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逃避统治的艺术》

中国有句老话，“穷山恶水出刁民”，仔细想，可见其居心之险恶，这句话无外是站在所谓的“文明中心”看那些僻壤之境人群的生存方式，并在掌握了话语权的情况下随手贴上标签，维护自身秩序井然的形象。

但Scott 这本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说的很清楚，首先，山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主选择，再则，这种选择的后果（包括放弃文字）无涉文明与否。换而言之，“穷山恶水出刁民”不过是一群人的臆想。当然，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后部分地方仍然保留着的如拐卖人口等风俗，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至少在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发展起来之前，那些偏远地区（主要为山地），依然在国家的管控之外，本书的核心Zomia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中国西南山地，缅甸、泰国、老挝北部，依靠密集的丛林与复杂的地势，成为人群避难的最佳选择。

地形阻力-战争

最为直接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地形阻力，深山适合打游击，现在的越南印度的山地地区还有士兵进行着抵抗斗争，人群以零散地方式躲入深山，在古老的智慧下总不至于饿死。现代罪犯也爱往山里跑。

当然不只是山地，早先在豆瓣上就看到有人提起，中国的北部荒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佐米亚，因其辽阔，政府的军队很难进入（无法满足后勤补给），而南方学者多有研究的沿海“疍民”，亦是选择了滨浮于海，他们以船为生，政权很难强迫他们上岸（书中也提到了海盗）。

山地与谷地-定居农业-征税-人力-农作物种类

山地的另一特征是不适合农业生产，逃往山地的人群选择了游耕（在某种程度上游耕所能养活的人口和定居农业无差），一方面是因为山地的自然条件限制了谷物种植，另一方面也是逃避者自主选择的结果。谷物因其生长特性（相比土豆、花生等作物谷物长在外面，生长的过程容易被监管）更易于被征收，故而受到管理者的青睐，游耕使得赋税和徭役的征收都变得困难，中央的“管理成本”大大增加，逃避最终成为可能。

身份认同-历史记忆-文明与否

在逃往核心区的过程中，山地居民并没有成为完全独立的“境外之民”，他们与谷底的政权中心保持着交流与贸易，在后者的民族与国家建设中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徐坚认为，山地上的人群并非绝对自由，他们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政治结构，这些结构共同构成了多元的文明体系。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写华夏边缘的族群实现身份认同的过程，大部分人群抵制了国家建设和民族认同，自主选择了“野蛮”（可能伴随着某些切实的利益如建国后的少数民族政策）。

景观

书中一句话让人反思：“在那些尚未被考古遗址和国家中心的历史迷惑的人眼中，景观完全属于边陲地区，没有中心。几乎所有的人口都在统治中心的范围之外。”仔细想想，这的确是学考古的人容易养成的毛病，考古遗址一直指涉着某种中心，甚而人们也一直主动地想要寻找某个中心，史前不论，到历史时期基本上都是在找城址，找高等级墓葬，在承认面积不过几万平米的城基本不会有多少人居住以后，也并不会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重新寻找而只是将一切归因于后来的破坏。将视野放的宏观，则一切考古与历史的解释都是从中心至四至，一种华夏的视角和目光。

最后是一点碎碎念

当国家弥漫在所有的地方，无可逃避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历史上有很长时期人们可以选择生活在国家之内或之外，或者中间地带，在条件允许的时候，也可以改变其生活区域。

《逃避统治的艺术》探讨的东西在我看来相当浪漫。福柯写权力的渗透，是技术和政治本身的发展将一切统合到一个巨大的牢笼之下，人开始自我审查，一切不合理潜移默化中成为合理。其实我们本不该如此，不该看一些自己不愿意看的书籍，学一些自己不愿意学的课程，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透支自己的生命。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所谓的正统其实没那么重要，年轻人往某个集团靠拢，只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任何领域的），审美被统一，身材，样貌，用什么样子的化妆品，人的身体被放在他人目光的审查之下，怕稍有差池就会被看不起，被排斥在集体之外。

个人之外的整个世界呢，总要混乱一些才好，才让人觉得充满了野蛮生长的力量。像满心憧憬的那个时代，征伐与权谋，理想与信仰，贵族和谋士并行，王还在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后来的历史每况愈下，权力的肢脚蔓延地越深，传奇生长的土壤就越稀薄。在世界各地，都有被主流拒之于外的，生性漂流的人群，如吉普赛姑娘卡农，“永远自由，生是加莱，死也是加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