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印度人和最伟大的英国人

——读阿瑟•赫尔曼的《甘地与丘吉尔》，兼评电影《甘地》

如果印度共和国的人们现在来评选“最伟大的印度人”，莫罕达斯•甘地应该会有一席之地吧，即使不是排名第一的话。不过，笔者没去过印度，对三哥的思路也不是特别了解，也许，曾经在现代印度的建国史留有不可磨灭痕迹的“圣雄甘地”对现在的印度人并不那么重要和伟大。更何况，古代印度还有像释迦牟尼（虽然他按出生地而言，应该算是尼泊尔人，而且在很多人眼里，他已经不是人，而是神佛了）和阿育王这样的伟大人物。

本书便是讲述“最伟大的印度人”甘地和“最伟大的英国人”丘吉尔之间围绕着英属印度理念上与行动上的斗争。这也是为什么甘地排名在前的原因之一吧，毕竟甘地对大英帝国的其它部分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他的身前身后名主要还是在争取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脱离或者说自治或者说独立（甘地每一个阶段的目标似乎都有所不同）中获得的，而让他广受赞誉（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是让他广受非议）的，也是他一直用行动去实践的理念——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本书从甘地及丘吉尔的出生一直讲到了两人的去世，视角尝试客观，不管是对甘地还是对丘吉尔。不过从读者的角度而言，特别是对出自非英语文化世界的中国读者而言，一些地方还是难言客观，不管是对甘地还是对丘吉尔。

作者把甘地和丘吉尔都看成是理想主义者，甚至在书中用了“殊途同归”和“分道扬镳”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两人在某些理念上的曾经相似和最后的差异。很难指摘这样的写法到底是对还是错，毕竟，像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从某个角度上而言，也可以用理想主义者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问题在于，彼之理想对某些特定人群而言，就是噩梦。

同样地，甘地和丘吉尔的理想其实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一个是努力寻求印度脱离大英帝国，另一个是努力寻求大英帝国的完整——特别是印度留在大英帝国的版图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更不要说丘吉尔对甘地近乎侮辱性的称谓“半裸的托钵僧”，虽然他们有共同之处，或者说曾经有共同之处，比如都受了英式的教育，而且都高度评价英国和英国的文化，甚至都是种族主义者。

最后一句话的结论恐怕会让很多肤浅的甘地崇拜者大惊失色。但通过本书有理有据的叙述，可以看出甘地曾经的奴性，及曾经对英国人的膜拜。甘地早在南非对白人的反抗，只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他反抗的目的是希望白人将印度人等而视之，而不是将印度人看做和黑人一样的“劣等民族”。他甚至在英布战争中自告奋勇地组织紧急救助服务去支持实际上是祖国的压迫者的英国人，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的结论也是“他以及其它印度人必须为国王和国家效命”，并再次致力于组建一支印度救护队。

因此，电影《甘地》（1982年奥斯卡八项大奖的获得者）的受众们，如果仅仅因为看完了这部长达三个小时而且几乎全部都是对甘地正面描写的电影，便感动得痛哭流涕情难自已的话，只能说这样的受众确实是过于单纯了。比如，电影中对甘地在南非的经历便只是描绘了甘地对南非当局的反抗，对白人歧视的反抗，而对于他对黑人的歧视不是一笔带过，而是根本不提。然后是甘地回到印度之后领导国大党对英国统治的反抗，或者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高潮，影片同样用几乎是仰望的电影语言描绘了甘地全身心的投入，包括数次绝食。可是影片却忽略了甘地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受到英印统治者的暴力镇压以及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残杀时，说出了“只有敢杀生的人才有胆量进行非暴力抵抗”以及“既然无法避免血流成河，那么，就给印度来一场血浴吧”这样狂暴的语言。

影片这样描绘，这样讲述，无可厚非。因为电影的制作者也许就是甘地的崇拜者，电影创作的初衷也许就是创造一个悲天悯人德高望重的“圣雄”形象：他的光辉不仅覆盖印度教徒，同样也覆盖穆斯林，帕西人，锡克人，甚至基督徒。因此，电影即使有避讳，掩盖，甚至篡改（按照本书的说法，甘地遇刺的弥留之际，说的是“罗摩”，即有具体所指的印度神祇，而不是电影中虚指的“神啊”），都可以理解。

问题在于受众。

甘地是伟人不假，甘地对印度人（特别是对印度教徒）而言，是圣雄不假。可是甘地的理念和行动真的像影片描绘的，以及某些崇拜者所言，高不可攀，直至神圣的高度吗？答案毫无疑问为否。

正如本书所分析和断言的，“甘地的精神力量也是他的智力盲点”。比如他敦促捷克人使用非暴力抵抗而不是枪炮来应对德军，鼓励犹太人祈求希特勒以促使迫害他们的人解除武装，甚至天真幼稚到给希特勒写公开信恳求他放弃暴力。在影片中，甘地有一句对白让人印象深刻——“以眼还眼，世界便会致盲”。很遗憾的是，让人印象深刻的不是甘地的光辉，而是他的幼稚，他的智力盲点——因为世界本身就是盲的。如果世界不是盲的，文明古国印度怎么会被英国人统治压榨两百多年，到最后还恋恋不舍不肯放手？如果世界不是盲的，印度怎么会有几千万贱民对于主流人群而言不可接触？如果世界不是盲的，怎么会有全球板荡生灵涂炭的两次大战？

因此，正如本书的结论——“身处印度的英国人，甚至身处南非的白人，至少都信奉一整套的道德原则，且始终如一，并且都坚守公正的客观标准，这就是甘地能够请愿成功的原因所在”。也许英国人并不像作者标榜的那样高尚，但至少，相对于纳粹这样的恶魔，面对就算丘吉尔这样为了保卫他的大英帝国不惜动用武力的种族主义者，对于甘地都是幸事一件。更不用说，二战几乎掏空了维多利亚时代辉煌的大英帝国，放弃和如何放弃印度在二战结束后只是大势所趋之中如何保持体面的问题。

此外，甘地在穆斯林当中的影响力也并没有强大到真的可以把穆斯林凝聚在印度教徒周围，即使在英国行将对印度次大陆放手之际，甘地建议由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来担任第一任的“统一的”印度的总理，而非他的“忠实”门徒尼赫鲁。事实上，在这一点上，甘地再次暴露了他的“智力盲点”——即使真纳真的担任了第一任总理，以后呢？更何况这个假设并不成立，不要说真纳根本不愿意接受这个提议，对于尼赫鲁、帕特尔这样的印度教政客而言，甘地此时不过是攫取权力的障碍。

（关于甘地在巴基斯坦人心中的印象，可以参考1998年巴基斯坦和英国联合制作的电影《真纳》（按理说，作为穆斯林的真纳肤色应该不会太白，然而影片中年轻和年老的真纳都是由西方演员出演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演老年真纳的是《指环王》里的白巫师克里斯托弗•李）。在此片中，甘地尽管并没有像尼赫鲁那样被演绎得卑鄙下流（特别是和蒙巴顿夫人的奸情），但也绝没有影片《甘地》中那样的光彩照人的高尚。在建议由真纳担任印度总理的场景中，甘地是狡黠的，是颇具城府的。）

更何况，甘地的理想主义，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噩梦。因此，甘地的所谓理想主义造就了他最后的悲剧宿命——不是穆斯林，而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将他看做了必须诛之而后快的大奸大恶之人，最后用手枪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他打死。

“啊，罗摩！啊，罗摩！”

题外话：不知道是作者还是译者的原因，本书有些甚为刺眼的小错误，比如，李光耀并非新加坡的第一任总统，而是第一任总理：比如，丘吉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他的《一战回忆录》，而非《二战回忆录》；比如，东巴（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离出来，印度并非“默许”，而是武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