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人间微妙的牵引和振动中，有我要写出的真实
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2019/5/13
记者｜伍岭
■“想象”这事件事需要勇气
晶报：《我愿意学习发抖》缘于你参加的德国“无界行者”写作项目，能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吗？
郭爽：“无界行者项目”是由罗伯特·博世基金会和德国柏林文学协会合作的项目，支持和资助各国的文字写作者、电影人和摄影师驻留此地调研和创作。这些创作意在打破固有的成见，给大众带来全新的视角，能够展现德国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在2014年底申请时项目刚启动第一届。在项目网站的说明里看到一句话激励了我，也让我印象深刻，“无论您是新人还是已经成名的写作者、电影人、摄影师我们都一律欢迎，平等对待。如果您能够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信息，并敢于在您的作品里提供您自己的新视角，您就可以申请。”
那时我还在南方都市报做编辑，虽然出过一本专栏结集的小书，但心里清楚距离真正的写作还有相当的距离，可以说是个彻底的新人。这样的项目说明让我决定鼓起勇气去试一试。
晶报：当时为什么会以格林童话这个选题去寻访德国？
郭爽：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五年前写的申请报告中其中的两段话：
“我出生于中国一个叫贵州的省份。在我小时候，父亲给我买了很多书，《格林童话》是其中一本。在长大、离开家之前，我读了很多很多遍。这是一本经典的童话，但它却带领我走进了陌生的高山和河流。我想象那个遥远的国度里的森林、河水、狐狸、王子和英雄。从小，我总是觉得孤独。阅读是我最好的伙伴。晚上睡觉前，我喜欢想象自己是一个住在森林小木屋里的小女孩，有一个跟我一起玩耍的姐姐。我们一起干活、做果酱、编织毛线袜子，在松软的床上沉沉睡去。直到今天，我仍然保留了这个习惯。当我睡不着时，就潜入这个秘密小屋里去。可以说，格林童话是我童年最美好的梦。
……
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在一家报社做编辑，喜欢写作。当我写得越多，就越觉得神话和童话中蕴含着神奇的力量，古老的故事会说话，它们蕴含了最原始基本的人类情感和想象。我想我要去找寻童年最深处的梦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需要去德国。”
晶报：恭喜你如愿完成了这项计划。那么在这个国家里，你亲眼所见了多少“童话”呢？
郭爽：就像我在后记里写的，德国之行，我见到的是“几个活生生的人，如何去面对伤痛、幻灭、成长、离别”。但也许正是在这些人类古已有之的日常生活里，蕴含了童话里最珍贵的品质，比如勇气、坚韧，也埋藏了人一生最重要的学习——如何去爱。
晶报：你是如何在非虚构写作里完成童话中的现实再造？
郭爽：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叫《汉斯，为了叫你欢喜》。故事的主人公特蕾莎带领我走进她的世界，告诉我她最喜欢《幸运的汉斯》这个《格林童话》里的故事。跟她这种奇妙的联结，让我明白童话虽然在生活中肉眼不可见，但它储存在读过它的人心里。与其说我是要去唤醒这些古老的童话，不如说我试图去触摸一颗颗心。这个坐在你面前的、活生生的人，她的心在记忆着些什么。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始终以这个问题来引领自己落笔的方向，我想也是童话流传、讲述的根本动力——我听到了这个故事，并被打动，想要讲给好朋友听，我会如何去讲？
童话最初的诞生，并非是印刷在纸上的静态文本，而是在一个或多个场合里，听某人亲口所讲故事的整理和记录。所以童话本身是流动性的。听和讲这两个动作之间，有每个讲者的遐思、情感和想象。这是我理解的“再造”，事实上童话需要再造，再造让童话充满活力。
晶报：那你觉得文学创作是否也是对其他文学再造的过程？
郭爽：我写过一段话，关于文学传统与创新之间关系的思考，是这样的：
写作的未来与过去紧密相连。我迷恋朱利安·巴恩斯说的一个意象，他觉得文学史并非直线、代代相承，而像一张大圆桌，各个世纪的作家围坐桌边，有进有出。但丁、莎士比亚、李白、杜甫、卡夫卡等目前仍未离场，坏笑着时不时瞟一眼门口，想看看下一个破门而入的家伙长什么样，有怎样的音色和脾性、能坐多久。
踏入时间的河流，写作者在里面辨认人类的来路和去路，在传统里发现个人才能，再把目光投向未来。从观察和体认现实，到重构和创造真实，每一代、每一个写作者的努力，都是为了越过时间的障碍，抵达人存在的真实。
对我来说，写作是生命的共振，是每一个写作者用心去感知别的心、重新塑造自己生命的过程。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条道路漫长，艰辛，但走着走着，我们拥有了全新的世界，同时，我们也听见古老的声音。
晶报：童话意味着什么？
郭爽：菲利普·普尔曼说过，“讲童话故事所需要做的全部事情，不过是巧用人类的想象力。”然而这件事，“对孩子们来说轻而易举，但对大人们而言，实在难于登天。”
大人会觉得一则童话里充满了bug，或者觉得童话片面。所以他们才是大人吧。但是，如果我们有一张会自己开饭的小桌子，为什么不痛痛快快使用它呢？啊，你会发现，想象这件事，并没有那么容易，它需要勇气，需要不受社会道德约束的一颗自由天真的心。
晶报：将来你会以“一颗自由天真之心”写一本童话书吗？
郭爽：很期待啊（笑），但也知道肯定不是现在，还在等待。
■作家不能只考虑题材，而要考虑语言
晶报：《我愿意学习发抖》虽然是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章，但“学习发抖”的主题却贯穿全书。你这样认为吗？
郭爽：对。学习发抖、孩子们能找到回家的路、敢在夜里行动的花，这些意象贯穿全书，关于人的信念和勇气。
晶报：无论是你的第一本小说集《正午时踏进光焰》，还是这本有着非虚构色彩的《我愿意学习发抖》，笔下皆是普通人。你也曾说过“写普通人就在于他身上有张力，这是小说追求的东西。”然而要发现他们身上的张力，是需要不断观察和思考，还是需要时刻记录？
郭爽：远藤周作写过一个角色是小说家，里面说他在决定当一个小说家时，就开始了努力去体察他人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努力去体察他人，早于我的写作。现在看来，观察可能是第一步，从观察到体察，中间需要调动作者自己的情感和经验去想象，然后才能有所“发现”吧。我不记日记，偶尔有灵感会记在笔记本上，但也不会马上写。
晶报：普通人是艺术创作的切口，也最能让读者产生共鸣。但你如何把握他们在虚构和非虚构中的吸引力？
郭爽：我和他们、我和笔下的角色们之间有种微妙的牵引，像是隐形的绳索。我们之间的共振让绳索摇摆。我努力做的，就是写出这种微妙的振动中自己真实的感受。
晶报：你写德国人的故事会去思考中国读者的接受程度吗？
郭爽：其实无论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在某些方面是共通的。因为现代化的进程让我们其中进入了同一种生活模式，虽然他们早一点，我们晚一点。举例子来说，德国的家庭也是“二战”后才开始从旧有的大家族居住在一起，变成小家庭各自独立。而且他们也跟我们感觉一样，一旦脱离出来，就再也回不去了。另外，他们也承受了世界性战争、杀戮、远离家园这些20世纪的典型经验。
晶报：你怎样理解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
郭爽：作为一个读者的时候，我不会太考虑“虚构”“非虚构”这样的词，而把他们看作出版类别。马尔克斯有一本书，翻译成中文叫《活着为了讲述》，如何讲述才是最重要的。在当代整个世界范围内，可能虚构和非虚构的边界一直是作家试图打破的，让小说看起来像真的，让非虚构看起来像小说。因为现实本身并不那么真实，或者说越来越不真实。如何去捕捉和表达这种微妙的感受，如果文学还能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艺术形式的话，需要去面对和处理这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用文学来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
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让我很有启发：盖伊·特立斯的《邻人之妻》是典型的非虚构（报道式）写作，如果我们谈到非虚构另外一个类别“非虚构小说”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卡波蒂的《冷血》。卡波蒂是小说家，胜在文体和语调；特立斯是记者，胜在题材和挖掘的力度。
所有的非虚构作品都要面临时间的检验，五十年后如果读者还去读它，不会是因为他们写的题材（我们的尺度和资讯量不断膨胀像失控的怪兽），而是作家怎么去讲述、如何创造一种独特的讲述方式。
当代经验公认是最难写的，因为时代的发展处于高速变化中。但根本上，一个写作者，不管你是写小说还是写任何东西，你不能只考虑题材，而要考虑语言。每天我们的日常语言和写作语言都在受到现实的侵占和攻击的时候，你怎么拥有一种自己的语言，用这种语言去进行最大限度抵达真实的讲述。
晶报：非虚构小说是非虚构文学里的一种流派吗？
郭爽：在西方现代文学中，非虚构小说被普遍被认为是一种流派、而非文类。它是随着1965年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的出版而正式确立的。但现在这种提法已经过时了或者说不再作为一种流派、概念而提出了。在《冷血》的影响下，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夜幕下的大军》、亚历克斯·哈里的《根》等等都可纳入非虚构小说范围。而之后以汤姆·沃尔夫为代表的新新闻主义崛起，反对卡波蒂认为的非虚构不能使用第一人称的做法，而是把作者的观察和经验更多地融入传统新闻的叙述手法里去，用第一人称来行文也不再罕见。所以可以把非虚构小说和新新闻主义都视作几十年前就已发生过的文学思潮，不过它们现在仍然启发和影响我们如何去写作。在我看来，卡波蒂是小说家，汤姆·沃尔夫是记者，他们虽然都以真实的人物、事件为原型来写作，但出发点和效果截然不同。当然，他们都拓展了“叙述”这个大的场域。
千禧年之后，小说已经越来越像自传，比如克瑙斯高轰动欧洲的《我的奋斗》。而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写作，无论笔法，更多被宽泛地称为随笔（Essay）。现在我们已经不会说一位小说家是意识流小说家或者象征主义小说家了，这些曾经的流派都已经成为广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传统的一部分，被大量使用在写作中，像呼吸一样自然。中文写作也在这个大的文学共和国里成长和变化。
■开始写作是命运神奇的牵引
晶报：有哪些作家或学者对你产生过影响？
郭爽：过去三年我不断重读这些人的书，我想他们或多或少影响了我：莎士比亚、契诃夫、卡夫卡、汤显祖、普鲁斯特、T·S·艾略特、鲁迅、远藤周作、卡波蒂、伊丽莎白·毕肖普、福柯。
晶报：除了这些影响你的作家之外，目前还有哪些阅读方向？有没有特别想要攻克的比较难的书籍？
郭爽：我习惯阶段性地读一个主题的书。比如去德国之前，读了不少关于神话、中西传说比较、童话研究的书。前年我一度想写一个关于闽南地区民俗的题材，就跑去泉州两次，小时候我也在那儿呆过，有些记忆和感受，然后又去了台湾南部。看了很多关于闽南和台湾的民间信仰、口头传说、建筑等等的书，甚至包括他们的玩具啊方言啊这样的书。去年我读得最久也最认真的一本书是奥尔巴赫的《摹仿论》。今年因为要写远藤周作这个题目，目前书桌上堆了很多本书待读，也是要下苦功了。
晶报：你觉得这个时代的青年作家应该去关注哪些问题？
郭爽：去年，89岁的哈贝马斯接受采访时说：“我仍旧是老派观点，哲学应该继续尝试回答康德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类是什么？”对我来说，把“哲学”替换为“文学”，把“康德”替换为“契诃夫”或者“卡夫卡”同样说得通。对文学来说，可能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人类是什么？
所谓关注，我想是从自我经验中深刻思考锤炼的结果，每个写作者也只是在这个时代和国度里活着的一个个体。大概这样的“关注”，才是靠得住的吧。
晶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学梦想的？又为什么能让你一直坚持？
郭爽：我想可能我的文学启蒙很早，童年时期就感受过文学的美和力量，所以一直渴望能从事文字工作，不一定是自己创作，包括新闻、出版这种传播、服务型的角色也让我觉得有意思、有价值。做一个读者是幸福的，微信群刚流行的时候，我张罗过几个喜欢阅读的朋友建了一个群叫“普通读者”，后来不了了之，大概阅读也好写作也好终归是个体的事情。
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的写作开始得是比较迟的了。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从小立志、然后坚持的结果，而更多的是命运神秘神奇的牵引吧。
晶报：你每天花多少时间阅读？阅读过程中有记笔记的习惯吗？
郭爽：大概有3小时阅读时间。会用铅笔在书上画出句子，如果用电子阅读器看的会做摘要。
■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
晶报：你曾经是报社编辑，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职业，后来又为什么离开？
郭爽：2005年，想写字的年轻人都想去广州啊（笑）。做一个与文字相关的、有意思的工作吧。我大四时在广州实习过，所以很快明白了这份工作吸引我也适合我。找工作时就锁定了想进报社。是否要离开这件事其实犹豫了好几年，最后辞职是有家庭的导火索然后一时冲动就提出了。但我想，在报社的那些年，我是开心的。
晶报：那你如何看待媒体人这个身份呢？
郭爽：我在新快报工作了四年，在南方都市报工作了七年，做编辑的时间长于做记者。做编辑是不用在报纸上“写作”的，你的工作是隐形的，再大再难的选题，编辑可能前期后期都要付出很多，但最后印刷出来，是把记者推上前去承担荣光或者诟病。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我，它让我保持了对社会和时代的触觉和敏锐，同时觉得自己是“不重要的人”，反而可以耐心地、认真地去听和思考。
晶报：我们知道你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很想知道你从小到大是否是学霸一级的学生？
郭爽：哈哈，其实还好，不是清华北大那种，就还好。我英语比较突出，可能有语言学习的天赋。高考时想考北外，但北外在贵州不招生，我们太偏远了，只能算了。
晶报：你的名字“爽”有没有特殊含义？
郭爽：我母亲说是父亲给她写情书时称呼她的小名“小爽”，但父亲没有承认过，而那些情书因为搬家也找不到了，查无证据。我隐隐感觉应该是这么回事。后来有一次我读法国艺术家苏菲·卡尔的一本小书，里面讲到她虽然跟男友一起已经很快乐，但那么渴望男友能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挺击中我的。读一封爱人写的信，真的是很动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