狂热式的信仰。仿佛多元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他们把多元化当做一种极端高尚的完全没有讨论余地的社会最高理想和最高形态。但他们从没有仔细地研究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高尚要高于一切历史和人性）。历史向我们披露的是：一个没有主体民族的多元化，注定是一个悲剧。奥匈帝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分崩离析是最后的结果。

小说最后以悲剧结尾，小城里奥匈帝国苦心建设的象征着文明和进步的成果，在一战的炮火中毁于一旦。

作者在1942-43年软禁期间写成此书后，声誉鹊起。后来于196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者更亲自投身于南斯拉夫解放运动，后担任铁托政府要职。但他可能无法想到的是，他亲自参与建立并建设的南斯拉夫，最终结局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场悲剧。而他的这本小说，在揭示人类种族宗教矛盾和斗争方面，仍然有极其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