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点内容
1.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条件赋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极为幸运的条件。然而，欧洲人的命运却需自己去创造和实现。是这里的人类活动所造就的历史和文明，使欧洲成为今日之欧洲。也就是说，欧洲不是由地理、人种或其他什么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奋斗造成的。
2.欧洲的文明大体是统一的。人们常说的“欧洲文明”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基本一致的表现形式。就其传承而言，欧洲文明的源头有二:古希腊一罗马文化和犹太一基督教文化；基本要素有三，即古希腊的人文主义，古罗马的法制精神和帝国传统，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所有这些，都或隐或显地表现在欧洲的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如神庙、宫殿、教堂、广场、道路等建筑物文字、音乐、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组织方式，乃至哲学、政治、经济科学体系和著作之中。
3.欧洲文明的两重性:这个最小的大陆，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在曾较其更先进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等文明的影响下，创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文化。近代以来，欧洲对世界其他大陆产生了极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它通过暴力和战争，也通过自己的理念和思想，将自己的意志和统治，以及自己的政治经济组织模式、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强加给了其他民族和国家，并主导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它给人类带来光明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世界造成过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4.作为“政治人或“政治动物”的古希腊人，在政治社会实践中尝试了治理城邦的各种可能的模式，从国王统治（君主政治）到拥有土地的贵族统治（寡头政治），再到夺取政权的个人的治（僭主政治），最后是人民治理国家（民主政治）。
5.生活在城邦中的希腊人有两个基本特征:追求个人自由；重视具体事务，讲求实际。而这正是欧洲文明在此后发展进程中不断得到强化的个性（个人主义）和理性（理性主义）这两大特征的萌芽。
6.广义的人文主义，那就是:人，人的能力，人的美，人的欢乐，占据了优先位置，人成为生活的尺度和准则，从而将上帝的尊严和教会的权威放到了次要的位置。相较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束缚的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的出现不啻一场真正的革命。
7.人们往往认为，现代思想的形成，是文艺复兴的直接结果毋庸置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受到古典思想学说的激励和激荡，但古人的权威也逐渐成为新的信条，开始束缚人们的思想。而现代思想恰恰是在反对古人权威的过程中形成的，也就是说，正是在扬弃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才出现了新的现代思想和现代科学。
8.新教“路德宗”的三条基本原则:救赎因信仰上帝而获（“因信称义”）得；《圣经》是唯一的权威；神职人员由所有基督教信众组成（“信徒皆祭司”）。
10.启蒙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文化运动，它是文艺复兴所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延续和深化。康德说，启蒙运动是要“让光明照亮人类思想的黑暗角落”。这场运动是要驱散人们的无知和迷信，用科学代替宗教，用理性代替信仰。启蒙运动于18世纪中叶在法国达到高潮。启蒙思想家们运用科学和理性的武器，对当时的旧制度，包括宗教、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评和抨击，为争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可以说，这场运动对欧洲旧制度的瓦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上继英国革命和科学革命，下启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1.17世纪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经过伽利略、笛卡尔和牛顿等人的努力，以实验方法和数学语言的应用为基础的欧洲现代科学被建立起来。伽利略是最早运用实验方法和数学语言的科学家，被称为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但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新的发展方向的，则是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牛顿为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在宗教权威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权威被动摇后，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来替代它。笛卡尔在欧洲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第一次在欧洲历史上建立了一个不是为基督教作解释的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笛卡尔曾说:“绝不承认某种东西是真的，除非我明显认识到它是真的。”他主张，科学的出发点是怀疑欧洲文明一切事物，包括自己的经验。但却有一件事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自己在怀疑。只要否定不了自身怀疑这一事实，作为怀疑的思考主体的自身就是存在的。这就是他所说的“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的含义所在。这也构成了他逻辑演绎的基础。以我为理性思考的主体，怀疑一切，包括古人和宗教的教喻，纯粹通过理性逻辑推理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全部现代思想由此而产生出来。笛卡尔因此被称为“欧洲近代哲学之父”。他也是近代科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他深信人类理性的力量，人类只要把自己的思想应用于周围世界，就可以获得科学的知识，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
12.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革命初期人们所反对的，是不平等，是特权，是社会等级。此后，革命由反贵族转变为反君主，恰恰是因为法国王室未能与特权等级划清界线，而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革命的对象也因此而变成了国家本身，从而演变为一场从根本上推翻旧旧制度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大革命。
13.于8月26日通过《人和公民权宣言》，明确宣示了社会、政治改革的主要原则。这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发表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件的普世主义倾向，其作者不仅是在为法国人立法，而且是要为全人类立法。宣言宣告:“人生来就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一律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一切政治结合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与反抗压迫。”“整个主权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国民。任何团体或任何个人皆不得行使国民未明白授予的权力。”宣言明显受到启蒙思想和英国革命理念的影响。这标志着，国家主权不再等同于国王本人，而被转移到国民的代表机构，也就是说，“主权在君”变成了“主权在民”。
14.作为一个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建树了何种业绩，留下了什么遗产呢？这显然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勒内·雷蒙在其《现代史导论》中，从五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为我们客观评价这场大革命提供了一个参考。
首先，从政治组织原则和政治生活实践角度看，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这一理念。在旧制度下，政治是极少人的事情，而大革命使政治成了众人之事、公共之事，这正是取代君主制的共和制的本意。正是由于大革命实现了“君主主权”向“人民主权”的转变，才使得全体公民都有权参与政治。同时，政治的范畴得以扩展。追求幸福成为个人的权利，也成为政府的责任。政治因此而成为一种崇高而重要的事业。由此导致的后果十分广泛，包括决策的公开化，议会辩论的公开进行，言论自由，通过选举以咨询民意等。大革命期间曾广泛举行选举，如在制宪议会期间，不仅要选举国民代表，行政、司法乃至教士职务的任命，也要经过选举。
其次，从行政组织看，大革命彻底重组了法国的行政机构和体制。制宪议会在重新划分法国政区的基础上，实行权力下放制度。由于分散程度过高，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的后果，在雅各宾派执政期间，又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强调行政的统一。拿破仑执政时，最终奠定了法国现代行政的基础，这是一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行政框架，强调其等级化、专业化、一体化，并且创建了公务员制度和行政法制度。由于其统一性和高效率，这一行政体制被拿破仑以后的法国政权所继承，直至今日。这一体制还随着大革命和帝国的军队被带出法国。19世纪时，法国的行政模式被推广到几乎整个欧洲。
第三，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看，大革命也使之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专制君主已经开始摆脱宗教和教会对政治和政权的控制。大革命延续并推进了这一进程，使教会世俗化，其财产被剥夺，教士作为第一等级，失去了其地位特权，同时也失去了其在市民社会中的职责（如户籍登记等）这样的改革还被推广到被法军占领或兼并的领土，甚至罗马。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政治与宗教、政权与教会彻底分离的第一次实践。拿破仑没有全盘接受大革命的宗教政策。他同教廷恢复了关系。然而，他坚持世俗化，不收回出售的教会财产。教士任命需经政府同意，教士领取薪酬，几乎被公务员化。尽管教会的官方地位重新得到承认，但新教和犹太教的地位也部分得到承认，法国自此一直实行宗教多元化制度。复辟时代固然宗教倾向更强一些，但政治与宗教、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却已不可逆转地发生了改变，再难回到从前的状况。
第四，从社会制度看，大革命最终消灭了封建制。大革命首先是一场社会革命。大革命狂飙乍起，仅数周时期，旧制度就被打倒在地。农奴制残余被废除，封建特权被废止，诞生了一个以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新社会:个人自由，土地自由，创业自由，所有阻碍竞争、自由选择和创新创意的制度都被扫除。与主权转移相比，这更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大革命从法律上宣布并在实践中实施了公民平等。所有法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负有同样的责任。法律只承认平等的公民，在法律和司法面前人人平等。
拿破仑保留了大革命在社会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但又有所改变。正是由于他纠正了大革命的某些做法，缓和了某些过激行为，才使得大革命的成果得以保存下来。例如，如果拿破仑没有从教皇那里得到放弃教会财产的承诺，复辟时期这些财产或将予以归还。拿破仑在这方面的主要功绩，是在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中，从法律上将大革命的主要成果确定下来。拿破仑多次参加有关问题的讨论，亲自参与了法典的编撰。正是这部《拿破仑法典》确定了法国，当然也包括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最后，关于民族、战争和国际关系。法兰西民族并非由大革命凭空缔造，而是有着数个世纪的形成和演变历史。然而，是法国大革命最终完成了法兰西的民族统一，形成了法国人对法国民族的认同，从而奠定了现代民族国家（Etat -nation-）的基本模式。大革命清除了地方主义，排除了个人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所有障碍。大革命以新的政区划分（departements）取代历史上的地区划分（provinces），有力地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同时，大革命加速了法国人同属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觉醒。从此以后，成为法国公民是一种自愿的认同，而其所认同的是民族（国族）而不再是王权。这一理念与主权从国王个人向民族代表机构议会的转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问题上，一种现代的爱国主义情感取代了对于王朝和君主的忠诚。这种爱国情绪在抵御入侵的外敌以及与封建君主的战争中不断得到强化。这种现代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之为国族主义），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大革命带来了战争模式的变化。战争成了人民战争、民众战争，关乎理念和感情的意识形态战争。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战争的特征。旧制度下，军队忠于首领、军旗、团队或金钱。大革命期间，军队忠于祖国，出现了集体征召、全民出战的现象。最初是征召义务兵，继而实行兵役制。为数众多的民众参战也改变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面对训练有素的外国职业军队，大革命期间组织起的人民军队虽训练程度不高，却以人数优势和革命激情取胜。大革命成功地抵御入侵，赢得战争，正有赖于这支新型军队。战士们战斗不仅是为了保卫家园，也是为了保卫自己建立的政权，他们既为大革命，也为国家利益而战。大革命结束了以王朝联盟、婚姻联合、君主约定为特点的传统外交。它提出了“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新的理念和原则，并将国家主权原则引入了国际关系。大革命和帝国的战争摧毁了陈旧的封建王朝建构，正是在此期间，各国意识到并强化了自身的民族与国家认同。当然，大革命发展到督政府和拿破仑时期，也违背了自己宣示的原则，以自己的强权来主导战败国家的命运。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大革命提出了新的原则，并为此后的深刻变化播下了种子。
15.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一种理论，一种意识形态，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两希文明对于个人价值及个人自由的尊重。但19世纪欧洲自由主义的直接源流，则来自17世纪的英国（洛克的天赋人权哲学公开宣称人生而自由）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人权宣言”）。
作为围绕自由理念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应当从政治和精神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获得自由；自由应当成为任何社会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只有以自由为标志的社会体制才是可以持久的。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哲学，自由主义关注的中心是个人自由，自由主义者强调个人价值，因而往往将个人置于“国家的理由”、团体的利益或集体的诉求之前。作为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自由主义反对任何权威，认为个人可以依靠理性和自由的精神去寻求和发现真理。
基于自由主义的这些基本原则，19世纪的自由主义运动将争矛头指向了一切绝对权力，尤其是专制君主制。自由主义认为权力只是必要的恶，应当使权力尽量弱小。最好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是其行为让人感觉不到的政府。为此，自由主义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首先，权力必须加以限制。加以限制的最好办法，就是对权力加以分割，实行分权原则。然而，分权又必须是平衡的，只有权力相互制衡，才不致发生过于强大的一种权力侵犯其他权力的现象。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权力的划分和制衡不仅仅是一个实用性和技术性的方法问题，而且是保证个人不受专制压迫的重大原则问题。
其次，权力必须加以分散。这是限制权力的又一种办法。中央政府往往倾向于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必须将相当一部分权力从中央向地方、从高层向中层转移。
第三，权力活动的领域必须加以限制。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的运行不应服从权力的意志。他们接受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理论，认为私利和自然竞争会推动和刺激经济活动，因此，主张自由竞争、自由创业、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政府不干预，只起“守夜人”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对于权力的安排，必须通过一部成文的法律文件——宪法加以明确规定。议会应当对权力的正常运行加以监督。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应当受到司法的审理和制裁。
16.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潮流和运动，在欧洲经历了在少数西欧国家发轫，逐渐扩展，最后蔚为欧洲政治一大主流的发展历程。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以成文宪法、限制王权、代议制度等为其鲜明特征，因而具有明显的革命性的一面。但自由主义又有其保守的一面。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价值观和信仰。自由主义者无疑推动并参与了革命，但一旦达到了他们有限的目标，即一旦推翻了君主的专制主义，颁行了宪法，成立了议会，更迭了政府，他们就会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力图垄断权力。当民众的力量得到加强，要求在更大程度上取得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平等时，他们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反对民主，反对革命。
17.民主理念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复杂的。在今天的西方，自由和民主几乎成为同义词，甚至将两者统称为“自由民主”。然而，在19世纪前期，当现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出现时，人们却对两者的区别乃至对立更加敏感。民主并非一种超时空的抽象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延伸、扩展了自由主义。它不反对自由主义提出的关于公众自由权利的理论，承认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的建树，但却希望走得更远，并赋予其以更广泛的意义。正因如此，它被视为一种颠覆和改变自由主义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力量，而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敌视。由于民主主义者要推翻自由主义者的精英统治，实现普遍选举和人民治理，两者甚至成为敌人。
相对于自由主义，民主诉求的一个特征，就是要求实现权利享有的普遍性，亦即平等。民主理念拒绝差别、歧视、限制等各种不平等。1848年时，民主派有一个明确的诉求，那就是反对对公民参选设立纳税额的限制，要求实行普遍选举。可以说，欧洲现代民主是从议会民主开始的，是否实行普选，是19世纪民主化的标志。
与此相联系的是民主的另一重要理念，即人民主权。自由主义者强调的国家主权掌握在一小部分精英手中。而人民主权则要求人民成为统治者。人民不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指全体公民，或者说，由每一个公民组成的整体。因此，每一个公民无论其是否纳税，纳多少税，都应享有选举权。
在自由权方面，自由主义认为，只有在智力和经济方面具有能力者，才可以享有各种自由权利。因为，按照自由主义的逻辑自由只能赋予能够合理地运用自由的人。民主主义则要求取消这些限制，使人人都享有自由。民主主义者认识到，社会不平等是民主得以实现的最大障碍。因此，为民主而努力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消除各种不平等，填平差异的鸿沟。
人人享有自由，不能仅停留在法律概念上，而是要为其真正实现创造条件。这也就是说，不能满足于法律上的平等，而要着眼于实现社会平等。正是在这一方面，欧洲的民主力量取得了较多的实际成果。
18.早期社会主义的出现，是为了回应工业革命后出现的两个新现象和新问题一是劳动者的普遍贫困化，使人们置疑带来如此严重后果的制度在道德上可否接受；一是因为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经济增长大约每十年就被打断一次，从而导致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这样一种制度是否合理和有效。
19.欧洲在对殖民地的统治过程中，也把欧洲价值观带到了那里。在欧洲人钟情的基本人权中，包括“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亦即“民族自决权”。欧洲人曾认为，这样的原则是为欧洲人设立的，却不料殖民地人民同样能够将这些原则反过来对付殖民者。可以说，殖民主义不仅引发了反殖民主义，而且为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为非殖民化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