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自由艺术”的祭品

“其实，对侦探小说来说，这（哥德尔式问题，即推理小说中的后奎因问题）未必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准确地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主题、一个严肃的问题来对待，但即使放任不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侦探小说逻辑独有的难题，它只是揭示了更为广泛的、日常生活逻辑层次上的‘无法决定’与‘极限’。除侦探小说外，这个问题只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或是在进行全局式的、哲学式的考察时才会发生。 ” ——小森健太郎《侦探小说的逻辑学》 （摘自权田万治《谜与恐怖的乐园》张舟 译）

鉴于本人阅读量和水平，本文只求表达一些读后的有感而发。尤其在理论和既定问题上如有谬误，还请海涵。

本作为陆秋槎老师的第四部作品，但实际上创作线很长，几乎涵盖了作者目前的创作历程。也正因如此，尤其在前两篇作品《连续统假设》（2014）和《费马的最后一案》（2015）中，可一窥一直陆秋槎老师在创作初期的一些理念。

坦白讲，因为都是首次阅读，以至于该作的阅读体验和心理预期完全不同。尽管在之前的三部长篇作品中，陆秋槎老师都借少女们的故事表达一些自己的想讲出的观点，且这些观点和少女们的命运息息相关。而在《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中，这些观点是被表达出来了，但理应作为承担这些想法的主体——少女，却化作了写（讲）故事的人，而少女们自己的故事却被很大程度地剥夺掉了。

在《连续统假设》中，韩采芦的结论即:逻辑上来说，推理小说从根本上不具备绝对的准确。 如果以最严谨的逻辑推敲推理小说，无论多么强大、甚至堪称经典的推理小说都会产生动摇。因为没有依据能来确认，侦探以逻辑推导出的真相的唯一性（即避免凶手的非理性行为结果）。

极端一些的例子，侦探甚至都可以出于个人目的来决定推理（某铭侦探）。

既然事实如此令那些深究推理小说之逻辑的读者和创作者失望，那么陆秋槎老师通过大段论据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正如结尾韩采芦所言，没关系，推理小说终究是娱乐作品，创造规则的是作者，如果作品中不乏通顺的逻辑推演，不要顾虑，大胆地写吧！

在《费马的最后一案》中，主题依然是讨论所谓推理小说的严密性。

在一些作品中，作者往往会将背景设定于上世纪甚至数世纪前的古代。虽说是架空的历史设定，但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与侦探不同，一不留神就会忽略一些常识问题。这使得侦探的推理伴随着诸多“还未出现”的知识。

猛然意识到的这点的作者怎么办呢？不必怕，无论如何，就结果来说，侦探虽使用了不还有的逻辑，但答案是正确的那就行。 这时，作者只要替侦探圆场就可以了。

《不动点定理》这篇其实在这整本书里，还是个挺独特的存在。这四篇短篇都采用了“作中作”形式，如果说其他三篇是可以随意修改作中作内容的自由组合，那唯独《不动点定理》的作中作被赋予必要的现实（小说中的现实）意义。

因为在“现实”中，作中作的创作者黄夏笼是基于无法确实的唯一情况，而进行“真实”创作的。如此一来，在不具备“一致性”和“完备性”的作品，其反向推理的目标变成了证明诡计与凶手存在与否的过程。

《不动点定理》就好比告诉读者，小说与现实存在必然的界限，它们有着本质区别。不要拘泥于绝对的理性，因为在名为感性之物的干扰下，它无法真正成立。小说是有温度的文字，侦探也是有情感的人。

至于《格兰迪级数》这篇，有些“欲辨已忘言” 了，反正是闲谈，姑且也就不说了吧。后篇相较于前两篇来说，在表达的观点上要淡一点，因此也相应获得了一定故事性的补偿。但作为“文学少女”和“数学少女”的故事，好像真的不够看呢。

正如陆秋槎老师后记所言，本作中出现的数学知识部分，对于真正的数学爱好者来说，绝对算不上高深，但对于从未接触过此类题材的多数推理小说读者，肯定是新鲜的，甚至是望而生畏的。

我想说的是，无论是这部陆秋槎的《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还是有着类似方式的《献给麦卡托和美袋的杀人》《麦卡托如是说》等这样阅读体验可能并不美好的作品，作者们以牺牲自己文章故事性的惨烈代价，绝不是为了博人眼球或彰显自己的高深独到，这其实正是一种充满勇气和争议的实验践行。所谓自由的艺术，正是让作品“好看”才是第一位。这几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为名为“自由”的祭献。

“后奎因问题”这类看似深奥的问题，其实没有必要因为自己非专业的身份而刻意回避。从根本上了解一些现代推理小说的理论（尤其逻辑流读者），会对于自己创作和欣赏推理小说提供不小的裨益。因为这几十年来大家争论不休的，也不外乎是关于推理小说的“自由”。

《文学少女对数学少女》，这不光是文学少女陆秋槎的冒险，更是推理作家陆秋槎的冒险。如此正逐渐焕发勃勃生机的中国推理，以此为开端，定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