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内容梳理

标题：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One-Dimensional Man的标题预示了预先存在不止一个向度，但是却因技术导致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同一化。但是另一方面，首先关于“Dimension”，不仅仅在于二元对立维度上否定的消失，它可能是多元维度中其他维度的消散；另一方面，它是一个空间概念，马尔库塞将社会分成多个领域的空间（如目录中的political universe,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它们相互并存，多个领域构成多个向度。

总之这部分就是注意，不仅是二元对立之下被统一化为一元，而是多元的领域都具备同一种趋势。正如马尔库塞在结尾的部分所言，他所要提供的不是一个精准的社会分析，也不是一个通往未来更好的社会的一架桥梁，而是“它不做许诺，不指示成功”，是一个否定性的警醒而存在。

并且，道格拉斯·凯尔纳指出，马尔库塞多使用One-Dimensional Man或者One-Dimensional Society，而非One-Dimensionality等名词形式，也意味着“单向度”与“多向度”两个维度本身的辩证。

导言：批判的停顿：没有反对派的社会

首先，马尔库塞指出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状况，“发达工业社会在使这种危险（核战争）永恒化的同时，变得更加富裕、更加庞大、更加美好”（1），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政治、商业、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是理性达到巅峰的体现，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生产的自动化因素导致科学技术由中立性的工具变成了统治制度[孙25] （“在这一社会中，生产装备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它消除了私人与公众之间、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对立。对现存制度来说，技术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团结的新的、更有效的、更令人愉快的形式。”（7）），使小部分人的特殊利益正常化，压抑人的需要、才能，同时以大量的商品物件调和反对制度的势力，遏制社会变化，减少历史可能性。就这样，社会矛盾的对立面一体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逐渐消弭，人被植根于眼前利益的、被商业社会中大众媒体植入的虚假意识[孙26] 所支配，“人”的真正本性、人的真实利益被压抑。在这种趋势下，批判性消失了，历史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被合理化了。

其次，是批判理论丧失了超越这一社会的理论基础。18世纪康德的批判理论植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市民）社会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毁了国家，个人、阶级、私人、家庭尚未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范畴得到界定，但是工业社会之后，社会与国家逐渐一体化了，这些范畴失去了批判性含义，而趋于变成描述性、欺骗性或操作性的术语。用正文中的名词来叙述，也就是理性由“批判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化。

再次，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批判理论建立的价值来源。不仅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状况本身，从启蒙时期便发展起来的批判理论的“蜕化”根源在哪儿，为何以及如何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做历史性分析，马尔库塞贯彻的历史观非常重要。

“价值判断肯定起着作用。已确立的组织社会的方式是相对于其他可能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也即是说，是相对于那些被认为对缓解人的生存竞争提供了较好机会的方式而得到评价的；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相对于它自己的各种历史的替代性选择而得到评价的。因此，从一开始，任何社会批判理论都会遇到一个历史客观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两点，而对这两点的分析都暗含着下述价值判断：

1.人类生活是值得过的，或者可能是和应当是值得过的。这个判断是一切理智努力的基础；它是社会理论的前提，否定它（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就是否定理论本身。2

2.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改善人类生活的特殊可能性以及实现这些可能性的特殊方式和手段。批判的分析必须证明这些判断的客观有效性，而这种证明又必须在经验基础上来进行。已确立的社会，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可供利用。这些资源怎样才能被用来最理想地发展和满足个人的需要和才能，并把新老和痛苦降低到最小的限度呢？社会理论是历史的理论；而历史是必然王国中的偶然王国。因此，在组织和利用那些可用资源的各种可能方式和实际方式中间，哪些为最佳发展提供着最大机会呢？”3

“回答这些问题要求一系列初始的抽象[孙27] 。为了辨明和确定一种最佳发展的各种可能性，批判理论必须从对社会资源的实际组织和利用中，从这种组织和利用的结果中来进行抽象。这样的抽象拒绝把事实的给定领域当作有效性的最后根据，而对事实的这种‘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历史的替代性选择）性分析，是按照它们被阻碍和否定的可能性来进行的，因此，这样的抽象和分析适合于社会理论的解构本身。……当它们由于历史事件而被变成现实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就变成了现实。”3

第一个论断是价值观的定论，人生的有意义是人的价值实现的前提，第二个论断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来源，但是另一方面，他反对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要从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本身加以分析，导致如今非理性状况并非历史必然性，历史依然存在着其他发展的可能，批判理论的目的是揭示其中的问题在哪儿。实际上，就是随着技术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导致它在他者中形成自我实现的“谋划”（project），它占据了历史的初始选择而具有排他性，拒斥了所有历史替代性的选择，包孕并稳定了社会，所以，“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8

单向度的社会

第一章 控制的新形式

马尔库塞振聋发聩地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矛盾：发达工业社会主张的舒适、民主、自由导致了一种新型的不自由，是“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形式的极权主义。而技术后果伴随整体的社会文化体系强加并内化到个人中，形成人的虚假需要和一种虚假意识。尽管人本身存在着敌对于外部要求的内心向度（“潜化”introspection），但是它被同化了。所以在各个生活领域，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模式。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是哲学乃至社会整体的操作主义，只凭能否操作来看理性能否实现。这种经验主义会导致思想运动的封闭，阻止理性的超越性（超越性的解释是现实的否定性），反对历史的替代性选择。

总之，发达工业社会具有双重特点：“一是技术合理性完善化的趋势，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遏制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发达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正在于此：其不合理成分存在于其和理性之中。”（17）技术合理性转化为政治合理性。但是另一方面，自由的实现也有赖于技术的高度发展，质的变化是“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服务设施）的自动化程度达到所以基本的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必要劳动时间又降低到最低限度时”（16）就会发生。不过，为了下一章的过渡，落点仍然落在了技术合理性与政治合理性上。

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Political Universe

在这一章，马尔库塞运用了大量的美国的实证材料，以美国企业与老公组织沟通的联盟、英国工党、法国共产党的政策，说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大萧条”之后采用了大量的措施，使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被激化的矛盾加以弥合，从而建立了对立派别的利益逐渐一致和趋同的“新社会”，将“质的差异”转变为“量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被管理起来的社会”[孙28] 。

第一部分是“社会变革的遏制”，马克思所预言的技术发展连续性的质变随着劳动阶级的转变越来越难以实现。伴随着机器的自动化，曾经的劳动阶级发生了改变（4点）[孙29]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逐渐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依存关系，从而导致革命力量的消失，从而这个社会在增长的需要的推动下，按照起自己预定的方向实现自我扩张和自我永恒化。

第二部分“遏制的前景”中，从历史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加以追溯，基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的事实，马尔库塞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生产率和压制之间的链环永远不能解除，无论是在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是作为“第三种力量”的落后国家，随着生产的发展，都会转化成统治者凭借着丰富的劳动消费品实现管理，落后国家中甚至会产生暴政。

第三部分“福利国家和战争国家”中，揭示了福利国家制度在保障人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的发展的情况下对人的自由的限制——自由时间、商品服务的选择、自我实现的可能性和才智被限制。多元化的社会斗争、多元化的利益尽管同时存在，但是相互抵消并被整合在更大的统一性中，面对整体的核战争威胁以及受压制的反对力量，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防御性社会。这种总体性容忍并助长着各种不合理现象以及扭曲人性的犯罪，并把它变成合理的事业。

因此，“福利国家的形象，是介乎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奴役和自由、极权主义和幸福之间的历史畸形。”（49）将压抑性特征永恒化。因为有了这种形式的形成，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并没有什么差别，都反对着人性的、否定性的、瓦解统治基础的生活方式。

第三章 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性的俗化趋势（反升华趋势。以下所有“俗化”用“反升华”替换） The Conquest of 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这章真的很精彩】

Sublimation：modifying the natural expression of an impulse or instinct (especially a sexual one) to one that is socially acceptable

Desublimation翻译成“俗化”是非常不合适的，它是“升华”的反面，但不是艺术庸俗化的贬称。“今天对现存现实文化的反抗，同样还反抗着这种文化中的美，反抗着这个现实文化中所有过于升华、分割、有序、和谐的形式。今天的反抗中对自由的渴望，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这就是一种在方法论上的反升华。”（《审美之维》117）这部分的重点是“压抑性”的反升华，而非俗化的定位上。

Repressive desublimation：In this chapter, certain key notions and images of literature and their fate will illustrate how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s liquidating the oppositional and transcending elements in the ‘higher culture’. They succumb in fact to the process of desublimation which prevails in the advanced regions of contemporary society.

“压抑性的反升华”的定义：“技术合理性的进步政治如何清除‘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它们事实上屈从于流行在当代工业社会发达地区的反升华趋势。”（52）

这一章主要说明文化领域的一体化。分成2个小部分：1.艺术异化性的丧失；2.幸福意识至上的快乐主义导致了道德领域内单向度的俗化。

首先，介绍一下马尔库塞认为的艺术的性质和功能。艺术首先也主要体现在马尔库塞所说的“高层文化”[孙30] ，也就是前技术阶段体现自主性人格、人道主义、悲剧色彩和浪漫色彩的文化。它体现为艺术异化，也就是艺术世界对现实世界有意识、有步骤的异化。它通过破坏性的角色的塑造，通过语言虚构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之外的艺术世界，是对现行制度、社会状况乃至人的存在状况的否定和超越：

“实际和可能之间的紧张被变成一种不可解决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多亏有作为形式的作品和作为‘幸福希望’的美，二者之间才得到调和。在作品形式中，具体环境被置于既定现实显示自己实际面目的另一种向度之下。因而它述说了有关它自身的真理；其语言不再是欺骗、无知和屈从的语言。虚构的作品叫出了事实的名称，事实的王国因此便土崩瓦解；因为虚构之物推翻了日常经验并揭示了其残缺不全和虚假之处。但艺术只有作为否定力量才拥有这种魔力。只有当形象是拒绝和驳斥已确立秩序的活生生的力量时，它才能讲述自己的语言。”（57）

包括现代派的先锋艺术，以布莱希特为代表的戏剧、马拉美为代表的诗歌，使诗歌语言脱离庸常的日常语言，以疏远化的效果、推翻已得到确认的事物的认知语言，即非交流性的“纯形式”实现对日常生活的拒斥。因此，无论艺术的形式如何，它是一种“大拒绝”，破坏并重新创造事物的存在方式。

但是，随着发达工业社会的到来，前技术文化逐渐变成肯定性的文化，技术时代带来的商业秩序导致之前被少数人享有的、特权阶层仪式化场景下享受的艺术与大众的裂隙弥合了，多样化的但又有自由内核的艺术价值丧失了，不被重视了，而是作为商品服务流通在市场上，艺术价值让渡给了交换价值，艺术的否定性失去了合法性，其内核和形式一起被收编进了商业体制之中，对艺术否定性的征服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一起，进入了全面的压抑性的“反升华”。

接下来，除了艺术异化和批判性的丧失，它的社会背景也在发生改变，整体的社会道德也在爱欲的抑制和性欲的高扬中反升华化。在《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力比多学说。弗洛伊德将人的性本能作为个人的本质，性本能构成的“本我”受到文明塑造的“超我”的制约而被压抑，进入潜意识，这会导致梦、精神疾病等现象的发生。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关乎个体的，但是马尔库塞把他的理论用于社会领域，并且不同意弗洛伊德将力比多与文明对立起来的方法，他试图将二者统一起来，以理性的logos与非理性的eros建立起来一个非压抑性的社会。但是，发达工业社会文化的俗化伴随的是性欲的高涨，它不同于致力于否定性的、维护着升华的爱欲，随着升华价值的崩塌，以及机械的压抑作用，力比多超越性欲的狭隘性而达到丰富性、超越性的爱欲的可能越来越少：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在草地上做爱与在汽车里做爱、恋人们在郊外漫步和在曼哈顿大街漫步的不同。在前者的情况下，环境分担并引起性亢奋，而且势必被赋予爱欲特征。这样，力比多便越出直接的性感应区，这是一个不受压抑的升华过程。与此相对，机械化的环境却阻止力比多自我超越。由于在扩大满足爱欲的领域方面受到强制，力比多超越狭隘性行为的能力和‘多样性’变得愈来愈少，而狭隘的性行为则得到加强。”（68）

性欲的解放非但不会引起人类整体的解放，反而会造成爱欲的限制。实施升华的社会力量克服了异化，克服了否定性，甚至超越或者说无视它们，导致价值的沦丧，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多元主义是被统一的商业价值和堕落的良心所替代的单向度（哪怕是法律，也是一种否定性的法律，不是规定应该做什么的法律）。因此，犯罪成为私人事务，相比而言道德感也成为了私人事务。“技术合理性既向人们显示了它超乎于政治之上的中立性，又向人们显示了其中立性的虚假；但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合理性的中立特征都对统治术有用。”（74）

第四章 话语领域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Universe of Discourse

不仅仅是技术（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即便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语言，也即是话语领域，也表现出了语言中的单向度精神。

首先是在表现形式上体现为“全面管理的语言”，首先社会宣传机构采用“魔术似的、专横的、礼仪的要素充斥”的语言，以省略句法、分析判断、人格化语言、连字符号、缩略语的使用为代表，并加以重复，语言丧失了其内在的意义而变成了符号，变成了政治行为，“词和概念势必走向一致，或更确切地说，概念势必会被词吞并。前者所具有的内容只能是词在宣传和标准化用法中所指称的东西；人们期望词所引起的反映只能是被宣传和标准化的行为（反应）。于是，词变成老生常谈，并作为老生常谈而支配演讲和写作；因此，交流阻止了意义的真正发展。”（81）成为一种陈词滥调。与此同时，在政治场域，它的含义在不断重复中被加以固定，不符合这种意义的使用要被定义为不正确的、宣传性的，这种否定性要被抹杀的。这是语言的操作的向度。而另一端——历史的向度，记忆作为与现实分离的方式，本具有一定的否定性，但是发达国家去除记忆，把过去作为现在来叙述，导致这种记忆屈从于极权主义的力量。更进一步，话语的极权主义还可以冒充辩证语言，成为一种自我生效，以其仪式化的、伪辩证的方式具有广告语言的性质，从而“现存政权的语言是代表真理的语言。”（94）

其次，在语言哲学和学术研究上，受操作主义的影响，概念逐渐抛弃了黑格尔意义上与人类思维过程中的理性合一的客观精神，而是凭借其传递的意义而达到一种“可认知性”，从而达到一种虚假的具体性。

“‘概念’用于支撑某物的心理表象，人们把它理解、领会并且认作为一个反映过程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事物可以是日常实践的一个对象，一中出镜，一个社会，一本小说。总之，如果事物得到理解，它们就变成思想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内容和意义既同于又不同于直接经验的真实对象。‘同’是因为概念指的是同样的事物；‘不同’则是因为概念是一个在他物的框架内（并按照他物）来理解此物的反映过程的结果；这里的他物并不曾出现在直接经验中但却‘解释’此物（也即起到一种中介的作用）。”97

“一切认知概念都具有一种传递的意义：它们远不止是对特殊事实的描述性指云。（深入内部）。不过它们的超越是以经验为依据的，因为超越即是按照事物的实际面目来表现可认知的事实。”98→准许人们用经验的、欺骗性的形式→“把概念当成思维手段，把普遍概念转译成有关特殊的、客观的语词对象的术语的思维方式及其无批判的顺从性。”98→“虚假的具体性。”“概念的操作处理具有一种政治功能。”

概念在传递与操作的过程中被原子化、孤立化，导致它远离了原本的理念性的概念的事实，成为操作主义的确证。这种分析同样是封闭的，局限在事实中，但是对事实的范围不加以判断，导致“研究成了循环的、自我生效的”（106），“对事实的描述性分析阻碍了人们对事实的理解，变成了那种维护事实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109）

单向度的思想

第五章 否定性的思维：被击败了的抗议逻辑

这一部分揭示了马尔库塞否定性思想的哲学前提，即由黑格尔发端到马克思的辩证法，辩证法就是马尔库塞所言的“否定性的思维”，正是因为有了否定，矛盾不断发展，不断扬弃自身最终达到真理。马尔库塞追溯了何谓真理，真理从何而来，以及真理的逻辑是如何变成统治的逻辑的。

首先是哲学史的追溯，从古希腊巴门尼德提出存在与非存在的概念开始，“非存在”并非意味着虚无，而是意味着存在的否定，一种“潜在的”存在的可能性，这也就解释了马尔库塞在导言所说的“必然王国的偶然王国”。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式逻辑，形式逻辑在纯粹经验中，思想把它描述成另一种经验和对象，从而实现自身的超越。概念是具有开放性的，尽管它是一种解释，但是谓词“是”在这里意味着“应当”的概念（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就是现实的），因此构造出了双向度的思维模式。在这种不断否定的辩证逻辑中，真理得以发展。因此马尔库塞概括前技术时代的思维是“相互抵触的基本概念”。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到当代数理逻辑，都采用一种固定的范畴划分，科学地加以组织，具有统治性，反对辩证逻辑。这一点尽管前技术和技术的统治方式不同，但是始终都延续着统治的逻辑。当代数理逻辑除了反对辩证逻辑之外，还否定直接经验的具体性，“当历史内容进入辩证概念并从方法论上决定其发展和功能时，辩证思维就达到了把思维结构同实在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性。于是逻辑的真理变成历史的真理。本质和现象之间、‘是’和‘应当’之间在本体论上的紧张关系，变成历史的紧张关系，对象世界的‘内在的否定性’被理解为历史主体——与自然和社会作斗争的人——的产物。理性变成历史的理性。理性同代表现存社会势力的人和物的既定秩序相矛盾（现存社会势力揭示了这一秩序的不合理性特征）——因为‘合理的’是用来减少愚昧、破坏、兽行及压迫的思想行为方式。”（129）本体论向历史辩证法转变，导致批判性、否定性思维的双向度哲学思想保留下来，但是行为作为了范畴，批判就与行为的维度相适应。“矛盾属于思想对象的本性，属于有理即是无理、非理性即是合理性的现实。与此相反，一切已确立的现实都与矛盾逻辑相反——它赞许的是这样一些思想方式，这些思想方式支持那些再生它们、改善它们的已确立的生活形式和行为方式。”（130）

第六章 从否定性思维到肯定性思维：技术合理性和统治的逻辑

上一章介绍逻辑的范畴化分对辩证逻辑的反对，而这一章则深入到科学技术合理性在方法论上的起源。科学技术试图去确立经验世界的自然客观性，但是它只能研究规律本身，却永远无法达到其目的。所以，进行科学测量和计算中心的主体作用极度重要却无法成为决定因素，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始终存在，而前者是逻各斯，后者是爱洛斯的领域，柏拉图使二者合一，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上帝与被上帝推动的世界的关系，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才是爱欲的，逻各斯与爱洛斯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逻各斯成为绝对的主导。所以，人类生活的价值逐渐被逻各斯所主导，后来也就是被逻各斯为代表的科学操作主义主导，所以，爱洛斯为代表的存在的目的和价值的一脉就丧失了独立实体的特性。

近代，笛卡尔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引起了革命性的转折，（“我思”提出了主体区别于客体的绝对地位，但是一方面他没有绝对地坚持我思的观点而是提出我思与上帝的双重本体论，另一方面他将“我思”的工具论意义与本体论意义没有区分，合而为一，导致笛卡尔的自我只是一种“定量的‘残余’或限度”）。人类对世界的这种认识方式以及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背后是技术先验论的看待世界的方式。

随后，针对自然的统治与人对人的统治逐渐合而为一，技术理性的合法性在社会学的有效性得以扩展。这里，马尔库塞举了让·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他也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提出者。但是，他的解释第一是只是在生物学基础的意义上提出，是前历史的，第二则陷入了一个解释学的循环：即科学知识既与个别行为的协调为前提，这种前提在无法被认定是当代物理学的科学操作时又无法被证明是逻辑-数学的。而胡塞尔则是深入到社会-历史结构的发生认识论，强调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其活动领域的前定历史现实的“方法论”。科学一方面与经验世界相联系，但是科学的成就同时回指前科学世界，前科学的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的断裂被遮蔽，导致科学与前科学（生活世界practical world）日益远离，但是科学又是唯一可以断定客观有效地认识世界的方法。

马尔库塞继承了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的文本，尤其是伽利略导致自然哲学的数学化[孙31] 的部分。只是，胡塞尔的方法是将事物加以悬搁，通过主体加以现象学还原，认识事物的真正本质，从而找回人们丧失的生活世界的意义，而马尔库塞则强调否定的方面，并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完成科学达不到的维度，并且他不主张完全否定科学技术，相反，人类的真正解放的物质基础正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

第七章 肯定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

承续第4章研究语言哲学如何单向度的逻辑（概念分析≠语言分析），这里进一步对“肯定”（positive）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二者的关系进一步地梳理。实证主义以奥斯丁、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不同于以赛亚·柏林以浪漫主义为开端的非理性主义一派和最终实现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反对思路，马尔库塞指出实证主义的语言分析哲学看似是在进行客观的话语分析，揭露语言本质，实质上则是一种“被净化了的语言”，并且话语分析通过对历史背景的揭示，一方面挖掘了它的对抗性，另一方面从背景中抽象出原因导致话语从背景中后退，变成语词。就这样，实证主义将经验世界分离出来，形成一个自足的世界，从而经验主义以这样一种不完整的形式变成肯定性思考的对象。从近代以来，在认识论的意义上，为了确定科学以及科学精神的合法性，康德、黑格尔等人一直都在实现的弥合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矛盾，无论是先验范畴论，还是绝对精神论，都实现了二者的合而为一，丧失了它的否定性。后来，出现了新实证主义思想，以诗的真理、形而上的真理同日常语言的相关性，采取全面的不干预态度，导致支持一种虚假的意识，导致理应介入现实、参与否定的超验语言的价值被抹杀。

而实际上，“我们自己并不是通常意义的主体，并不是语言分析中的主体，也不是科学测量的‘净化了的’主体，而是人同自然、人同社会作历史斗争的主体和客体。事实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所发生的东西。甚至当事实性仍然是蛮荒的、未被征服的自然的事实性时，它也是历史的。”（169）这里，又是对胡塞尔的继承，强调人的绝对的主体性，不要被客体所左右。而针对哲学本身，“哲学概念保存并揭示前科学的中介（日常实践、经济组织工作和政治行为），这种中介造成了实际存在的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事实都是历史连续性中的事件和事变。”（169）因为人具有绝对的主体性，历史在不只是（或者说根本不是）必然性趋势的发展，而是主体的偶然选择，因此，马尔库塞在这里又构成了人的主体哲学。

再一次回到历史，话语分析涉及谁在构筑历史的问题，语言分析哲学导致合理性和现实性的概念变成神话，发达工业社会中无产阶级变成神话概念。话语打上了统治、组织和操纵特定方式的标记，语言与统治、与大众媒介合一化了。“他们不只表达他们自身、他们自己的知识、感情和愿望，而且也表达不同于他们自身的某种东西。”（176）对元语言的分析要求语言向多项度地发展，但是却在揭露了旧的神话的同时陷入了新的神话。导致“在极权主义时代，哲学的治疗任务会是一项政治任务，因为已确立的日常语言领域势必结成一个受到全面操纵和灌输的领域。”（181）

进行替代性选择的机会

第八章 哲学的历史承诺

承续上一章对分析哲学的批判，马尔库塞进一步从语言哲学谈到经验，从而进一步谈及哲学的批判性使命。他解释了哲学论断在转译概念时、将概念转译到实际行为会遮蔽概念的现实性，在将概念整合到历史维度的过程中，也会丧失它本来的意义，成为一则意识形态符号。这也即工具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远离、历史谋划的世界对对象世界的远离。所谓谋划，就是历史事件的特殊性质，“它产生于对理解、组织、超越现实的种种可能性在这条道路上所开展的范围，并排斥与之不相容的其他可能性。”（200）

对此，哲学应该对真正的价值标准赋予责任，因为它涉及人存在的价值意义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为此，哲学应该规划一种“超越性谋划”，由此出发制定出一种真正具有合理性的标准，即：

“(1）超越性谋划必须与在已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上开展出来的实际可能性相一致。(2）超越性谋划要否证已确立的总体，就必须在三个方面证明自己具有更高的合理性：（a）它对文明的生产成就提供保存和改进的前景；（b）它以它的结构、基本趋势和关系为准绳来规定已确立的总体；（c）在为人的需要和才能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机会的制度框架之内，它的实现为生存的和平提供更大机会。显然，这种合理性观念，尤其最后一个主张，包含有一个价值判断，同时我重申我前面所说的；我相信理性概念源起于这一价值判断，真理概念不能与理性的价值相分离。”（201）

第九章 解放的大变动

在即将结尾的一章，马尔库塞论述了发达工业社会变革的可能，贯彻全章的观点是“技术转变同时就是政治转变，但政治变化只是到了将改变技术进步方向即发展一种新技术时，才会转化为社会质的变化。因为已确立的技术已变成破坏性政治工具。”（207）而具体到变革方式，马尔库塞诉诸艺术。尽管艺术被商业社会的体制所收编，但是艺术具有绝对否定性因素，其本质具备独立于科学、技术和操作理性之外的特性，因此，真正的解放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解放。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发达工业社会逐步确立了其“单向度”的状况，逐步抹杀社会变革的可能性，但是单向度的不合理性本身也就是它的否定性。工业文明的发达阶段势必会造成量变到质变的裂变，此时，科学谋划会为超功利目的、远非统治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活艺术”开放。“技术现实的成就不仅将是超越技术现实的先决条件，而且将是超越技术现实的理论基础。[孙32] ” （210）也将意味着科学和形而上学传统关系的颠倒。因为，技术只是摆脱人类贫困和匮乏的手段，而非目的，机器带来的发展一定会随着历史进程本身来历史化。而现在随着历史的发展，“后技术时代”到来，理性此时应该向生活艺术敞开。

进一步跳出历史的框架，以更宏阔的视野来看，“压抑性需要的创造早已成为社会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它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生产的已确立方式便不可能维持。现在，成问题的并不是心理学问题，也不是美学问题，而是统治的物质基础。”（224）

第十章 结论

马尔库塞总结了全书的内容，指出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之间的关系，不合理性成为了真正理性的归宿，但此时，审美的向度保留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艺术的本质是一种想象，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语言的操纵与分析哲学的主导，想象一方面被加以滥用，具备科学理性的特征，从而使人服从于统治力量，另一方面，想象不能避开物化的过程，并且会导致受到残害的个人组织起来，变成一场恐怖。

既然技术转变同时是政治转变，统治的作用即是管理的作用，那么，当代社会人们的根本出路是改变体制，进行反对特殊利益的谋划。在这种谋划中，首先，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要进行社会控制；其次，“自我决定的真实程度，决定于大众分解成为众多个人的程度：他们摆脱一切宣传、教义和操纵，并有能力知道和理解各种事实，有能力评价各种替代性选择。”（229）；再次，既然人民已由社会变革的要素上升为社会团结的酵素，那么，“生活在底层的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这些人，他们将是社会变革的力量，并且，“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反对也是革命性的。”（233）

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矛盾，大众分解为个人要求一种大众的精英主义，而最后社会变革的主体又是最底层的民众。可以说，这一方面是马克思的延续，在哲学分析的同时要力图在现实层面寻找历史主体，另一方面是《帝国》讲过的与被国家、权力机器所同化和收编的“人民”对立的“诸众”概念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