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格推理爱好者的“自娱自乐”

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发货自上海的这本陆秋槎姐姐的新书《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阅毕，我的心中突然涌上一股冲动，想要为这本书写一篇书评。而这种感觉，差不多已经可以追溯到姐姐最初发表《连续统假设》那时候了，想想还真是“时光飞逝”。

自从通过阅读《福尔摩斯探案集》而步入推理小说的世界——即使在早期“侦探小说”一词尚未被更具有指向性的“推理小说”一词取代——以来，我一直是个对于“推理”耿耿于怀的人。所谓推理，按福尔摩斯所言，便是“演绎法”，需是包括“因为”、“所以”的类似“三段论”的逻辑结构。早年的我痴迷于此，因此在推理小说写作过程中，无论如何都必须加入侦探关于如何得出结论的推理过程的描写，而对那些没有推理过程的小说（也包括漫画等其他形式的作品），也常会嗤之以鼻。在我看来，包括柯南在内，很多推理作品，侦探侃侃而谈说出的话语，不过是“猜测”，套用本书中的数学概念的话可算是“猜想”。而之所以猜测为真，只是因为侦探找到了“证据”——无论是物证还是人证亦或是凶手自白——而“证据”的作用是证明了侦探的猜测与真相的重合。侦探的解谜方法，大多只是灵光一闪的“马萨卡”，而所谓“名推理”，不过是在陈述作者所构思的事实，绝非“通过逻辑推理，事情的真相只能如此”。因此，每当作者写下“XX侦探说完了他精彩的推理”时，我的心中常会不禁质问：“你倒是告诉我他哪一句有推理？”正因为此，黄金时代三大家中，我最偏爱的是奎因，而阅读“日本奎因”有栖川有栖的多数作品时，也会因为看不到想象中的“推理”而连连摇头。

后来，我加入了北京大学推理协会，并有幸结识了姐姐和本书的解说作者叶新章。一方面，我的推理小说阅读量开始直线上涨；另一方面，我也通过读书会参与了协会大量的颇有学术性的讨论。总觉得，那段时间比起专业课，我花在推理上的时间与心血可能都更多。那几年，叶新章便大量研读日文原版推理评论，并与协会的大家分享。因此，“后期奎因问题”这样在一般读者看来也许稍显专业的词汇，却成了协会中常常讨论，乃至已经让人感到说的太多的热门话题。在北大推协，由于在读书会上主讲了《夏与冬的奏鸣曲》，我确认了最喜欢的日系作家——麻耶雄嵩。《夏与冬的奏鸣曲》也好，《麦卡托鲇如是说》也好，都是在推理小说的系统边界上进行试探与突破，可以说是难以复制与超越的作品。然而，在将《十日惊奇》与麻耶雄嵩的作品建立起微妙的联系之后，我才不只是惊叹于麻神的奇思妙想与崩坏，而是意识到这一切或许正是在继承“奎因”逻辑流的延长线上，为应对“后期奎因问题”所做出的某种努力。

在西方，奎因通常被认为是范·达因的继承者，而这一“范·达因流派”的主要特点从“范·达因二十条”中可见一斑。也就是，他们试图用“智力竞赛”这一“形式系统”来限制推理小说的写作，要求“作者和读者斗智，像玩桥牌一样”。其中第一条讲作者必须充分交待线索，保证读者和侦探具有同等破案机会以及第四条犯人不能是侦探或警方，都是采用强制性措施来确保解谜的“公平性”以及线索的完整。而第五条则直接指出侦探必须要靠逻辑推理来破案。至于奎因的招牌动作“挑战读者”正是范·达因守则第一条以文本形式在作品中的具现。然而，正所谓规则就是用来打破的，尽管声名在外，但很少有作家真的完完全全遵照“守则”的形式，就连奎因自己也在作品的内容最终无法满足条件的情况下删去了“挑战读者”，并在后期创作中走得更远，且最终由日本的继承者继续朝着边界的彼岸进发。同时，系统的缺陷总是伴随着系统的诞生而诞生。正如本书解说中提到的，“后期奎因问题”这个名称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只是在奎因后期创作中才存在，《希腊棺材之谜》（1932）恰恰是奎因前期也是巅峰时期（同年还创作了《X的悲剧》、《Y的悲剧》以及《埃及十字架之谜》）的作品。正如在推理小说发展早期，黄金时代尚未到来之前，E·C·本特利早在1913年就写出了反推理名作《特伦特的最后一案》。而在黄金时代早期的1929年，奎因刚刚在处女作《罗马帽子之谜》中首秀逻辑推演的同年，安东尼·伯克莱就在《毒巧克力命案》中探讨了不断追加新线索而形成的“多重解答”的情况。

阅读《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时，我的脑中首先浮现的，是龙骑士07的元推理游戏《海猫鸣泣之时》。就像《海猫》中的上位世界“茶会”与下位世界“棋盘”。“棋盘”上的一切都是一场推理棋局，必须符合约定的规则，“茶会”中的人物则可以将自己的意志注入“棋盘”之中，以某种隐喻的方式呈现。而“棋盘”上的谜题的存在，实质上是上位世界中角色互相传递信息的载体。再加上《海猫》中有趣的“推理作家与推理读者之间的关系就像谈恋爱”论点，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与后记中提及的饭城勇三相似的结论，亦即：与其说推理小说是读者在推理“真相”，倒不如说是在推理“侦探的推理过程”。也就是说，读者真正要猜的，并非严格逻辑意味上的“确定无疑的真相”，而是“作者想要描写与传达的，那一个由作者授意的侦探所推理出的真相”。进而，也就似乎得出了《连续统假设》中韩采芦的结论：“你说什么是真相，什么就是真相”。而既然绝对意义上的逻辑推理无法被完全保证，实际上“真实”的破案过程往往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稍微运用一些推理，更多的可能还是更接近归纳法的“痕迹比对”以及更接近穷举法的“监控排查”，至于天才的“灵光一闪”，那可能都算是幸运的了。因此，“最重要的永远都是直觉”也许正是残酷的事实。表面上看，姐姐在书中得出的结论，不说大家也知道，说了也等于没说。但是正如黑格尔讲辩证法“正反合”，正是有了这一正一反，最后的合比起最初的正，就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微妙变化。就像解说中写道的，不再是固有的“本格推理理应如此”，也并非单纯的“本格推理不该如此”，而是综合之后，充分展示了“丰富可能”。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姐姐把这些本该枯燥的理论论战，写成了好看的小说。

如同后记所说，本书的“作中作”模式巧妙地将本格推理趣味和少女们的日常结合在了一起。在我看来，就像《海猫》，本书讲述的是少女们的故事，而“本格推理”及其以数学为参考的理论边界，则是她们在稍显平淡的生活中的一味调剂。正是因为这味调剂，少女们从陌生走向相识，成为朋友。她们也许未必亲身经历多少惊涛海浪，但面对共同话题所进行的头脑风暴则成为她们感情的纽带。我突然觉得，某种程度上，她们就好像是一群像我，和我的许多朋友一样的推理爱好者们。我们过着平凡的日子，像书中的少女们一样，担忧着作品的发表、人生的走向、亲友的离别……我们的一生中，并不会遇上什么大风大浪，遇上现实中的杀人案也只能默默走开，把解谜的任务交给监控摄像头，却会因为同样热爱推理而与那些本不相识的朋友们走到一起，愉快地交流，高声讨论“这个谜题还有别的解答”以及“推理小说的发展”之类的在一般人看来没有半点价值却让我们心潮澎湃的话题。说到底，这一切关于推理小说的讨论也不过只是一群推理爱好者们的自娱自乐。然而，所谓科学，在大部分时候不也就是科学家们的自娱自乐吗？借用《不动点定理》中的说法，我无法用“构造性证明”来解释阅读和研究推理小说究竟有什么“意义”或“价值”，但我却可以证明其必定存在。而且在未来，我们依然，也一直会为之流连忘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