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第三章读书笔记

一、内容梗概
本书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代表性著作,他在本书中以自己的祖国——联邦德国为分析对象,考察了现代社会的运行特点、现状、影响、后果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
《风险社会》把“发达现代性”总结为“风险社会”,其运行逻辑由原先的财富分配逻辑转型为风险分配逻辑;风险是由科技发展及其副作用造成的。与此同时,科学却对各种风险认识不足。风险社会带来了社会、人生及文化层面的动荡与不安:社会趋于“个体化”;它重塑了工业社会的内在结构(社会阶级、家庭模式、性别地位……)。原先的科学和政治行为拥有对一切做出规定的垄断权,但随着发达现代性(自反现代性)的发展,科学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封闭圈层被打破……作者提出要继续弘扬理性精神,将原先遭到切分的现代性充分发挥出来。
二、论证框架
本文论证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提到了风险社会的大体情况。第一章呈现的是风险社会的概念、运行状况、特征、范围、属性、后果。第二章研究了人类对风险的认知现状以及风险被识别后的结果与影响。
第二部分论证了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体化进程。贝克挑选了当代社会的阶级关系、两性地位、家庭关系、生活模式、职业体系四个方面的经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述。
第三部分的中心论点是:自反性现代化打破了科学系统、政治系统对真理的垄断权,自反性现代化给各方势力“赋权”,使得他们都可以参与决策,并共同健全如今不完善的现代社会。
三、第三章笔记
社会学的分析层次有微观和宏观两种层次。要了解日常生活的制度背景,宏观分析就是必不可少的(吉登斯和萨顿,2015)。本章便是宏观地分析了现代社会的其中一个制度背景。其中心论点是——风险社会中,个体化进程方兴未艾:人们愈加“关注自身,关注其个人的劳动力市场命运”;阶级社会图式渐趋瓦解:“社会阶级的束缚开始退居幕后。打下等级制烙印的社会环境和围绕阶级文化的生活方式逐渐失去了光彩。”
(一)劳动力市场助推了个体化
在现代社会,由于“个体化”的存在,“人们要求控制自己的财富、时间、生活空间和身体”。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是: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人们对传统的看法出现了松动,人们打断了与传统的连续性关系;失去了传统的支持网络的大众,更加依靠自身和劳动力市场来谋生、发展。
然而,个体化进程也有负面影响。它包括:个体脱离传统的支持网络(如家庭或邻里),补充性收入来源消失(如工作之余的务农活动),以及所有生活领域都日益依赖于薪水和消费——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个体确实脱离了传统纽带和支持关系,但取而代之的是来自劳动力市场、消费谋生以及其中包含的标准化与控制的约束”。
个体化毋宁说造成了生活处境的标准化和制度化。从传统关系中脱离,加入个体化浪潮的人们,日益依赖于劳动力市场,进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的调节或扶持、交通规则和商品供给,依赖于医疗、心理、教育的资讯和关怀等各种“标准的”、“制度化的”安排。
个体化进程有前后两个不同阶段。资产阶级个体化只发生在不断施展力量的资产阶级身上(18、19世纪);后来,在福利国家的大众民主条件下,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出现和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成为了个体化进程的显著标志。资产阶级个体化“源自资本的占有和积累”,晚期现代性的个体化是劳动力市场的产物。
晚期现代性的个体化进程有三种主要推动力——教育、流动和竞争。首先,“学校教育意味着选择和规划自己的教育生涯”。受过教育的人实现了人的自我发现和反思,吸纳了有关现代性状况及其前景的自反性知识,他是自己劳动处境的创造者,亦是他的社会人生的创造者。教育与选拔挂钩,进而要求个体具有向上流动的期望。学校为个体提供资格证书,引导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取个体化职业机会。其次,因工作而产生了个体流动性。“劳动力市场是人们的生活实现个体化的背后驱动力”。人们因自给自足的工作而脱离了传统纽带和支持关系。最后,竞争促使个体在条件均等者之间不断崭露头角或技能的唯一性、独特性。联邦德国社会的其他趋势也起了重要作用:居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升,消费类型和生活方式日趋个体化;劳动关系的司法化引发了利益的个体化。
(二)对个体化与阶级:文献梳理
两位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思和韦伯——对个体化进程与阶级社会的关系有何见解呢?
马克思认为,脱离封建关系的解放,脱离了传统、家庭、邻里、职业和文化,是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先决条件。但是,马克思将个体化进程等同于阶级形成的观点值得商榷。他强调,个体解放的过程同工人生活条件的恶化紧密相连,这种资本主义的个体化、孤立化总是被贫困化的集体经验和随之而来的阶级斗争所抵消。
贝克根据自己在联邦德国的生活经历,对马克思的论点提出了质疑。个体化进程只有在社会物质财富条件较好的情况下,才能超越阶级的形成条件,充分发展起来。贝克的祖国,联邦德国——一个福利国家——恰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创造,而是有其前资本主义源头。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的那样:“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碰到的既定条件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韦伯的证据在于,工业资本主义中“依托等级身份”的传统态度,在结合专门技能和市场机会之后,形成了大为分化的“社会阶级处境”。
贝克还提到了E·P·汤普森出版于1963年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此来印证韦伯之观点与某些马克思主义劳工史学家之观点的相似性。汤普森指出:“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的),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 因此,汤普森把工人阶级的“经历”看做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形成》的译者钱乘旦指出:仅仅有经济“利益的同一性”还不够,阶级的“形成”,还必须加上“生活方式”、“教育程度”、“全国性的联系”、“政治组织”等等。这就证明“存在”本身还不足以成为阶级,阶级的“形成”必须有观念与思想意识条件。
通过对马克思和韦伯有关个体化、阶级之文献的梳理,以及贝克对联邦德国社会的变动(包括职业状况、居住模式、人际交往模式三方面)之观察,贝克论证了这则论点,即“共同生活经历以市场为中介,并受身份地位的塑造,但这个不稳定的统一体在这个时点开始分裂了”。变动原因乃上述推动个体化的几种推动力。
未来,风险社会的个体化进程有三种后果。后果一,阶级社会并未消亡,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动力尚需进一步探究。后果二,社会关系因个体差异、分化而形成。这些差异包括——“先赋属性”的差异:如种族、族群、国籍、性别、年龄等;其次是私人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认同模式的分化。后果三,社会是个体化进程和可被集体经历过程的混合体。
(三)以就业市场为核心的个体化社会的行成
上文的论证已经清晰而有力地表明:以劳动力市场为核心的雇员社会已然降临。与传统阶级社会的界定方式(以传统和文化)不同,新的社会是劳动法和社会政治范畴。
雇员社会是一个新事物,新事物完全取代旧事物要经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日益加剧的传统不平等和去传统化、个体化的后阶级社会的某些要素并驾齐驱,它们共同构成一个特殊的过渡阶段。”
这个过渡阶段有四种特征。第一,个体化进程从人们的社会认同中剥离了阶级属性,导致社会流动(个体在不同地位的阶级间的上下迁移)观念开始失去影响力。第二,不平等现象依旧存在。“不平等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的名义得到了重新界定。于是,人们逐渐从心理倾向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问题。”第三,为应对社会问题,人们被迫结成各种政治和社会联盟,但这种联盟并不需要遵循如阶级模式般的单一模型。各种临时联盟在不同群体和不同阵营之间时而形成、时而解散,这完全取决于眼下的特殊议题或特定形式。第四,持续不断的冲突的起源是先赋特征。这类准自然的社会不平等会引发特定的组织化效应,其目标是获取政治力量。
结合一些事例可以辅助我们理解上述特征。关于特征二,某些人为收入、住房、教育等问题困扰,因此不得不努力奋斗,争取为己创造一个较好的生存环境,同时,这些人也长期忍受着高压,身心处在“亚健康”状态。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加之个体化进程导致人们更加依赖劳动力市场,他们的收入等条件收到波及,他们的身心问题便会被放大,进而导致疾病(这就是“危机和疾病的直接关联。社会危机以个体危机的面貌示人”)。而另一些人养尊处优,对社会经济危机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化解、降低风险的能力)——如此便体现出了“不平等以社会风险的个体化的名义得到了重新界定”。
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的“散步行动”可用于理解特征三。本次事件打破了私人生活的孤立状态,不同阶层的厦门市民都因“眼下的特定议题”——反对在厦门建设高危的PX项目——而迅速组成了具有抗议诉求的政治联盟。
(四)小结
本章重点讨论了“发达社会还是阶级社会”这一问题。作者以文献回顾的方式,梳理了经典社会学家对个体化与阶级之间关系。指明了个体化的原动力是劳动力市场。最后提到了:现阶段的社会是一个介于阶级社会和个体化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以及该阶段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