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的《1984》

俄罗斯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在斯大林年代，真正力量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人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苏维埃政权下不应该有卧室”

布尔什维克认为家庭是社会化的重大障碍，为了加速家庭的解体，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的公寓，最常见的方式是业主占据主房，其他家庭搬进偏房，这样私人空间会消失，个人家庭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这个时期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卓依卡的住宅》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而成的，将场景放到了一个名为缝纫学校实为高级会所的住宅当中，把当时各色人物描写得入木三分。

对于儿童，要接受统一的教育，他们由国家带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输，要忠于和感谢把自己从贫困中救出来的国家。他们还被告知，出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苏联真是三生有幸，否则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

大转变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旧关系和旧忠诚，创造了以人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的威胁。如内战时所显示的，农民如果不把粮食运去市场，就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带到崩溃的边缘，之前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担心“富农罢工”。于是这个时期对富农的迫害尤甚，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

因举报了自己父亲而被亲戚杀死的男孩帕特里克被封为英雄，这样的事迹对孤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从未受到家庭生活的影响，弄不清男孩举报父亲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由国家带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输，要忠于和感谢把自己从贫困中救出来的国家。对于许多“富农”子女而言，渴望被认作苏维埃人，亟想成为社会中有价值之人，与其说与政治或个人身份有关，毋宁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我们工人乘坐地铁时，应该是欢快喜悦的，应该想象自己身处一座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光芒四射的宫殿。”

对幸福的追求更多的是取决于国家乌托邦式的构建，一些辉煌但缺乏实用性的建筑仿佛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它们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其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而这一实现，其实遥不可及。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西蒙诺夫是作者着重描绘的人物，他作为斯大林的忠实拥护者，同时又是当时文坛领袖之一，并且还是《文学报》主编，一直是一个复杂甚至悲惨的人物，他深受良心的责备，“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安甚至厌恶，但他深深陷入斯大林制度不能自拔，继承于贵族家庭的军人精神和公共服务价值，与苏维埃制度的道德范畴和急迫需求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判断或规范自己行为时，往往别无选择，实在是一个可悲可叹的人物。

“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

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这批亲身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始终对未来抱有悲观的态度，曼德尔施塔姆的悲剧最能体现这一点，只因讽刺诗被迫害流放最后客死他乡，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则留下了很多第一手资料。

耳语者中触目惊心的事例，尤其是对“囚犯”的虐待有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即视感，经常会浮现出一部很久以前看过的电影《契卡》，还有那则残忍的笑话：

对于苏联人来说，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有秘密警察来敲门，开门后对方说：“伊万，你被捕了，跟我们走。”这时你能从容不迫地说：“哦，你弄错了，伊万住在隔壁。”

最后，喜欢这本书的推荐去读布尔加科夫的《逃亡》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