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与民主实践

李普曼写就《公共舆论》，目的是探讨民主的实现形式。“舆论”既是他书的主角，也是媒介，借由对“舆论”的经验分析，他提出拟态环境和成见的假说，借以表明用舆论实现民主是不可行的。但是，为什么李普曼会想到舆论对于民主实现所产生影响的问题？

整本书对于舆论和民主关系的探讨基于李普曼所认为的，民主主义者对于“民主哲学的假设前提——统治乃出于本能，因而可以由自我中心的舆论来驾驭。” (《公众舆论》P248)李普曼还在书中写道“公众舆论被认为是民主的原动力”。对于李普曼而言，对于舆论的假设对于民主的实现其作用是如此根本性的。

按照李普曼在《公众舆论》对舆论的定义：“他人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就是他们的舆论。对人类群体或以群体名义行事的个人产生着影响的图像就是大写的舆论。” 李普曼的“图像”说法有着柏拉图的味道，在此舆论就如同柏拉图在洞穴论里所提的那块岩壁所映照出的真实世界的影子，洞中人对这些影子的描述大同小异（通过集体意识？），于是这些人就以影子为现实来看待真实的世界，同时采取行动。陈力丹老师对舆论的界定算得上李普曼的加强版：“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份” 由此，所谓的“舆论”必是要对公共事物产生影响的，会引发某种公共行为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舆论具有公共性，能够干预政府行动。

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与“意见”两个词汇联系起来，用来表达人们对于社会性的或者公共事务方面的意见，即“舆论”（法文原词Opinino　Publique）。他充分肯定了舆论的巨大力量，认为它比法律更具有强力。卢梭将舆论分为公意和众意。众意是个别利益的加和，不具有政治实践意义；公意则是指人们最初自由结为共同体时的协议、约定、公共意愿，它是“普遍的意志”和“有机结合的意志”。他认为，公意永远是公正的，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但他也提到人民的考虑并非永远正确，人民也会被腐蚀，也会受骗。从以上可以推论出，卢梭相信在公众中间存在着一种真理，一种对于公众真正有利使公众能够做出正确判断的意志（或者叫舆论）。这种意志源自人民，却高于人民。学者约翰麦克里兰曾评价到：卢梭思想的民主之处在于，必须有人民的大量同意，国家才具备某种正当性。 这种同意，便是舆论。在卢梭的论述之中，可以看到李普曼对民主假定的根源之一，这种假定在于对公共行为之中对于舆论作用的相信。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的思考，则是对卢梭“公意”想象的反驳，在他看来从现在来看公众之下公意是不可能的。按照卢梭的说法公意从众意中的产生，高于众意，甚至对立于众意，然而最终又能为众意接受。李普曼的思考针对的是公众概念下个体，但李普曼并不认为现今的公众有能力获得对世界的真实认识，而对公共事务作出正确的决策，因为他们充满对事物的成见，他们都是着眼于个人利益的个体，甚至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关切也是源自他们牢固而自我的观念图像，而他们借以认识世界的媒介又给他们制造了如此多的噪音。

现代民主实践中，选举制成为民主制度的标志，它的顺利运行便是基于对民主中舆论的作用的假设。“公众舆论的物化便是民主制度最重要的投票制度” 它同样赋予公众舆论这样的前提，如同卢梭所说得——公众可以自发的形成一种正确的概念，做出正确的选择。选票便是舆论的体现。

李普曼却告诉我们，民主的实现事实上是由政治家运用模糊、有多种解读方式的具有煽动性的话语来操纵的。对于决策而言，重要的不是公众是否透彻理解这些话语，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选择，而是公众是否能够用是与否的方式来达到政治家的目的。但是，仅从表面来看，这种公众的同意，是对民主的尊重。

林毓生先生曾说，台湾的民主，在政客与媒体的合谋之下，呈逐渐向下趋势，有堕落为民粹主义的危险。民粹主义“利用民主的形式的建立、扩张、与运作来提供反民主的根据。它的基本运作方式是政治化约主义──把复杂的、奠基於宪政民主的自由的民主，化约为无需民主基本条件支撑的选举。这种政治化约主义直接导致民主的异化。” 当代的政治选举某种程度上就是媒体对于竞选者的形象重塑，或美化或丑化，通过简单口号来回应选民心中的欲望渴求。不论每个公民基于何种目的投出了自己的选票，选举结果只关心得票的数量比较。媒体带来的是平面化的信息，公众的思考能力也在媒体对真实的扭曲当中平面化了。若以舆论作为民主的根基，那么舆论的异化便带来民主制度的崩塌。在《公众舆论》中，也有着与之相对应的论述。李普曼对于民主的质疑是深具洞察力的，1933年在德国民主形式选举的背景下，希特勒的上台已经有力的证明了公众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对于煽动的不堪一击。希特勒是由德国公民一张张选票选上台的，从形式上，他是遵循着民主的形势合法获得统治权，这种合法性源自于公民的集体同意，源自被制造出来的“公众舆论”。

依照李普曼的观点，公众舆论对政治决策不具有正向的作用，新闻机构自身的利益和偏见又决定了它无法给与公众正确的指引，应该说，李普曼对于民主是质疑的，既然民主的前提是公众舆论的假设，那么当这个假设被推翻，民主的根基也就被掘起。

于是他回避了民主的问题，而向专家寻求帮助，李普曼认为专家是有能力描绘真实世界，拯救公共决策的人。这些专家被认为掌握着专门的知识技能，能够准确的描绘事实。不仅如此，李普曼重新构造了决策的流程。如果说李普曼所看到的美国政府的决策是政府（精英）的脑中图像——公众——政府决策的话，李普曼设计的则是专家（精英）提供事实——公众/政府——政府决策。
依照《公众舆论》一书，流程构造如下：
 　　
李普曼谈到柏拉图不无调侃，认为他的哲学王概念是如此的背离他所推崇的理性原则，这条哲学王道路的铺就最终依靠的是“相信”，一种近乎于信仰的理想主义。政治理性的尽头竟仍是理性的个人，可千百年来，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当我们把一项职责放在有血有肉的人身上时，就潜伏下了危险。对于职责的要求，不可避免的转化成为对于个人的要求，这其中包含了理想、道德的因素，就连马克斯韦伯很是推崇的科层制都无法逃脱被人的私利异化的问题。那么，李普曼的专家情报机构应该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如何保证个人的理性，如何保证个人在履行职责时的准确与中立。

李普曼终于也陷入了与柏拉图同样的理想主义——相信公众可以通过知识的进步，通过接受正确的教育来正确的决策。“一旦把信息收集起来，就可以积累起一套政治科学能够加以总结的资料，逐渐为学校提供一幅世界的观念画面。这种画面形成之后，公民教育就可以应归不可见的环境未雨绸缪。” 而现今的人因为教育的失误、媒体的扭曲，无法承担民主决策的责任。

见证美国崛起，体验个人身份不断提升以至备受政府决策机构重视的李普曼，自然也是用他的成见看待世界。《公众舆论》所浸透的他的一种成见(或者叫做世界观)便是，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于是李普曼乐观的将政治科学对政治实践的完善留给了未来，留给了将被完善的理性的人。

在李普曼看来，民主并非最适合于人类的政治制度。但人类通向理性之路仍然那样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