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们的爱情观和后妻们的马后炮

（没看过这本书，但是忍不住想写）

我是张爱玲的脑残粉，然而完全不恨胡兰成。《今生今世》是我的枕边书。风流成性，乃至挟妓游玩，仿佛是才子们自古以来的传统，《今生今世》里有名有姓的女子就有八个之多。这种传统不讨人厌不是因为见惯了，而是露水姻缘的轻盈不做作，亦有一种美感。这里不是为胡兰成辩护，他终究是辜负了人，不止张爱玲一个。除了感情轻佻，他很多所作所为都令人不齿，他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坏事都有一番哲学性的解释，那种逻辑简直发自内心地“背叛有背叛的美”。美从何来？最首要的一点是不装。不假装没发生，不假装很抱歉。

胡兰成的浙江老乡金庸，撩妹技术比起胡兰成可是差远了，加上一个镜花水月的夏梦，这辈子总共也才四个。他还比胡多活了20年。这位老先生对于自己的情路从来都是遮遮掩掩，以至于第二、三段婚姻之间切换的各项细节及时间点版本不一，公认的大框架是76年他结束与相伴20年、陪他一起创立《明报》的第二任太太朱玫的婚姻，同年迎娶年轻三十多岁的嫩妻，长子于父母婚姻破裂期间自杀。你要说他完全闭口不言倒也不是，他曾在一个采访里对记者说他和前妻常常聚会、一起吃饭；在另一个采访里又说，多年来他想接近前妻，帮助她，甚至派儿子出面，但是对方不愿接受。他说“我对从一而终的爱情是很钦佩的，但我做不到。”

好的爱情让人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并不在于时间长短。当它终于要走到尽头，保持尊重与体面，不欺瞒，把伤害减到最低，能做到这样，仍然不失为一个男人。金庸们没做到，所以他们首先偷换概念，称理想爱情是一见钟情从一而终白头到老，我知道那是好的，那是对的，“不是我不想做到，是我没法做到”，因为真的太难了，天下没几段这样的爱情。这和成龙的“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是同一核心的两种表述：我知道我犯了错，但是太多人都犯同样的错，所以你不能太责怪我。

上世纪四十年代金庸曾在重庆就读中央政治学校，只读了一年两个月就被勒令退学。他说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不满校政只好离开。他的同学提供了不一样的说法。当年蒋介石发起“十万青年十万军”的青年从军运动，虽不强制，但不从军便要退学。金庸是这样离开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后来他在武侠小说里都是这样讲的。也许当年的不肯为国捐躯令他有点心虚。

庸俗和虚伪是一对双胞胎。因为脱不了俗套，凡事囿于定型，以为真爱就是要天长地久，报国就是要浴血沙场。自己偏又做不到，只好各种矫饰，伪君子就是这样炼成的。

据说金庸是信佛之人，长子过世后他就信了佛了。佛教讲因果轮回，晚年多次表达对前妻来说毫无意义的内疚，想是为自己的来世积福。如果这样真的有用，佛祖岂不太好骗了？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最后一任太太名叫林乐怡，坊间流传她本是金庸常去的咖啡店的女招待，有的版本干脆就说她是欢场女子。林自述16岁就结识了金庸。有限的报道里都说她看起来天真烂漫，相当害羞，很怕见报。这个形象其实不差，假如她能一直保持沉默到最后。当年她少不更事，据说前妻的离婚条件之一是新太太不可以再生养，想来也是金庸做主替她答应。无论当初她是否存心介入别人家庭，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主要责任不在她。大半辈子伴着一个老头子，最后一二十年免不了要照顾他生活起居，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去年金庸以94高龄过世，很快一本名叫《金庸逸事》的书出版面世，是由“很怕见报”的林女士授权并接受沈西城采访，加上一些身边好友的口述集结而成。沈自称书是18年初开始写的，结果来不及在金庸离世前完成，甚遗憾。

林洙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是在另两位都已仙逝之后。除了呐喊梁公是爱我的，很多关于林徽因的著名八卦，都是出自这本书。

金庸很老实：“自己写自己，不好的事不大会写的。一本书都是写我好的，那这书是假的”。所以他不可能写什么自传，也不会主动邀请别人帮他写传。然而逸事又与传记不同，它是轻飘的，散碎的，不那么严肃，似有似无地说点什么，引人遐想。传记作家们写传，重要事迹都须参考各种已公开发布的报道、作品。而由身边人提供素材的“逸事”，她们大可以说，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金庸逸事》还没有机会读过，无论它如何写，这时间点卡得实在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