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阶级与阶级斗争

《规训与狂欢的叙事》提到，王蒙是一名“青年布尔什维克”，在共产党接管北京后，他是这个社会的“新主人”。共产党相对于国民党更长于争取青年的支持，在王蒙以及他笔下的青年人眼里，新中国一扫旧社会的腐朽、阴暗，是光明的。新政权夺取胜利后不仅仅焕发出了勃勃生气，也为所有的人指明了近在咫尺的共产主义光明未来（建国以后一系列地强大宣传造势与政治运动）。新政权通过将乌托邦的景象和煽动性的允诺结合起来，并诉诸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秩序和一种正义的社会组织的理想，而成功地得到广泛欢迎。对于沉陷在灰色的日常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观念，同样还提供了一个有魅力的领袖，他将人们从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承担责任和风险的重负中解救出来，把他们引向一个目标和赋予生活一种意义。可以说社会的各个阶级无不受到新政权的感召，因为连年战乱的结束和国家的独立，大多数知识分子有“站起来”的感觉，愿意参加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对中共由衷地敬佩（尤其是与国民党相比）。许多知识分子脱下西服改穿人民装。而由于没有参加革命，一些知识分子有“自责”感。 费孝通曾写到：49年是我的学习年，看了、听了一生中未曾看过、听过的事，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眼前展现，一切使我低头。胡风也写过一首诗：

他站在地球上

中国地形正前面

他

屹立着像一尊塑像。

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第一个光荣的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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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挑起了这一部历史。

《欢乐颂》

新中国正是青春阶段，“青春”也成为了非个人的意象，青年被超拔出个体局限，提升进永远洋溢着生机的崇高界域，中国早期的青春话语造成了一种“青年崇拜”，它将青年定义为塑造未来的先锋力量，人们借此希望国家永葆青春活力。这里要追问，青年人的源源不竭地“热情”从何而来，又是什么驱动着青年人参与“历史”之中？

纵观近代史，政治运动往往由两类主体参与——学生与工人。后者多考虑现实利益，而前者常为政治热情，换句话说有政治理想（王奇生）。青年人容易激进，容易接受更新更激进的“主义”，成为近代各党派争夺的对象。吸引青年的工具往往是“理想”、“未来”（与糟糕的现实相对照）、“主义”等崇高的意识形态词汇（例如王安忆《红豆生南国》，男主角虽然生活在香港，仍在五月风暴的感召下投入左派运动——要么有爱情，要么邂逅革命；苏君也提到滥用青年人的热情是可耻的）。《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这是共和国史上相对平稳的时期，一方面政局趋于稳定、党的政权巩固；另一方面以“一五”计划为代表的经济建设正逐步展开，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给予青年人“热情”、“狂热”的似乎是建设祖国的美好蓝图（巫宁坤在49年后毅然归国，当时杨振宁劝诫他不要回去，共产党会“洗脑”，巫宁坤出于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反问杨“洗脑是什么”），但细细考察53年前后的政治环境与“主旋律”导向，可以发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股暗流正缓缓改变相对平稳的思想领域。

《青春万岁》中的知识分子是失语的，袁先生（只能算是小知识分子）即便“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仍成为了落后的群体，要虚心向学生党员学习。小说中的袁先生追赶“先进”的过程，就是现实中思想改造运动的缩影。学习运动先在教育界，然后在文艺界、科学界开展。各单位组织起学习委员会。“学委”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每人皆要参加，并且必须联系自己的旧思想，“揭丑”，将自己贬得越低，表明觉悟越高。胡适的儿子胡思杜公开批判胡适，表明划清界限。时称脱裤子、割尾巴，亦有洗澡一说。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即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进行组织清查，以从思想、政治、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保证学校在中共的领导之下。组织清查的公开名称是“忠诚老实运动”。袁先生为何要向共产党员、甚至共青团员学习呢？小说中虽然提到袁先生没有像学生那样参与运动，缺少了马列知识，实际上则因为中共的“阶级分析”方法，中共又认为旧知识分子有各种旧思想，与新社会不合拍（这一看法来自于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分析，将其归之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与工农比革命性不够），因此也提出了学习和改造的任务。党员其实不是具体能力的象征，而是一种政治身份，一种高人一等的阶级身份，根本不存在“红专并进”，在那个时代红就是压倒专（大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

50年代初思想领域的大事是批电影《武训传》。武训：1838—1896，行七称武七，训为赠名。少贫,自恨不识字，行乞兴学，办了三所义学。死后封“义乞”、“乞圣”。民国时期陶行知提倡生活教育，为人民办教育，因此推崇武训。48年上海中国电影厂开拍该片，孙瑜导演，赵丹主演。解放后续拍，50年上映，被《大众电影》推为该年度最佳电影。《武训传》后公映获得了一片赞誉声，不少人在报纸刊物上发表文章，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戴白韬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部具有思想性的影片”，并号召一切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民教师“学习武训那样赤诚的始终如一不避任何艰苦困难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把全国的工农都教育起来，使他们都具有近代进步的科学知识与文化修养（缺少红）” 。北师大教授董渭川说：由教育观点看，《武训传》“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影片”，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建国以来毛泽东一直都非常关注知识界的思想动态，文教界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评价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先是通过胡乔木组织了几篇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以代表不同的群众观点。毛《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毛提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文章认为武训不去与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者斗争，而是宣传封建文化，电影中还以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社论号召看过电影的党员不能沉默，以前歌颂过的要检讨。批判运动开始后，江青（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组”，到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篇长达四万五千多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报告经毛泽东修改，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将武训定性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对《武训传》的批判，开了以政治批判围剿文艺作品的先例，完全混淆了政治与文艺的界限，迫使知识分子认识到阶级立场的重要性。

从思想改造运动与批电影《武训传》可以看到，中共已经向青年人要求以“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划清人际关系，并指导个体行动。阶级斗争是中共向青年人提供的“转喻模式”，它使青年人意识到“什么是什么”，在不断转喻的过程中，使我们日常生活世界得到它的外形与形式，帮助我们组织我们的日程生活经验，使他们变得可以理解。“转喻”到最后，是一套可以改变现实困境的实际办法，提供解决所有问题的入口。“转喻”的作用是让人意识到生活中所遭逢的复杂现象究竟是些什么，将现实生活中的困惑、苦闷、挫折转换成明确可解的理由，最后都导向有意义的行动。于是个人的处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甚至人类未来的解放全部联结起来，最终使个人的出路与国家民族的出路合二为一。苏宁与呼玛丽最缺乏这种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清除阶级敌人的转喻。当苏宁被基督教的福音吸引时，虽然宪法已经写出“信仰自由”，但蔷云表示出意外，进而反感甚至厌恶，这就是蔷云不自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将苏宁的行为“转喻”为阶级背叛。苏宁的父亲是资本家，在“三反五反”中资本家已经被彻底搞臭；神甫则是阴险狡猾的阶级敌人。蔷云与郑波实际上不断地向苏呼二人输入阶级斗争的方法，当苏宁从一个柔弱的资产阶级小姐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时，他的父亲自然成为了苏宁向先进阶级输诚的祭品。二人通过阶级斗争的转喻，融入到了“光明”的新阶级中，正如结尾中呼玛丽望着天安门毛主席画像，含着泪水“升华”为“亲爱的”“被祖国关怀”的儿女。“红”到极点，阶级斗争会成为路径依赖，让“主义”带领人们，充满内心，指导公私领域生活，并成为时刻不可或离的资源，从而“主义”也支配了人们的私人领域。这是当时的“正能量”或者“主旋律”。

正如宋明炜在《规训与狂欢的叙事》中所说，《青春万岁》“潜在地、或无意识地投亮于对青春的政治利用中某些具有歧义、甚至逾越规范的因素，这也使得这部小说反而对青年的政治驯化发生潜在的抵抗”。在《青春万岁》的故事中，在阶级斗争之外存在另一种转喻形式，这也就是宋文的要义。在我看来，郑波与蔷云是在小说的前半段是充满张力的，这种张力一方面来源于在“红”与“专”的摇摆，更重要的是处理公私领域时两种转喻模式的切换。另一种“转喻”模式是什么，我想通过一封八十年代的读者来信进行阐述。1980年2月，《读书》杂志刊登了一封刘思谦的读者来函。名叫刘思谦的读者完全是郑波等人的同龄人，在拨乱反正之后无比怀念“青春万岁”的年代。但她怀念的显然不是当时的革命热情，而是“厚障壁”建起之前时人与人的温情。在刘思谦的记忆里，革命、运动等等都是不足道的，闪闪发光的是美好生活中纯粹的“真善美”，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读者呼吁王蒙写出更多像《青春万岁》那样能够帮助我们回到“温情”年代的文学作品。我们前文所写的阶级斗争在这里荡然无存了。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会利用许多思想资源去解释、理解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但是思想资源往往糅杂在一起，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分清我们是用哪种转喻模式去分析这种境遇。在《青春万岁》中即是如此，小说中有诸多对于私人领域的介入，虽然打着“革命”或者“进步”的旗号，但目的和出发点却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这就是那个年代日常生活对于政治话语的消解与舒缓，政治话语的咄咄逼人被青年人的“爱”转化为温情脉脉。庆典与狂欢即是一例，从国家或者“规训”的主动方来说，豪华和炫耀的庆祝活动、游行、检阅强化强化国家强大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个人通过参加庆典的方式获得了历史的“在场感”，获得了“集体记忆”与“共同记忆”，从而把个人融入到集体中，明确自己的历史定位，个体性也消融于集体的崇高性之中。但在蔷云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的记忆却恰恰相反，是“私人记忆”取代“集体记忆”，蔷云印象最深刻的是寻找张世群的艰难历程，五一庆典展现出的强大集体力量成为了蔷云留存私人记忆的坐标或点缀。集体性被青年人骚动的内心生活转喻为了私人性，这是至关重要的心理转变。

在政治力量没有以雷霆万钧之势压迫而来时，个人尚有转喻政治的自由空气。但正如上文所说，不同转喻之间的界限往往是模糊甚至可以混杂的，在“政治挂帅”压倒一切的时代，“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终成了阶级斗争的借口，撕碎了一切温情的面纱。《青春万岁》中的青年人被“大革命”迷惑，被权力捕捉，被“上山下乡”调令。在极度排他性的转喻公式下，一切只有一个出口，其他的出口则皆属反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转喻的自由，一切私人的自由即被褫夺殆尽。

青春闪亮，像神灵一样，随后内爆，暗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