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血》：滴血梦碎，演久必败

一

2015年秋，我在美国西部旅行，其间前往斯坦福大学观光。加州的阳光格外灿烂，蓝天清澈高远，斯坦福校园内，西班牙风情的黄墙红瓦建筑掩映在绿荫之间，令人沉醉。罗丹的青铜群雕伫立于庭院之中，表情痛苦而挣扎，步履蹒跚，与庭院的宁静形成强烈对比，极具视觉冲击力。那是罗丹为纪念英法百年战争中献身祖国的平民英雄而创作，放置在斯坦福优美祥和的环境中，仿佛是这片看似静谧的大地其实暗流涌动的象征。从帕洛阿尔托到圣何塞，旧金山湾区这片山海之间的幽静谷地，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科技创新企业聚集之地，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以“硅谷”闻名于世，从这里走出的公司包括惠普、英特尔、苹果、雅虎、谷歌、脸书……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英雄，当代的平民英雄，不再是加莱城中为了保全家国奉献出生命的市民，而是这些怀揣改变世界梦想、以技术撬动时代的科创精英。

彼时，我还不知道就在不远处的佩奇磨坊道上有一家希拉洛斯公司，不知道它已成为亿万富翁的CEO伊丽莎白·霍姆斯——又一个梦想改变世界的“平民英雄”——正处于煎熬之中。那天是10月2日，距约翰·卡雷鲁在《华尔街日报》即将发表调查报道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卡雷鲁还在等待伊丽莎白对自己即将发表的报道给予正面回应，而伊丽莎白依旧拒绝与卡雷鲁当面对话。10月8日，伊丽莎白的团队（其中包括美国传奇大律师大卫·博伊斯）来到《华尔街日报》的办公室，第二度与卡雷鲁会面，试图阻止即将发表的报道。不过，大卫·博伊斯等人虽然施展浑身解数，依然无法令卡雷鲁和《华尔街日报》屈服。10月15日，卡雷鲁的报道发表，在美国商界掀起一场风暴，伊丽莎白“小小一滴，改变世界”的梦想就此破碎。

约翰·卡雷鲁穷三年半时间，费尽移山心力，最大可能详尽还原希拉洛斯的整个发展历程，以引人入胜的笔力，讲述它如何从一个斯坦福辍学生头脑中的想法，成长为一家硅谷的明星创业公司、一个估值达90亿美元的独角巨兽，又是如何迅速走向败亡。本书英文版去年在美国出版之后，大受欢迎，立刻成为畅销书，比尔·盖茨倾力推荐，《纽约时报》连续九周最畅销书籍，《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等重要媒体均评选为年度最佳书籍，麦肯锡评为年度最佳商业书籍。这里面固然有新闻事件本身的热度效应，但同时也是对作者勇气与才华的认可。作为调查记者，约翰·卡雷鲁展现了他深入调查的能力和讲故事的能力，更展现了在高压之下不屈不挠的韧性。

二

伊丽莎白和希拉洛斯的故事足可以当作一部传奇来阅读，其迅速崛起，以及随后从神坛坠落，前后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可谓“其兴也勃，其败也忽”。她的崛起，有其个人特质的作用，更迎合了大众对时代创业英雄的想象。硅谷出了史蒂夫·乔布斯，出了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还有马克·扎克伯格，缺的是这样一个白手起家的女性创业者形象，伊丽莎白的出现适逢其时：19岁的年轻美女，放弃常青藤名校的学业，梦想以一己之力改变行业乃至世界，拥有迷人的个人魅力……当然，她的成名，其中还有一种大众对“黑科技”的迷恋。这些年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种“黑科技”层出不穷，奇思异想不断挑战我们的常规思维，似乎任何突破、任何意外都是“一切皆有可能”。伊丽莎白“滴血成金”的“黑科技”，在人们心目中也不令人意外。正是对创业英雄和“黑科技”的双重迷恋，加上伊丽莎白自身的个人特质，造就了一部“坏血”传奇。

除此之外，伊丽莎白的短暂“成功”，还在于她对美国创业环境和法律环境的充分利用。首先是维持企业的非上市公司地位，从而规避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只需要取得投资人的信任，源源不断地获取资金，维持公司的运转。其次在公司管理上实行极其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产品研发进度和造假欺诈的事情外泄，在这方面，她所依赖的手段主要是恶意诉讼。美国原本是一个法律诉讼极为平常的国度，诉诸法律是最常用的救济手段，然而法律是公正的起点，却远非终点。当代美国诉讼成本高企，打官司可能倾家荡产，令一般人望而却步。恶意诉讼有一个专有名词，即所谓“反公众参与策略诉讼”，在并无实际证据的情况下提起诽谤、违反信息保密义务一类的诉讼，以旷日持久、成本高昂的诉讼令对方屈服。连理查德·富兹这样身家千万的成功企业家，也在希拉洛斯的高压之下，慑于可能付出的代价而无奈束手。尽管美国许多州都有对于这种恶意诉讼的反制法案，但反制做法本身即需要成本，比如本书中富兹的律师要发起反制，居然额外需要50万美元，令这种反制失去了意义。

在生物技术专业背景的人士看来，伊丽莎白的骗术不难发现。本书中，对希拉洛斯的技术提出质疑的，几乎都是这样的专业公司或专业人士，例如诺华公司之类的制药巨头，早早察觉希拉洛斯的技术不靠谱，这些公司对此类技术都有严格的验证程序，在验证阶段即将希拉洛斯拒之门外。而连锁药业巨头沃尔格林的高管们若是肯多听一听他们以2万5千美元每月的代价请来的实验室检测专业顾问凯文·亨特的意见，想必也不至于蒙受高达1.4亿美元的损失。

生物医疗领域的研发历来以开发进度缓慢、检验周期长、资金投入大而著称，如果核心技术长期无法实现突破，很有可能步希拉洛斯之后尘。在希拉洛斯丑闻之后，此类公司更容易遭受质疑，融资难度加大。例如谷歌旗下的生物医疗科技公司Verily即被质疑多款此前宣传的产品如纳米颗粒、隐形眼镜等无法实现商业化。而作为同行，便携式血液检测设备的开发者更是直接受到希拉洛斯丑闻的冲击。伊丽莎白所描绘的便携式小剂量血液检测愿景并非完全是空中楼阁，否则不至于有那么多的专业人士前赴后继投身于希拉洛斯，业界也有多家公司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其中不无阶段性成果。希拉洛斯的丑闻对于这些公司必然产生一定影响。在希拉洛斯丑闻之后，业界需要思考如何设计更为合理的融资和风险分担机制，防止造假，又为真正的创新提供支持、为投资人负责。

阳光之下，并无新事。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依然是专业的事应当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在希拉洛斯的骗局中，没有一家专注于生物技术领域的风投公司上当，对于他们，希拉洛斯的做法实在太过可疑。他们明白指尖取血与静脉取血的重大差异，明白从一滴血中完成数百项检测的难度。他们知道没有坚实的基础研究为支撑，没有经得起同行评议的学术上的突破，这样的技术不可能实现。

2013年，伊丽莎白·霍姆斯。 Glenn Fawcett 图

三

将希拉洛斯的神话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之下，可以反思的，是现代资本经济的过度虚拟化。从实体经济到货币经济再到资本经济，财富的象征由实物越来越走向虚拟资产和数字。“钱”一开始只是实物的衡量尺度，从人们明白“钱能生钱”开始，从马克思揭露资本的自我增殖特性以来，“钱”与实体经济日益背离，现代金融手段的运用，更是将货币创造能力发挥到极致，释放出的汹涌资本洪流左冲右突，寻找出处。资本逐利动机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是推动社会发展之必须。但资本的过度虚拟化，与实体经济的过度背离，则是需要警惕乃至加以限制的现象。

伊丽莎白被推上神坛，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通过一笔融资，赋予公司90亿美元的估值。这一估值只是理论上的愿景，只是单一投资者对公司前景的信心展现（姑且不论伊丽莎白的欺诈行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但大众及媒介却将其看作伊丽莎白的身家象征，福布斯富豪榜更据此估计她的个人财富达到45亿美元。尽管这个估值完全是个虚拟数字，但有了大众被喧腾起来的信心作背书，伊丽莎白却可以把它化作强有力的资源，在资本市场上获得支持。

自凯恩斯以来，现代经济学愈益成为“信心经济学”，信心、预期、意愿、偏好被当作经济学的核心与基础。经济学是人的经济学，人的主观能动性当然是经济学必须研究的重大课题。不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体的盛宴、大众的狂欢，使得信心本身的稳定性空前降低。如果赖以建立这种信心的基础原本就极其脆弱，甚至是建立在欺诈之上，那么必然“其亡也忽”。伊丽莎白的崛起和败亡，不过是其中一个极端的案例。从一个稍嫌宏大的角度反思，当代各国政府调控经济，无非是调控人们的预期，稳定人们的信心，其效果往往体现在资本市场等虚拟经济层面。在信心的稳定性愈益降低的情况下，恐怕这种调控还是不能与实体经济背离太多。

回到伊丽莎白·霍姆斯本人，笔者愿意和约翰·卡雷鲁一样相信，伊丽莎白投身创业大潮时，是怀抱着一颗真诚想要改变世界的心，只是在“演久成真”（fake it until make it）的硅谷创业文化中迷失了方向，走上一条不归路，结果“演久必败”。她的所有个人特质，包括迷人的说服能力、铁腕的管理手段、对信息保密近乎疯狂的追求，在故事发展中自然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这个世界从不缺乏特立独行之人，包括伊丽莎白这样的偏执狂。创投界更似乎有一种极端的看法，认为成功的创业家都属于偏执狂，否则不足以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成长。伊丽莎白跌落云端，当令喧嚣的投资界也有所反思，回归本原，脚踏实地，追逐真正在地上奔跑的独角兽而非高天上的流云。

生物医疗领域在中国方兴未艾，根据某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数字医疗成为中国创投最为活跃的领域。中央政府亦对创新创业经济极为重视。伊丽莎白和希拉洛斯的故事，为中国的创新创业热潮提供了一个经典反面案例，相信会给中国的相关业界带来几分热潮之外的清醒。约翰·卡雷鲁出色地完成了他作为调查记者的工作，真实还原了整个过程，剩下的反思和总结自有其他专业人士去做，相信希拉洛斯和安然一样，将成为企业研究的经典案例之一。卡雷鲁和《华尔街日报》不畏高压、坚持追求真相的精神，乃至默多克对独立报道和新闻自由的尊重，也再次证明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离不开独立的、有良知的媒体监督。

（已刊2019年4月29日《澎湃·思想》文化课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