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合作的“合作”
小时候看法国电影《老枪》，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让我最感惊奇的是：主人公于连并不是以苦大仇深的形象登场的，虽然已经在德国占领下生活了两三年，但他们的生活并未被战争摧毁，甚至对德国侵略者也谈不上多少敌意。直到平静的生活一点点被打破，最后看到妻女惨死，才忍无可忍地拿起祖辈留下的老枪——而他复仇的动因之一，是想要证明自己比妻子倾慕的游击队员更具男子气概。
这些对于当时习惯了“与侵略者势不两立”这一道德立场的我来说，是相当震撼的，它以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表明在战争这样极端的环境中，有着远比黑白分明更为复杂的面向。在《法国往事》中，犹太商人约瑟夫·乔诺维奇在战时既与德国人合作，又拉拢法国的亲纳粹分子，与此同时，却又大力支援抵抗运动。《老枪》的背景还是在战争后期德国节节败退之际，而在巴黎沦陷的第一天，许多巴黎人都称许德国兵极其礼貌，德·波内说“我听‘得体’这个词太多次，已经到了恶心的地步”。正如《巴黎烽火》一书中详尽描述的，法国人在被占领的五年里对德国侵略者的态度相当复杂暧昧，既有投身抵抗者，也有投机分子，但绝大多数人则在尽力求生的同时，尽可能地不予妥协。
毫无疑问，在战后的岁月里，这段历史太让人尴尬，以至于人们很自然地想要尽可能地选择、掩盖乃至遗忘它。早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不断提到“法兰西民族，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和统治阶级都是堕落的，应该为他们与纳粹德国合作的罪行受到惩罚”，但事实上法国在战后的清洗程序比许多西欧国家都要温和得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宁可相信了“戴高乐神话”，即法国是自我抵抗、自我解放的。正如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中所证明的，那时几乎只有知识分子不断承受着这段历史记忆的反复折磨。直到1970年戴高乐去世，沉睡的记忆才逐渐浮出地表，1974年的电影《拉孔布·吕西安》，标志着“人人合作”的叙述取代了以往“人人抵抗”的官方说法。《老枪》在1975年上映并获得巨大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只有此时，人们才能面对更为真实的历史，无须将男主角塑造成自始至终都在坚定抵抗的形象。
这些当然绝不仅仅只是战时法国的现象，《审问欧洲》一书清楚地表明，在纳粹德国当时势力所及的几乎整个欧洲，都存在着对德国人的姑息纵容、乃至与之共谋的行径——事实上，纳粹军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挺进，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潜在的对手不愿意放弃内斗去一致抵抗纳粹的威胁。当时只有波兰人和犹太人“没能在顺从、合作或抵抗中进行选择”，因为德国人根本没给他们任何进行合作的机会，因而他们不是抵抗就是死亡。当然，一如现在新揭露的历史（尤其是耶德瓦布内屠杀）已经证明的，甚至就算是这两大族群之间，也仍然无法团结对敌，波兰人在德国人的放纵之下自发地大肆迫害犹太邻居。书名“审问欧洲”本身就意味着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对欧洲人带来的伦理考验和自我反省：有罪的并不仅仅只是纳粹，那些“好人”同样不能把自己标榜为“受害者”，进而遗忘自己与敌人的合作、对邻居的残酷，就逃避自省与忏悔。
在那些年里，东欧的很多国家在战争拉锯中三番五次地被不同势力占领，当地人民也不得不一次次在顺从、抵抗与合作中做出选择。由于原先的稳定秩序已经荡然无存，这自然就助长了人们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地投机。别说是斗争更残酷的东欧，就算是在还相对平静的法国，也是如此。在1944年德国统治倒台前夕，很多合作分子就料到德国大势已去，已经在做准备，《法国往事》中那个三面下注的大亨乔诺维奇便直率地说：“风向在变，我能感觉得到，德国佬不可能永远留在这儿，你懂的。等德国人一走，某些‘勇敢’的人就开始活跃了，他们会觉得自由了，除了自由，也会觉得有点耻辱，他们会找人背黑锅，为这几年间遭遇的恐惧和贫苦买单。”在法国解放后，许多可疑分子竭力与抵抗组织扯上关系，一度到了荒诞的程度：有一个在夜间“清洗”战时叛徒的组织，最后却被发现其领导已经被捕，而且在占领期间曾是个“合作者”。毕竟，当德国人败局初现时，抵抗是不需要鼓励的，因为“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只有傻子和狂热分子才会留在德国阵营”。
这些当然是在乱世中不难料想的情形，不过《审问欧洲》中提出了三个值得认真对待的观点：首先，沦陷国家的纳粹党虽然在战前和战时都很活跃，但德国人却无意让他们上台，一些合作分子试图建立“纳粹法国”并在此基础上与德国合作，但却遭希特勒断然拒绝，因为他绝不想在家门口出现一个与自己匹敌的纳粹政权，而只要听话、顺从的合作者，因而德国占领一地之后，都青睐任用经验丰富、保守的旧体制政客和顺从的官僚。其次，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如此，纳粹德国对其“盟国政府”的控制却远没有那么强大，这些所谓的“傀儡”其实“没有一个是希特勒的傀儡。每个政府都有自己的意愿。希特勒的盟友可以自由决定是否追随德国的领导，或者追随到什么程度。当他们拒绝德国人的要求时，德国人往往也无能为力。”这一点已经被近年来许多深入研究证实，诸如波兰耶德瓦布内屠杀这样的事件中，其实是当地人自行采取了行动，并不能统统归罪于德国人。最后，纳粹德国的这些盟国常常都是“猪队友”，他们与其说是增强了德国的力量，倒不如说是拖累了德国。这意味着，所谓的“合作”只不过是站队和相互利用，其实很少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这倒不是为了给纳粹德国洗白，相反，恰恰可以让我们看到第三帝国以往常常被忽视一个致命弱点：由于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它的每一步征服实际上是在消耗自己的力量。罗马当初能从一个小小的城邦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强，真正的秘诀就在于它的联盟体系，锻造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核心，在与萨宾人、伊特鲁里亚人、萨莫奈人等的一次次战争中，罗马人最终都化敌为友，甚至在汉尼拔的进攻下连遭惨败时，这些同盟都仍然不离不弃，因为他们取得了罗马公民权，完全自视为罗马的一分子；但在希特勒所构筑的种族主义秩序中，只有雅利安人种能享受特权，这当然无法激发那些被占领地区的人们发自内心地为它而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纳粹德国的仆从国要么是被迫，要么是投机地出于自身利益，又或者更常见，不是因为喜欢纳粹德国，而是因为反对它的敌人，尤其是苏联。
大量的事例证明，纳粹德国的同盟体系复杂、模糊、混乱，很多盟友之间彼此敌对的程度极深，这使得它们很难进行有效的团结合作。书中不由地讥讽，就算是瑞典和瑞士这样的中立国，甚至都比克罗地亚和斯洛伐克这样的正式盟友更有用。这并不只是因为战时的匆忙所导致的疏忽，因为希特勒在国内的统治结构也同样叠床架屋，他喜欢设置功能相似的机构，让它们彼此争斗但又都完全听命于自己。由于他想要的是听话、顺从的执行者，其结果势必无法得到平等基础上的强有力盟友；与此同时，纳粹德国竭力追求自身的利益而毫不顾惜地压榨仆从国，那势必使得他们也阴奉阳违，即便出于自保的目的也要尽力为自己考虑。最致命的是，由于其偏执的意识形态狂热，纳粹在东线战场无法赢得真诚的合作者，因为它虽然大肆宣传“解放”，但却根本不允许被占领地区实现独立，甚至连自治都不行，而只把当地人看作是奴隶劳动力。
当然，不必讳言，二战时美苏英中四大同盟国之间也有各种勾心斗角，要不然丘吉尔也不会感叹“所有联盟的历史都是盟国互相抱怨的历史”，齐锡生对战时中美关系的著作甚至干脆题名为《剑拔弩张的盟友》；但无论如何，1941年8月英美就已在《大西洋宪章》中声言尊重各国人民选择其政府形式的权利，要求恢复被暴力剥夺的各国主权，并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的最全面合作。无论是开辟第二战场的协同作战，还是德黑兰会议、开罗会议等彼此合作和战后秩序的安排，都可清楚地看出四大同盟国之间能更有效地进行合作。
从这一角度来说，纳粹德国（以及日本）的战败都是咎由自取：无论是一个纳粹的“新秩序”，还是“大东亚共荣圈”，本质上都是排他而非平等开放的，这样一个政治体系归根结底都只对它们自身有利，在战争中更证明只是尽其所能地压榨其征服地区，甚至与之“合作”都往往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最终只会不断地为自己制造敌人。由于缺乏道义上的号召力和唤起认同的力量，它只能依靠自己的武力来维持，但每一步向前，都为自己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因此势所必然地，在其力量达到巅峰之后，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地开始不断坍塌的进程，直至其彻底崩溃。
*已刊2019-04-12《第一财经日报》 ------------------------------------------------------------------------ 勘误： 前言xv：奥匈帝国军队由来自11国的军人组成，我相信，军官们也来自11个国家：这里nation应是“民族” p.91：“我们有一个上将。”“那你们有一支舰队。”按，应是“海军上将”，当时匈牙利统治者霍尔蒂的军衔是海军上将，故此接下去才问“那你们有一支舰队”；霍尔蒂的军衔是奥匈帝国时期所获，一战后匈牙利独立建国，失去了海岸线，再无舰队，但其军衔不变 p.115：地图上“土尔其”：土耳其 p.200：德国专家坚持认为，在战时和战后，自主逃亡也好，被驱离也好，多达1300万德国平民从爱沙尼亚北部流亡到了南斯拉夫南部和保加利亚边境。按，这里原文似应指：从爱沙尼亚北部到巴尔干这么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共有1300万日耳曼平民被迫流亡，这些人是德裔，但国籍未必是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