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本
国人研究康德，按贺麟先生的说法：“张铭鼎是我国20-30年代“最初搞康德哲学的人物”。张先生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第二年又在《民铎》“康德专号”上发表了《康德批判哲学之形式说》，对康德哲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他认为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心思想，“就是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他要根据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强调康德的理性主义，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要求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这是当时讲述康德的时代趋势。（《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61-362页）。 后来陆续才有康德的各种著作被翻译过来，到目前为止，我所了解到的国内《纯粹理性批判》的译本有以下几种：
(1)胡仁源先生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2)蓝公武先生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60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牟宗三先生译本，题为《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分为上、下两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
(4)韦卓民先生译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订版;
(5)邓晓芒先生译本，杨祖陶先生校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月）
(6)李秋零先生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月）
在现有四种汉译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译本为最早。韦卓民先生说：“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的整个体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顺便说一句，王若水先生认为胡译本并非从德文原本译出，而是根据F.Max Müller1896年的英译本转译。见王若水撰：《再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读书》，2000年第6期。）王太庆先生也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他读胡译本的感受。他说：“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尽管已经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做基础，我还是一点没有看懂。不懂的情况和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旧译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后来看了Kemp Smith的英译本和Barni的法译本，才发现康德的写法尽管有些晦涩，却并不是那样绝对不能懂的。我怀疑汉译本的译者没有弄懂康德的意思，只是机械地照搬词句，所以不能表现论证过程。这说明不懂哲学和哲学史是无法传达哲学思想的，要想多了解一点康德靠读旧翻译还是不行。”（王太庆撰：《读懂康德》，《读书》，1999年第10期）依韦先生与王先生的说法，胡先生并不懂康德哲学。不懂康德哲学，却去翻译康德著作中最难懂的《纯粹理性批判》，其译本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据《译者后记》所说，是1933年开始翻译的，1935年秋天全部译完，但迟至1957年才出版发行。这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汉译本。韦卓民先生说：“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据该译本的《译后记》所说，也是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译出的，但是我们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原英译本的脚注不少是精辟之处，而蓝译不予译出，也似乎是不应该的。”（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然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蓝译本是流传最广、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康德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译本。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著作等身。他早年即对康德有兴趣，希望把康德的思想融会到儒学当中来，晚年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以一人之力，把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三大批判”全部译为汉语。牟宗三先生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据他自己说，“是根据肯·士密斯之译而译成，但同时亦比对其他两译（即J.M.D.Meiklejohn与F.Max Müller的两种英译本）。……有时吾亦查质康德原文，此则邝锦伦与胡以娴两同学帮忙甚大。吾于译文几乎每句每字皆予以考量，务使其皆通过吾之意识而能达至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若稍有模糊或我自己亦未能明者，吾必比对其他两译并最后查质原文而使之明。若有错误，必亦是清楚的错误。“（牟宗三撰：《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者之言》，见所译《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上册）牟译不仅保留了Kemp Smith英译本里面的注解，而且还增加了大量的注解与案语。诚如其弟子蔡仁厚先生所说，此译本“上下两册，皆有‘译者之言’，以说明翻译之旨趣。书中并随文作注解、加案语，其嘉惠读者，实非浅鲜。”（蔡仁厚撰：《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90页。）
韦卓民先生的译本，是1962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而译的。据他自己所说，他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1929年出版的英译本为蓝本，而对照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年的德文版和Ernst Cassirer柏林1922年的德文版，并参考穆勒尔（F.Max Müller）伦敦1881年的英译本，以及胡仁源、蓝公武两先生的中译本，旨在于这次翻译中不失康德原书的本意。”韦先生懂德文，却根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转译，理由之一是他认为自己对于英语更有把握。他说：“我对于英语比较有把握。读德文本时，虽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错误难免，而读英文本时则言从意顺，没有隔阂。依我的翻译经验，在我译外文时，如作者写作水平远远超过我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我的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写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强能写出，故不难翻译。”（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由此看来，韦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肃、十分认真的。可惜，译出初稿后，尚未修订定稿，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韦先生也在1976年就过世了。译稿是由曹方久先生等人整理、校订并于1991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韦译本于2000年出了校订版，校订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国费利克斯·迈纳（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丛书》第37a卷（汉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订正。”（《韦译〈纯粹理性批判〉校订版跋》，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2000年校订版，第735页）韦译本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另一个通行译本。
最后邓先生和李先生的译本，是现今最好的了，当然也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人大爱智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写得很有水平，摘来如下：
邓晓芒的《纯粹理性批判》汉译本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好读，但《第一版序》中的两段译文却有点别扭甚至错误，其一：
“现在我走上了这条惟一的尚未勘察的道路，我自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找到了迄今使理性在摆脱经验的运用中与自身相分裂的一切谬误得以消除的办法。对于理性的这些问题，我不是例如通过借口人类理性的无能而加以回避，而是根据原则将它们完备地详细开列出来，并在把理性对它自己的误解之点揭示出来以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使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虽然对这些问题得出的回答根本不是像独断论的狂热追求者们所可能指望的那样；因为这些人除了我所不在行的魔法的力量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满足。然而这倒也并非我们理性的自然使命原来的意图；哲学的职责曾经是：消除由误解而产生的幻觉，哪怕与此同时还要去掉很多被高度评价和热爱的妄想。”（《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4页）
1）“我自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找到了迄今使理性在摆脱经验的运用中与自身相分裂的一切谬误得以消除的办法。”
这句意思没错，但不如李秋零译本简洁。李译是：“我自诩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找到了消除迄今使理性在脱离经验的应用中与自身分裂的一切谬误的办法。”
2）“对于理性的这些问题，我不是例如通过借口人类理性的无能而加以回避”
我所见的原文是“Ich bin ihren Fragen nicht dadurch etwa ausgewichen, daß ich mich mit dem Unvermögen der menschlichen Vernunft entschuldigte”。 etwa有“譬如”之义，但与nicht连用的意思是“决不；肯定没有”。李译是“我并没有借口人类理性的无能而回避理性的种种问题”，意思大致不差，但李译也没有把“nicht … etwa”的意思准确翻译出来。
3）“对这些问题进行使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
“进行”与“解决”搭配实在别扭。李译是“对它们作出使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作出”与“解决” 搭配也不顺。这里的原文是“sie zu ihrer völligen Befriedigung aufgelöst”，因为用了两个“解决”，一是动词aufgelöst，一是名词Befriedigung，所以麻烦。何不译作：“使这些问题得到令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
4）“虽然对这些问题得出的回答根本不是像独断论的狂热追求者们所可能指望的那样；因为这些人除了我所不在行的魔法的力量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满足。”
从现代汉语的习惯说，用“虽然”开头的这句话是不能独立成句的，后面需要跟随一个“但是”起头的从句。但在原文中这是个独立的句子，而且是承接上文，不是引导下文。“虽然”对应的原文zwar，在现代德语中与und连用的意思是“而且”，表示进一步的说明或加强语气。这句话恰好是对上句中所言解决理性的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在康德时代是否可以单独用zwar表示现代的und zwar，需要请教高明。
这句话的原文是：“Zwar ist die Beantwortung jener Fragen gar nicht so ausgefallen, als dogmatisch schwärmende Wißbegierde erwarten mochte; denn die könnte nicht anders als durch Zauberkräfte, darauf ich mich nicht verstehe, befriedigt werden.”ausgefallen（奇特，罕见）这个字邓译和李译都漏掉了，没有译出。“独断论的狂热追求者们”的原文是“dogmatisch schwärmende Wißbegierde”，可直译为“热中独断的求知欲”。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热中独断的求知欲所乐意期待的（回答）相比一点也不奇特，因为这种求知欲除了通过我自己没有掌握的魔力之外是不可能满足的。”
5）“然而这倒也并非我们理性的自然使命原来的意图”
原文是：“Allein, das war auch wohl nicht die Absicht der Naturbestimmung unserer Vernunft;”李译是：“然而，这也不曾是我们理性的自然规定的意图”。
“自然规定”亦可理解为“本性规定”。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满足热中独断的求知欲似乎也不是我们理性的本性规定的目的。
其二：
“在这里我期待读者的是一位法官的耐心和不偏不倚，但在那里则是一位帮手的襄助和支持；”邓先生的译者注曰：“原文为Willfähigkeit，德文无该词，应为Willfährigkeit（襄助）之误，兹据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19年版改正。”（《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8页）
Willfährigkeit是来自形容词willfährig的名词，willfährig义为“听命的，惟命是从的，屈从的”；因此Willfährigkeit不应译作“襄助”，李秋零译作“顺从”是对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0页）。
(1)胡仁源先生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出版；
(2)蓝公武先生译本，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1960年以后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3)牟宗三先生译本，题为《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分为上、下两册，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
(4)韦卓民先生译本，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0年校订版;
(5)邓晓芒先生译本，杨祖陶先生校阅，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月）
(6)李秋零先生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4月）
在现有四种汉译中，以胡仁源先生的译本为最早。韦卓民先生说：“胡氏中译本，读来确甚晦涩，其原因大概是胡先生从德文原本译出，而对于康德的哲学术语似乎没有深加留意，且对于康德的整个体系又好像未深入研究，况且译文较旧，不合现代汉语习惯。”（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顺便说一句，王若水先生认为胡译本并非从德文原本译出，而是根据F.Max Müller1896年的英译本转译。见王若水撰：《再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中译本》，《读书》，2000年第6期。）王太庆先生也谈到，抗日战争后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他读胡译本的感受。他说：“在翠湖中间的那所省立图书馆里，我一连几天借阅胡仁源译的《纯粹理性批判》，可是尽管已经有教科书上的知识做基础，我还是一点没有看懂。不懂的情况和读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旧译本差不多，一看就不懂，而且越看越不懂。后来看了Kemp Smith的英译本和Barni的法译本，才发现康德的写法尽管有些晦涩，却并不是那样绝对不能懂的。我怀疑汉译本的译者没有弄懂康德的意思，只是机械地照搬词句，所以不能表现论证过程。这说明不懂哲学和哲学史是无法传达哲学思想的，要想多了解一点康德靠读旧翻译还是不行。”（王太庆撰：《读懂康德》，《读书》，1999年第10期）依韦先生与王先生的说法，胡先生并不懂康德哲学。不懂康德哲学，却去翻译康德著作中最难懂的《纯粹理性批判》，其译本质量如何，可想而知。
蓝公武先生的译本，据《译者后记》所说，是1933年开始翻译的，1935年秋天全部译完，但迟至1957年才出版发行。这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个汉译本。韦卓民先生说：“蓝公武先生的中译本，据该译本的《译后记》所说，也是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译出的，但是我们与原英译本详细对照，许多地方像是不忠于英译原文，甚至误解英译的词句。原英译本的脚注不少是精辟之处，而蓝译不予译出，也似乎是不应该的。”（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然而，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蓝译本是流传最广、也是我们阅读与研究康德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译本。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一个代表人物，著作等身。他早年即对康德有兴趣，希望把康德的思想融会到儒学当中来，晚年更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以一人之力，把康德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与“三大批判”全部译为汉语。牟宗三先生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据他自己说，“是根据肯·士密斯之译而译成，但同时亦比对其他两译（即J.M.D.Meiklejohn与F.Max Müller的两种英译本）。……有时吾亦查质康德原文，此则邝锦伦与胡以娴两同学帮忙甚大。吾于译文几乎每句每字皆予以考量，务使其皆通过吾之意识而能达至表意而且能站得住而后可。若稍有模糊或我自己亦未能明者，吾必比对其他两译并最后查质原文而使之明。若有错误，必亦是清楚的错误。“（牟宗三撰：《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译者之言》，见所译《康德纯粹理性之批判》上册）牟译不仅保留了Kemp Smith英译本里面的注解，而且还增加了大量的注解与案语。诚如其弟子蔡仁厚先生所说，此译本“上下两册，皆有‘译者之言’，以说明翻译之旨趣。书中并随文作注解、加案语，其嘉惠读者，实非浅鲜。”（蔡仁厚撰：《牟宗三先生学思年谱》，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第90页。）
韦卓民先生的译本，是1962年应商务印书馆之约而译的。据他自己所说，他所翻译的《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以英人康蒲·斯密（Norman Kemp Smith）1929年出版的英译本为蓝本，而对照Benno Erdmann Leibzig 1878年的德文版和Ernst Cassirer柏林1922年的德文版，并参考穆勒尔（F.Max Müller）伦敦1881年的英译本，以及胡仁源、蓝公武两先生的中译本，旨在于这次翻译中不失康德原书的本意。”韦先生懂德文，却根据康蒲·斯密的英译本转译，理由之一是他认为自己对于英语更有把握。他说：“我对于英语比较有把握。读德文本时，虽能理解，但稍不留意，便错误难免，而读英文本时则言从意顺，没有隔阂。依我的翻译经验，在我译外文时，如作者写作水平远远超过我写这种外文的水平，则我的翻译是有些靠不住的。康蒲·斯密所写的英文，我自感也勉强能写出，故不难翻译。”（韦卓民撰：《〈纯粹理性批判〉中译者前言》，见所译《纯粹理性批判》卷首）由此看来，韦先生的治学态度是十分严肃、十分认真的。可惜，译出初稿后，尚未修订定稿，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而韦先生也在1976年就过世了。译稿是由曹方久先生等人整理、校订并于1991年出版的。值得一提的是，韦译本于2000年出了校订版，校订版由邓晓芒先生“根据德国费利克斯·迈纳（Felix Meiner）出版社出版的《哲学丛书》第37a卷（汉堡1956年版，1976年重印），对译文作了一些修改订正。”（《韦译〈纯粹理性批判〉校订版跋》，见韦卓民译：《纯粹理性批判》，2000年校订版，第735页）韦译本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另一个通行译本。
最后邓先生和李先生的译本，是现今最好的了，当然也或多或少有些问题。人大爱智论坛上的一个帖子写得很有水平，摘来如下：
邓晓芒的《纯粹理性批判》汉译本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好读，但《第一版序》中的两段译文却有点别扭甚至错误，其一：
“现在我走上了这条惟一的尚未勘察的道路，我自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找到了迄今使理性在摆脱经验的运用中与自身相分裂的一切谬误得以消除的办法。对于理性的这些问题，我不是例如通过借口人类理性的无能而加以回避，而是根据原则将它们完备地详细开列出来，并在把理性对它自己的误解之点揭示出来以后，对这些问题进行使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虽然对这些问题得出的回答根本不是像独断论的狂热追求者们所可能指望的那样；因为这些人除了我所不在行的魔法的力量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满足。然而这倒也并非我们理性的自然使命原来的意图；哲学的职责曾经是：消除由误解而产生的幻觉，哪怕与此同时还要去掉很多被高度评价和热爱的妄想。”（《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4页）
1）“我自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我找到了迄今使理性在摆脱经验的运用中与自身相分裂的一切谬误得以消除的办法。”
这句意思没错，但不如李秋零译本简洁。李译是：“我自诩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找到了消除迄今使理性在脱离经验的应用中与自身分裂的一切谬误的办法。”
2）“对于理性的这些问题，我不是例如通过借口人类理性的无能而加以回避”
我所见的原文是“Ich bin ihren Fragen nicht dadurch etwa ausgewichen, daß ich mich mit dem Unvermögen der menschlichen Vernunft entschuldigte”。 etwa有“譬如”之义，但与nicht连用的意思是“决不；肯定没有”。李译是“我并没有借口人类理性的无能而回避理性的种种问题”，意思大致不差，但李译也没有把“nicht … etwa”的意思准确翻译出来。
3）“对这些问题进行使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
“进行”与“解决”搭配实在别扭。李译是“对它们作出使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作出”与“解决” 搭配也不顺。这里的原文是“sie zu ihrer völligen Befriedigung aufgelöst”，因为用了两个“解决”，一是动词aufgelöst，一是名词Befriedigung，所以麻烦。何不译作：“使这些问题得到令理性完全满意的解决”。
4）“虽然对这些问题得出的回答根本不是像独断论的狂热追求者们所可能指望的那样；因为这些人除了我所不在行的魔法的力量之外，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满足。”
从现代汉语的习惯说，用“虽然”开头的这句话是不能独立成句的，后面需要跟随一个“但是”起头的从句。但在原文中这是个独立的句子，而且是承接上文，不是引导下文。“虽然”对应的原文zwar，在现代德语中与und连用的意思是“而且”，表示进一步的说明或加强语气。这句话恰好是对上句中所言解决理性的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在康德时代是否可以单独用zwar表示现代的und zwar，需要请教高明。
这句话的原文是：“Zwar ist die Beantwortung jener Fragen gar nicht so ausgefallen, als dogmatisch schwärmende Wißbegierde erwarten mochte; denn die könnte nicht anders als durch Zauberkräfte, darauf ich mich nicht verstehe, befriedigt werden.”ausgefallen（奇特，罕见）这个字邓译和李译都漏掉了，没有译出。“独断论的狂热追求者们”的原文是“dogmatisch schwärmende Wißbegierde”，可直译为“热中独断的求知欲”。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热中独断的求知欲所乐意期待的（回答）相比一点也不奇特，因为这种求知欲除了通过我自己没有掌握的魔力之外是不可能满足的。”
5）“然而这倒也并非我们理性的自然使命原来的意图”
原文是：“Allein, das war auch wohl nicht die Absicht der Naturbestimmung unserer Vernunft;”李译是：“然而，这也不曾是我们理性的自然规定的意图”。
“自然规定”亦可理解为“本性规定”。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满足热中独断的求知欲似乎也不是我们理性的本性规定的目的。
其二：
“在这里我期待读者的是一位法官的耐心和不偏不倚，但在那里则是一位帮手的襄助和支持；”邓先生的译者注曰：“原文为Willfähigkeit，德文无该词，应为Willfährigkeit（襄助）之误，兹据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1919年版改正。”（《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8页）
Willfährigkeit是来自形容词willfährig的名词，willfährig义为“听命的，惟命是从的，屈从的”；因此Willfährigkeit不应译作“襄助”，李秋零译作“顺从”是对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10页）。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