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雅参丽 以古杂今 以风融骨

罗晶丹

诗人创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其独特气韵，气韵则是由其生平与时代背景所造就的。高适作为盛唐的杰出诗人代表之一，其风骨值得去研究。盛唐时期诗风多样且诗情真切，李白以“飘逸”著称，杜甫“沉郁顿挫”使人感慨，“悲壮”二字则是高适诗歌语言艺术风格的代名词。慷慨悲壮的诗句背后，万万少不了高适风骨的倾注。这风骨中包含着气吞山河的盛唐气象与汉魏风骨的古直悲凉，更内含高适生命之力量与精神之崇高。正是这种风骨赋予了高适诗歌不朽的生命力，也给现世每一位阅读其诗歌的读者强大的精神力量。

高适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宦的家庭，幼年曾侍父做官，在父亲影响下从小饱读诗书。高适的两位伯父崇德与崇礼，亦皆以军功入仕。受家庭环境的影响，高适的性格不似大多文人那般柔弱谨慎，而是落拓不羁，不拘小节。《旧唐书本传》里记载高适：“喜言霸王大略，务功名，尚节义。”可以说，高适身上兼具文气与豪气，从文化修养而言，他是一位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而从性格气质来看，他又与儒家传统知识分子不同，骨子里带着一种英迈豪气。这样的高适，恰逢生在了盛唐，那是唐朝最美好的时光，国力强盛，国泰民安，边疆稳固，物华天宝，一派盛世景象。高适自身的品性在这盛世之下得到了极大的显现，他也渴望在这盛世中留下一点自己的痕迹，所以他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出塞的道路，到遥远的大漠实现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这些思想在高适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高适的诗歌也与其自身经历密不可分。

高适的豪迈气韵在其二十岁时就已初露风头，“君不见富家翁，旧时贫贱谁比数！一朝金多结豪贵，百事胜人健如虎。”（《行路难二首》），“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别韦参军》）。这两首诗均是高适入仕失意后所作，虽求仕失败，志向落空。但对前途仍抱有信心。诗歌意象选择较为宏大，语言较为激愤，略显豪情。此时高适阅世不深，其诗歌“悲壮”的风格尚未定型，然从其诗之规模与气概来看，已出手不凡，渐具大家风范。从长安回到宋州后，高适在宋州度过了十年以布衣之身隐耕读书的岁月。在此期间，高适写下了《宋中十首》、《苦雨寄房四昆季》、《田家春望》等诗歌，大多选取荒凉、阴暗的秋景或是阴雨连绵之景象，所体现出来其求仕不得的抑郁情怀与落魄无成的处境，感叹自己有才不被重用。此期间的诗歌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困苦的现实，忧生爱民之心显现，高适儒家知识分子济世的社会责任感也得以展现。高适在十年困苦期间积极入世的思想也从未消沉，“可叹无知己，高阳一酒徒”（《田家春望》），此言豪壮，可看出高适仍对生活抱有浓烈的热望，可是此时生活并未给予他所渴望的回应。在开元十九年，高适踏上了出塞的道路，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出塞。第一次出塞期间，高适写下了其五言排律的名作——《信安王幕府诗并序》，住址虽意在颂美信安王，希求得到信安王赏识，然于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云纪轩皇代，星高太白年”，首二句阔大高浑，气象不凡，可称为代表高适豪迈气概的佳句。胡应麟评此诗为“典重整齐，精工赡逸，特为高作”，高适的气骨朗然也在其中得到充分展现。然而这首诗却未得信安王赏识，第一次出塞一年后，高适便失意而归。此次出塞虽失败，但壮丽的大漠风光、边塞地区的生活风貌与尚武精神却深深在高适心中刻下印记，成为其早期边塞诗创作的直接材料和灵感源泉。《燕歌行并序》则是其边塞诗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高适“第一大篇”，七言歌行的翘楚，典型代表高适的“悲壮”的诗风。诗中内容多样复杂，民族矛盾、将帅与士兵的矛盾、征人与思妇的矛盾、战士慷慨从戎的矛盾与久戎不归的矛盾等等错纵交织在一起，但高适却能在多种情感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将其呈现出来，诗中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词浅意深，“尚质主理”，气势深阔。这首诗的内容不仅仅是单纯的在控诉种种矛盾背后的元凶，更是高适风骨的倾注，用一种胸怀天下的儒家知识分子身份去深入看待军中内幕，诗中充满边塞武将所观察不到的阴暗面，他们眼中只有战争的输赢与国土的收复，其余儿女情长均不放在眼里，这也是其他同时期边塞诗人无法体味到的，正是这种独特视角带来悲愤的情感体验，才在高适笔下诞生了如此名篇。高适随后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隐居生活，广结名流，与众多诗人唱和，如杜甫等，漫游山川名胜，大大拓宽了视野，隐逸是无可奈何的，寻找可助援引的机会，则是诗人潜意识中的情结。在隐居期间，高适写下了不得不提的千古名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一首送别诗，在这首诗创作时高适也十分不得志，处于贫贱的境遇中，但他却能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如此慷慨激昂，鼓舞人心。在高适的送别诗中不乏对友人的真挚祝福，但大多写下这些豪言壮语之际高适自身也需要被鼓舞，他心中满怀豪情，将生命之力量最大程度的传递给友人，也随之将风骨融在这些诗篇中。

四十八岁时，高适被授予封丘县尉一职。县尉官职低下，仅从九品上，高适自视甚高，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但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前往封丘上任。此时高适身在官位，但心情却十分痛苦、矛盾。“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封丘县》），身为县尉要拜迎上司，趋奉媚附，非其所愿，又要鞭挞百姓，心有不忍；欲要解甲归田，却有以衔命而迟疑。最终刚正的品格、强烈的正义感在高适的思想中占了上风，他对仕途浮沉已感到厌倦，他的铁骨铮铮不允许他在宦海庸庸碌碌，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官职，这是高适人生转折点的一个开端。身逢盛世，再加上家学渊源的影响，高适对现实投入了太过于执着的情感，但也是身不由己地投入到了时代的洪流之中，他在五十二岁高龄时，再一次来到了边塞，进入哥舒翰的幕府中，怀着三十岁的那份赤诚之心渴望实现理想。从这开始，上天总算照拂了他一把，高适渐渐官运亨通。在哥舒翰幕府中高适写下了不少豪迈悲壮的诗作，如《九曲词三首》、《塞下曲》等，都体现出唐代普遍的尚武风气，反映出高适的开阔胸怀与恢弘气度。高适心中的济世情怀也并未被消磨，这种思想披着主张武力的皮囊在他的诗歌中显现出来。高适力主战争是想以武力彻底击溃吐蕃，解除边患，使百姓过上安定富庶的日子，而不是为立功扬名的个人私利。高适主张任人唯贤，以体察人民疾苦和安定社会为己任，他渴望“庶物随交泰，苍生解倒悬。四郊增气象，万里绝风尘。”（《信安王幕府诗》）的太平盛世，而不是永无休止的战争。因此高适在庆贺战争胜利的同时，不忘告诫哥舒翰偃旗息鼓，报答朝廷。

高适在生命最后的十年时光中官职步步高升，他并未恃宠而骄，气韵也随着官位而抬升。“誓当剪鲸鲵，永以竭驽骀”（《酬裴员外以诗代书》）二句慷慨悲壮，气韵非凡。高适在蜀期间为官清廉，体察百姓，得到百姓称扬。身居高位仍能不忘初心，关心现实与人民的思想在诗歌中多有体现。他年过半百，曾游历名山大川与大漠风光，经历人生的浮浮沉沉，目睹现世的美好与悲惨，他心中的风骨未减，心中多积淀了几分历史沧桑感。“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人日寄杜二拾遗》）表达了对生命流逝的唏嘘，这首诗歌中传达了高适对挚友杜甫遭遇的深切同情与关心。友情在高适心中的地位从来都是颇高的，年轻时靠友人接济，失意时靠友人鼓舞。君子之交的情谊也慢慢化为高适风骨的一部分，友人给予的力量让他始终斗志昂扬，战斗在这人世间。

高适最终官拜渤海候，成为唐代诗人中官位最高的一位。他六十四年人生中没有一刻心中不充满豪情壮志，不为这个偌大的帝国着想，他始终怀揣着不能辜负这片土地的信念，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不允许他自己意志消沉、缴械投降。这片土地也是高适自身心境的映照，上面刻满了他每一分为人民担忧的愁绪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理想。高适身为渤海侯，当之无愧，他的风骨气韵，也值得世人美誉与传颂。

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其中有唐代诗人独特的艺术创造，也有前代精神的积淀。风骨与意境在诗歌创作中地位举足轻重，高适的慷慨悲壮的诗风里含有建安风骨的志深笔长与慷慨尚气，古朴的语言风格则带有乐府诗遗风。“城头画角三四声，匣里宝刀昼夜鸣。意气能甘万里去，辛勤动作一年行。“（《送浑将军出塞》）二联气势凌峻豪迈，语言质朴流畅，不露斧凿，兼具建安气骨与乐府诗风。类似的诗作还有《蓟门五首》、《武威作二首》等。高适诗歌中意象与用典多选自汉代，如“忆昔霍将军，连年此征讨。匈奴终不灭，塞下徒草草。”（《武威作二首》）、“惟昔李将军，按节临此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塞上》）。汉乐府诗的情怀表达中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征战之苦，高适诗歌中多控诉边塞军队中不公现象和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于是乐府诗成为高适诗歌创作中一个恰当的载体。《秋胡行》、《行路难》、《燕歌行》均为乐府古题，值得一提的是《秋胡行》中高适继承前人又有所发展，变前人五言而为七言，且改叙事口吻为第一人称，诗歌内容表达了对封建时代不合理的封建礼教的谴责，主题集中，有一定的进步意义。高适在这里跳出了古代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范畴，站出来批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的不合理之处，在心中对儒家文化的选取吸纳有一杆标尺。这首诗对后来元白之新乐府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以雅参丽”是高适诗歌语言风格的显著特点，融进了诗歌的字里行间内，也是高适创作所怀有的独特审美情趣。“以古杂今”，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历史如一潭清水，高适从这汪水中望见了历史的轮回，也在创作中汲取了潭中点滴。“以风融骨”，盛唐气度早已深深的在高适的骨子中留下烙印，永远擦洗不掉，其诗歌中永远带有一股豪气，边塞景象也是其诗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其自身的落拓不羁与慷慨气质则是他诗歌创作中强大的心理驱力。高适诗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他的诗歌不仅仅是对自身情怀的释放，更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歌唱，是无愧于时代的伟大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