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王志通：重识《满与汉》——兼论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
摘要：路康乐著《满与汉》面世以来，广受好评。作者以“满”“汉”对立的视角得到了学界的甚高评价，但他忽视对概念的界定，遗漏满汉之外的其他族群和将满汉完全对立致有失真。该书的研究内容与所选研究时段明显分离，透露出模糊性而不便读者理解。自盖博坚并不确定地称该书为“满洲研究四书”之一后，它被很多人识读和定位成“新清史四书”之一，路康乐亦被视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也有一些人态度不明。事实上，《满与汉》与“新清史”研究之间的“紧密”关系并不真实，种种“误读”造成了名实不符。
作者简介：王志通，男，四川达州人，现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2009年入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习，2013年获史学学士学位，2016年获中国史硕士学位。主要关注近代西北区域社会变迁。在《史学理论研究》、《青海民族研究》、《回族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参加省部级项目2项。
路康乐在书中分析了满族作为一个世袭军事特权阶层（“旗人”）向一个独立的族群的转变，也详细描述了清朝与汉族改革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这一互动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革中达到了顶峰。《满与汉》是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将改变中国历史学者研究清亡原因的方式。同样，该研究也澄清了族群学者关于满族作为职业军事特权阶层的起源问题，分析了满汉关系的变化，以及满族从边疆“蛮族”到统治者，再到被统治者的历史发展。
路康乐著《满与汉：清末民初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后文简称《满与汉》）自2000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付梓以来，广受好评，2002年荣获美国亚洲协会列文森奖。同年，王笛在《历史研究》第4期“国外新书评介”栏目推介此书，该书也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2010年，该书在王琴、刘润堂合力翻译，李恭忠审校后，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面世让更多学人对该书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中译本刚出版，吴磊、徐永志等撰书评认为该书以“民族—社会”的视角考察满汉政治和社会关系，开创满族研究新视野，对其评价甚高。王宇从晚清满汉关系史研究的角度对其加以评论，认为该书在研究创新和论证上皆值得肯定，学术价值非常高，“堪称晚清满汉关系研究的一部力作”，但认为在史料运用、满汉定位等问题上可以拓展。随着相关研究的继续推进，学界应对该书有重新认识之必要，故笔者试从新的角度简做评论。
路康乐（Edward J.M. Rhoads），1938年出生于广州，1970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荣退教授。《满与汉》一书是他对近代中国满汉关系研究的代表作。全书分5章加导言和结语，共7部分。已有多篇文章多对其分章析节加以简介，兹不赘述。总体看来，全书从革命党人“反满”宣传入手，以这些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知识人分定“七宗罪”为突破点，进而凸显满汉之别，尤其强调作为统治阶层的“满人和旗人”在司法、政治和经济上享有特权，在职业、居住地和社会生活方面不同于汉人。作者以满汉间的差异作为分析的主线，通过统治者不断调适满汉关系、弥合满汉畛域的“事实”来探讨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政治权力成为满、汉两种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助推力。据笔者读后浅识，本书主要特色表现在以下两方面：（1）将“满”“汉”分作两个族群并将它们对立起来，以双方矛盾和畛域的弥合为研究主线，去重新看待清末民初政治革新和社会变革。（2）以族群的新视角来考察清末民初满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清朝统治者调整族群关系“作为不力”而逐渐与汉人精英分道扬镳。褒奖之词不乏少见，毋庸笔者赘言。故本文对该书的重新审识，指出不足，实非否定该书的学术创新、贡献和成就，而是希望学界更全面地认识本书的价值。
一、满汉对立视角的得失
作者将满和汉视为两个族群，以两者关系的视角来考察清末民初的中国，这是匠心独运的成果，评者夸赞无不着墨于此。定宜庄认为从族群视角考察晚清历史，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乎此的唯一一部史学专著”。但是，作者将“满”“汉”视为两个族群，且相互对立实有所失。
作者缺乏对“满”“汉”概念的界定。何为满？这是清史学者都十分关注的问题。作者主要通过八旗制度对“满人和旗人”加以诠释，认为“满人的历史和身份与八旗制度紧紧缠绕在一起”，“八旗制度是统一满人、定义满人身份的主要体制”，并特别强调“旗人与义和团运动之后十年内的满人是同义的（梁启超在1898年称之为‘满人’）”，且旗人为后来民族学意义上的满族的“‘族性’或‘族群’确立了基础”。实际上，作为“占领性阶层”的旗人既非一个血缘群体，也非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占领性阶层”的政治属性是“旗人”成为一个族群得以存在和维系的纽带，一旦旗人退出政治舞台，人为构筑的政治优越性消失，这一纽带逐渐被清除。失去优越政治地位的旗人就失去了统合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朝鲜佐领等的凝聚力，由此旗人成为一面碎裂的镜子，在政治形势的照映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故定宜庄认为旗人只有在清朝方能等同于满人，而在清朝之前与之后都不可以。关凯也认为“满洲民族”仅是帝国政治建构的产物和政治统治的工具，满人在清朝覆灭之后迅速失去其政治民族性，演变为一个文化族群，而不能构成一个民族。可见，失去政治力量支撑和整体面貌的“满”自然无法与数量庞大的“汉”构成对峙形态。换言之，路氏将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年）的旗人等同满人是有不妥，将旗人与汉人的关系等同于满汉关系亦不能成立。
何为汉？作者未做任何解释，似乎将关内所有人都视为汉人（除满官和驻防旗人外），“汉”作为一个族群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和准确性。事实上，关内地域广阔，族群众多，内部差异甚大。哪些人代表汉人？哪些人所承载的文化才能代表汉文化？哪些地域更具汉文化特质？这些都尚难确定。在满清统治者看来，江南文化算是汉文化的代表，这里有物阜年稔的农业、技艺精湛的手工业、繁盛兴旺的商业和卓异杰出的学术成就等。政治轴心与经济和文化轴心的疏离迫使他们对江南“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既为江南所吸引，又为江南所排斥”。在江南文化面前，满人显得“粗陋”与“蛮芜”。使满清统治者爱恨交织的江南，一直是清朝建构其正统观的重要地域，江南问题也成为警惕满人被汉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各代清朝皇帝在处理江南问题时都谨小慎而微又雷厉风行。但晚清以来，江南一地已不足以完全凸显满汉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影响俨然打破了江南一隅的金鸡独立之态。路氏认为，作为被统治者的汉人同满人合作、对抗等，彼此间的地位转换成为清末民初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诠释的重要基础，但他又完全忽视了“满”“汉”的概念界定，进而误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旗人等同于满人，又毫无差别地将汉视为一个族群。概念界定本是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如将那些存有争议的词语作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不加以准确界定，这无疑会损及作者的立论基础，也会影响读者对论著的理解。
笔者认为将满汉对立的视角存有偏颇。首先，满汉对立，忽视了蒙、藏、回等其他族群。清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国家，清朝统治具有满人因素，但它的统治结构是多元并存的，拥有三种政府管理体系：第一种是以八旗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组织形式，以满人为核心的统治系统；第二种是以理藩院为代表的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统治架构，以蒙、藏、回等族群为核心的统治系统；第三种是因袭明制的省府州县管理体制，以汉人为核心的统治系统。通过不同的管理模式统驭不同区域和族群，将不同文化纳入统一国家的体系中，这符合疆域辽阔、内部差异性大的实际情形。对此，新清史学者关注甚多，高论迭见，而路氏仅将清朝认为第一、三两种系统的结合，忽视了占据广大地域的蒙、回、藏等民族地区。如他对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暴行”的梳理和研究，除对伊犁驻防八旗有涉及外，其他蒙回藏地区的情况一概忽略。众所周知，清征服全国后，八旗作为军事力量分驻在全国重要城市，逐渐形成一套制度严密、管理严格的驻防系统。14个驻防将军除伊犁外，还有绥远、乌里雅苏台等几位统治蒙古人地区驻防将军，在青海等藏人地区也有驻防旗人。重视族群多样性的研究本属“新清史”学者之特长，作者对蒙、回、藏等族群的忽视，似乎表明后来者将本书归入“新清史四书”是不合适的。
其次，作者完全将满汉对立而忽略其他族群的做法，亦非时人之见。张元济于1898年奏议改革满汉关系“融满汉之见”中，就建议改革的范围应限于关内地区，而内蒙古、外蒙古、新疆和青海地区（大概还有东北），可暂且保留现有制度。可见，改革主要针对以汉人为主的地区的满人，并不触及边疆地区满汉界域。1907年，留日的一批满族旗人创办了呼吁民族平等融合的《大同报》，所刊文章更是主张满、汉、蒙、回、藏各族平等，统合而成中国“国民”。再有，1911年南北和谈的优待条件既涉及皇室，也包括满、蒙、回、藏族群的待遇。而且隆裕太后在逊位前仍不忘要求袁世凯提前安排好对于宗室、皇族、旗人、蒙古人、回人和藏人将来的待遇，最高统治者则是将满、蒙、回、藏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然而作者只将满与汉“对立”，将他们作为矛盾的两面，把论述引到了另一个方向。
再次，仅从满汉对立去看待作为“平满汉畛域”重要内容的解决旗人生计问题，视野易受限制。旗人生计早在康熙朝中叶就已变成国家问题，其后各皇帝皆对京城和各驻防旗人的生计采取专门政策。他们多是尽力维护和振兴八旗制度，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持续和加大了满汉畛域。总体来看，这些举措并未成功遏制旗人贫弱化的趋势。晚清以降，旗人生计问题屡见于奏疏朝议，所讨论问题皆未超出“取消旗人特权，开禁商贸，自谋生计”的范畴。朝臣数次建言，统治者也痛切亟改，可清廷面对内外困境自救无暇，而将解决旗人生计问题纳入“化除满汉畛域”的讨论多在甲午战争之后。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太后开始推行新政，力图自救。新政中编练新军和改革警政皆与解决旗人生计密切相关。编练新军在一定程度上为德籍洋员汉纳根和袁世凯于甲午战争后编练新军的继续，兵源中有从各军事学堂毕业的不少旗人。日本军官川岛浪速深度参与了军警改革，他曾任警务学堂监督，从京城旗人中选拔学员，还亲自带领一批旗人前往日本受训等。出洋考察归国的载泽建言预备立宪，认为“平满汉畛域”实为“合中国全体之力”以应对“列强逼迫”。其后朝臣亦多主张“满汉大同”混融畛域，但有人则将满汉矛盾加剧之责推到革命党人和留学生身上，而列强对他们的庇佑实不利于消除界域和矛盾。如杨道林说：“自甲午战败迫和，人情忿激，匪徒乘间肆逆，倡为革命排满之说，混入新政之中，煽惑人心，是非混乱，不可辨别。英、日诸国利我之灾，为之逋逃渊薮，隐助其焰。”安徽巡抚冯煦也说：“今日之歧满汉而二之者，正外人利用此说以煽我革命党人，使我自相疑贰，自相竞争，而彼得坐收其利也。”可见，清政府在最后十来年才重点讨论“平满汉畛域”和解决旗人生计问题，实有应对国内外危机的考虑。然而，作者并未完全将“平满汉畛域”和“解决旗人生计”纳入当时社会大背景中去考虑，较为忽视外国因素，所以读者明显感受到朝臣反复提议“平满汉之界”和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不同时段所提建议有深浅之分，但很难将它们串联起来。换言之，满汉关系的调整和旗人生计问题的解决时刻受到政局和时局的影响，作者仅注目某方面使视野受到限制。
最后，满与汉并不完全对立。在“满汉对立”论述中，作者认为驻防各地旗人与汉人隔阂甚深，彼此间交流和互动鲜见，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化之象。辛亥“反满暴行”期间，革命人士以语言、身体特征等区分满汉，许多满人为逃避杀戮而改装易服。作者从满人角度去看辛亥革命期间的“暴乱”超越了已有研究的范围和视野，但他以“满汉畛域”视角来看待“反满暴行”，证明满汉之间壁垒森严又存偏颇。其实，柯娇燕早在1990年出版的《孤军》中，考察了驻防杭州和乍浦的旗人苏完瓜尔佳氏三代成员的经历，表明了旗人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并以之作为自己的语言，接受当地许多社会价值观，并爱好当地的历史”。近年来，据刘小萌等学者对北京旗人、杭州和南京等驻防旗人社会研究发现，他们与当地汉人社会也存有深入交往。钟焓认为满汉完全分隔是有些学者因空间认知错误进行的臆想，并非源自实证研究。
二、研究内容与研究时段的分离
研究时段的选取往往与研究内容密切相关。据笔者所见，研究时段选取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人物研究基本以生卒年为起讫；其二，事件研究多用起止时间；其三，对重大事件长远影响的考察，所涉时段必不局限起止时间而会大有扩展；其四，将重要事件节点选定为研究对象的时段；其五，将研究对象和时代转折加以结合，这种较为常见；其六，完全按研究内容而定，将时代转型纳入研究对象的连续性考察中；其七，从长、中、短时段来研究某事物或区域社会的变迁。路氏对满汉关系研究选取的时段是1861—1928年。1861年，咸丰帝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等发动宫廷政变，史称“辛酉政变”。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奕䜣为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领班。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张学良于年底宣布东北易帜，中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此看来，作者从中央高层政治变动作为叙述的端末，所选时限皆是政局转变的重大时刻，也是时代转型的关键点。作者采用第四种方法，选取两个重大事件作为研究时限无可厚非，且满汉在此期间的互动也很频繁和剧烈。
然而，笔者认为路氏本意并非如此。他选取1861年是因恭亲王奕䜣在辛酉政变后任军机大臣而打破了百年来“禁止亲王干政”的成例，成为朝廷强化皇权的开始，选取1928年是因为孙殿英部毁盗乾隆帝和慈禧太后陵墓而未受惩处，宣告时代鼎革达成的“优待条件”彻底失效。虽然作者定下限于1928年，但书中所涉时间远不至此。
从研究内容看，作者主要以满汉关系的调整为研究主线，围绕满汉高层政治改革、平满汉畛域和满汉文化互动予以展开，而它们皆与选取的时段有所分离。首先，从族群关系审视1861年的高层政治变革，该年仅涉及满人高层政治变动和成例被打破，这与汉人无直接关联，且该成例也非清建立时的定制。军机处自1729年设立，逐渐成为清朝权力枢机。而军机处设立之初，怡亲王允祥就任首席军机大臣，嘉庆皇帝之弟永瑆也曾任军机大臣，后因亲王担任军机行走“究与国家定制未符”被罢免。1861年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等垂帘听政打破了“后妃不得干政”，奕䜣领班军机打破了“亲王不得干政”的政制，而这种政制变革纯属非常事件造成。退一步讲，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对皇权、晚清政治和国家走向的影响比奕䜣出任军机大臣的影响要深远，她更是直接掌控着奕䜣的宦海沉浮。同时，奕䜣领班军机符合处理外交事务的现实需要，外国势力也表示满意。故奕䜣出掌枢机较为寻常，而路氏将其作为选定1861年的理由，着实令人费解。
其次，从平满汉畛域的角度看，1861年是十分普通的。满汉畛域自清初就已存在，在晚清七十年间，朝臣对化除满汉畛域的讨论多在甲午战争之后。据本书所言，近代第一次讨论满汉畛域问题是由时任山西巡抚沈桂芬于1865年提出，他建议旗人可出外营生，有关旗民的所有诉讼案件统归州县管理，处理不安分旗民的方式等同普通臣民，旗籍可转为民籍。沈桂芬这份改革八旗制度的奏议有逐渐消除满汉畛域之意，但更多出于对旗人生计的现实考虑。时年九岁的同治帝同意施行，实则未有认真贯彻。故路氏反对芮玛丽的“在1865年，满汉隔离的最后屏障基本已经消除”观点，坚持认为“在1865年之后，满汉继续和以前一样隔离和不平等”。可见，路氏认为19世纪60年代的满汉畛域与清中期一样深沉，并未见缩小迹象。如此一来，1865年并非“平满汉畛域”历程中的关键点，基本可算一个普通年份。那么，作者所选的1861年比普通年份1865年更为普通，与化满汉之界的研究内容并不紧密。
最后，从满汉文化互动的视角看，对与汉人“满化”相关的剃发、易服和满语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清末；对于满人“汉化”的相关问题，学界基本不将19世纪60年代初视为重要转折。就满人姓名的变化而言，满人“汉化”存在有限，但几乎没有汉人姓名“满化”的事实。汉人姓氏多是单字和少量复姓，名字多是双字；满人姓名皆是多字。满汉姓名的差异是满汉文化差异的体现，满人姓名“汉化”凸显了族群互动和文化交流。作者以晚清皇室的姓名为例，探讨满人男性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来多字的满人名字，更喜好双字的汉式名字，且以名字体现辈分规则。实际上，此变化并非晚清才出现。康熙帝给孩子起名用“胤（后为避讳改为允）”，后一字皆为示字旁，其后各帝纷纷效仿。他给孙子起名用“弘”，后一字皆用日字旁，给曾孙辈起名用“永”，另一字皆为王（玉）字旁。至光绪帝载湉，所有和他同辈的皇室男性名字都有“载”字，前一辈皆有“奕”字，后一辈皆有“溥”字。同时，名字的另一字还体现了更细致的世系规则，将皇族直系与旁系区分开来。“载湉的‘湉’字和载沣的‘沣’字都是水字旁，而载振的‘振’字则是提手旁。因为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不是直系皇亲。”事实上，皇室家族起名远比此复杂。载湉是醇亲王奕譞之子，前任同治帝载淳绝嗣，而同治帝又是咸丰帝的独子，所以道光帝→咸丰帝→同治帝这一支脉断绝。“奕”字辈中，奕䜣、奕譞等诸名字后一字皆为言字旁。所以，要想弄清皇族名字中体现的更细致的世系规则就需往前追溯。其实，皇室姓名早在清前期就已体现辈分。据杜家骥教授研究，凡康熙帝繁衍之子孙采用永、绵、奕、载、奉（乾隆帝定），溥、毓、恒、启（道光帝定，并敕令已用奉字起名者改为溥字），焘、闿、增、祺（咸丰帝定）排行。凡用此排行者皆为近支宗室，余者为远支，远支宗室不得采用此排行。乾隆帝又规定“排字的近支宗室，取名时下一字不得借用皇帝本支子孙所用偏旁之字”，嘉庆帝严格遵守，严约宗族用字，以免混淆而错乱亲疏。嘉庆帝诸子皆用“绵”，后一字多为心字旁；道光帝诸子皆用“奕”字，后一字为丝字旁，以皇四子奕詝为界，其后皆改为言字旁。嘉庆帝直系孙子名字皆用“奕”字，后一字为言字旁；侄孙名字后一字则用丝字旁和力字旁。自奕詝以下，道光帝开始用言字旁字来区分直系和旁系，其后逐渐定型。道光帝孙子的名字皆用“载”字，后一字皆为水字旁；曾孙的名字皆用“溥”，后一字皆用人字旁。可见，后一字以不同偏旁来区分旁系和直系，早在乾隆帝时发端，在道光帝时进一步强化，这绝非晚清时才出现。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界尚未对满人名字呈现的变化及规律加以全面研究，作者在此书中从清皇族取名“汉化”的角度来加以解释，指明了一个有待拓展深入的研究课题，尤其是皇族以外的其他满人家族取名的变化。
作者选取时间下限为1928年，认为 “随着1924年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和1928年清皇陵被破坏，八旗制度才完全解体”。实际上，时代鼎革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是民国政府基于种种原因而对清室的优待，是“民、清双方商订的双边法政协议”，而不是满与汉之间的协议。1924年皇帝被逐出紫禁城，优待条件大遭修改，这说明当时执政者对前清看法的改变，但与满汉关系并无太多关联，因为如上所述，“条件”并非界定满汉关系的文件。1928年，孙殿英部盗陵，并非国家行为，而是军阀私下所为，不会得到社会认同。加之，一个多民族帝国统治者的陵墓并非只是满人和皇室的象征，它更多代表的是一个政权及其治下的整个国家。所以，以上两件事情是否能够作为满汉关系变化的象征和八旗制度解体的标志，的确值得思考。八旗是清朝满族特有的旗人组织，集军事、行政管理、生产（清军入关后消失）等诸种职能为一体。八旗主要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由京旗和各地驻防八旗共同组成。郑川冰认为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就逐渐解体，因各地旗人状况不一，八旗制度最终解体可能存有地域性差异。不过普通旗人在民初尚能领取一点生活补助，1924年北京政变后，饷钱停发，旗民被迫自谋生路。故著名清史专家定宜庄认为“1911 年清朝覆亡，1924 年八旗制度最后解体，旗人作为一种身份，已经不复存在”。学界基本形成共识，1924年北京政变后，黄郛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宣布永废帝号，将溥仪等人逐出宫禁，由此八旗制度最终解体，旗民身份不复存在。路氏将1928年清皇陵这种带有符号象征性的建筑物被破坏视为一种制度解体的标志，似乎陷入了“只见物不见人”的困窘。
作者对所选时段未做详细说明，所选时段又与研究内容有所分离，进而影响了读者对满汉关系的理解。如盖博坚等人在评论该书时是以1865年作为时限来讨论满人的身份问题。宿迪塔·森（Sudipta Sen）等人在评论该书时更是直接以1894年甲午战争后革命人士的反满言论作为讨论满汉关系的开端。可见，作者疏于对研究时段的说明，以致有些读者忽视了作者选取1861年的意涵。这也告诫我们在选定研究时段时，需要对“非常规”时间点加以说明。
《满洲之道》是欧立德教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经过多年修改打磨，才修订成书的，自2001年问世以来，已经引起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界有多篇书评，大加推崇。
三、《满与汉》与“新清史”研究的关系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清史研究在整体上呈现出与以往清史研究的不同，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及其族群认同。虽然这种研究取向一开始就引起了争论（罗友枝与何炳棣的争论很激烈），但随着这种研究取向在研究清史的欧美裔学者中逐渐流行，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著作，“新清史”研究开始兴起，且为国内外学界熟知。
2002年，盖博坚（R. Kent Guy）在美国中国学的权威杂志《亚洲研究》发表文章，一并评论柯娇燕的《半透明之镜：清帝国意识形态的历史与认同》、欧立德的《满洲之道：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族群认同》、罗友枝的《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和路康乐的《满与汉》，认为这四本书“综合使用各个时期的资料”回答了“何谓满洲人”的问题。具体到《满与汉》，盖博坚将路氏对“满洲人”身份定位的看法略做呈现，并用他对晚清满汉畛域存在的研究结果，来证明“满洲人至死都在抵抗性地坚持其身份”。事实上，路氏做此研究意在强调满汉畛域至清亡仍然存在，并未强调和引申辛亥革命期间驻防满人被杀和被迫自杀属于强调自身族性和身份认同的行为。同时，盖氏以这四本书来证明满洲人在整个清代都注意保持其族群特性，但《满与汉》仅提供了晚清的佐证。基于时段的整体性和对满洲人保持其族群特性的延续性，盖氏并未确定地断定它们将会成为“满洲研究四书（Four Books of Manchu studies）”。随着中外学界的转述和译介，可能之论变成了定论，“满洲研究四书”变成了“新清史四书”。
国内外学界在介绍“新清史”研究成果时，首数这所谓的“新清史四书”，被视为代表作的《满与汉》自然位列其中，路康乐也被视为“新清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直至近几年，仍有学者在胪列“新清史重要著作”时，将路康乐《满与汉》列于其中。2017年，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满洲统治者视角下的清宫廷》中译本由八旗文化出版社付梓面世，它被定位为“‘新清史四书’首部代表巨作”，“新清史四书”的提法仍在使用。可见，盖氏的最早总结和评价至今仍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认可”，后来者的不加区分和缺乏深入研究使得《满与汉》有了不恰当的标签。2004年，美国清史学者卫周安（Waley-Cohen）认为“新清史”学派正式形成。柯娇燕曾说，在罗友枝、何炳棣之争后，“美国学术界先后出现了众多与该主题（满族中心观）相关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新清史’逐渐兴起”，路康乐与欧立德、罗友枝等人“成为所谓‘新清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章健在质疑“新清史”研究从族群视角把握满族汉化问题时，将路康乐视为新清史领军人物加以回应。路康乐《满与汉》与“新清史”研究被“捆绑”在一起。
同被“捆绑”的欧立德、米华健等“主动用‘新清史’一词来形容自己的研究”，欧立德更是一直为“新清史”进行阐释。然而，另被“捆绑”的柯娇燕却对别人称其为新清史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做法“却持保留意见”。她从未用“新清史”来形容自己的作品，认为“新清史”和“新清史学派”的提法并不准确。她提及有美国学者撰文说“新清史学派”成员有百人之多，她表示怀疑，尤其是该文所谈及学者的研究课题和想法基本上没有一致或相仿的。她也不认为《满与汉》是强调“满族中心观”的代表作。她虽未明将路氏视为“新清史学派”，但尖锐地指出所谓“新清史”研究作品和学人之中存在较大差异。
以民族史研究见长的钟焓当属反思“新清史”研究最多的中国学者。他指出新清史学者存在诸种误区，质疑他们对非汉文史料处理的能力和水平，历数了柯娇燕、欧立德、罗友枝、濮德培所犯的错误。同时，他对“新清史”批评尖锐，波及面广，唯独名气不小的路氏得以避免。刘凤云、刘文鹏所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一书所附“‘新清史’英文论著索引（1987-2006）”中，也未收录《满与汉》及路氏的任何文章。卫周安等人在点评新清史著作时，对欧立德、柯娇燕、米华健、曼素恩等人的论著加以品论，唯独避开了《满与汉》。似乎他们所言的“新清史”代表作并不包括《满与汉》，路康乐亦非“新清史”研究学者。无独有偶，新清史争议火热的近几年中，耋耄之年的路氏未曾发表言论说明自己立场。他的失声到底是默认“新清史”学者身份，或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态隔岸观火，还是存有其他原因？这都无法知道。
笔者并无意强要当事人表态，从参与争论的学者的表述中或可窥知该书与“新清史”研究间的复杂关系。有的学者将《满与汉》定位为新清史代表作，路康乐为当然代表；有的学者似不将其视为代表作，而且不将路氏视为“新清史”研究代表者，两种观点至今仍然存在。国内外学界对《满与汉》的定位进一步证明了“新清史”研究内容庞杂，说明了学界对“新清史”的表述和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张力。刘文鹏对“新清史”研究的理论渊源和流变加以梳理，知道路康乐在《满与汉》之后没有更多研究，亦无任何表态，但他将路氏定位为“新清史”研究代表者，认为这一研究群体呈现出“中心清晰、边缘模糊”的特点。那么，路氏与《满与汉》的学术定位在“中心清晰，边缘模糊”中处于什么位置？刘文的表述确实值得玩味。
笔者认为本书用族群视角审视晚清政治推进了研究。作者以此回应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存在的问题，即在恢复儒教国家和应对“旧秩序范围内的剧烈变革”的“同治中兴”时期，曾、胡、左、李等汉族士大夫阶层做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不错成绩，政治地位陡升，满汉相互合作挽救了清朝统治危机，满汉界域也因此逐渐模糊和弱化。路氏认为中兴后的行政体制改革并未在“平满汉之界”上成功做出较大调整，反而在中央高层政治方面，清皇室进一步集权，其地位愈发增强。可见，路氏承认清帝国的多民族性，利用族群视角研究清史，与“新清史”研究存有一些共性。然而，“新清史”众多代表作研究清前中期边疆、民族问题，从“内亚视角”去认识清史问题，高度重视和运用满、蒙、藏、维等内亚民族的文献。本书专注的时段为晚清民初，相关满文文献十分缺乏，几乎没有利用少数民族文献。本书既不涉及“内亚”问题，也不运用全球化视角将其与世界同时代其他帝国进行比较分析。这与那些利用少数民族文献，从“内亚视角”、“全球化视角”的“新清史”研究作品存有明显不同。再有，“新清史”研究重视“满族特性”，强调满人保持一贯身份认同，反对“汉化”。该书认为满汉分属不同族群，代表的不同文化的区别到清末时依然较大，同时承认满人“汉化”和汉人“满化”，相互融合但很不彻底。可见，作者观点虽有所些许抵牾，但并不秉持某一文化“涵化”另一文化的单向路径的观点，不漠视满人“汉化”的事实，与鲜明反对“汉化”的主张存在不同。可见，《满与汉》虽被视为“新清史四书”之一和“新清史”研究的代表作，但它与“新清史四书”的身份实有分殊，与“新清史”研究在学术趋向和取径上差距较大。学界对盖氏评论的“误读”和过分延伸造成了名实不符，笔者以此澄清学界对该书在分类上的误解和定位。
《半透明的镜子》洞见深刻，标志着十年来清史研究的巅峰。柯娇燕与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濮德培等人的出色合作，使柯娇燕将我们对于清帝国早期现代民族身份之形成的理解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既包涵复杂性，又有理论清晰度。
四、小结
《满与汉》内容丰富，仿佛一部清末民初的政治史。全书叙述并不具备极强的时序性，有些人觉得不太清晰，甚至有人认为读完此书尚不能理出可复述的清晰脉络。实际上，作者从历史维度分析了具有满族“族性”的旗人转变成为一个现代独立族群，以及转变过程中，作为统治阶层的他们与汉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即以族群视角来考察错综复杂的清末民初政治风云和社会变革，以及满汉畛域所经历的艰难弥合和满汉文化经历的冲融历程。总体来看，满汉畛域的制造者是满人（主要是高层统治者），他们通过政治手段在满汉之间建立的畛域和壁垒前后持续近三百年。在统治强盛时期，满汉畛域被坚决维持，甚或扩大；在统治衰弱时期，满汉畛域有所调整和缩小，但直至统治结束那天，他们都未曾有效完成“满汉之界”的弥合和销除。满人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和绝对权力的掌握者，在“平满汉之界”问题上具有绝对主动权，他们并不希望真正消除满人特权而与汉人平等。民国元年以后，调整满汉畛域的主动权掌握在汉人之手，而这些汉人多是前清官僚，他们或在弥合满汉之界，或在“维持”满汉之界，直至“真正”的革命者才完成了有清以来满汉畛域的“销除”。
路康乐将满汉畛域作为解析晚清政治和社会变革的重要主线，这是本书的亮点和夸赞者的着墨之处，但他并未明确何为“满”，何为“汉”，直接将两者对立，忽视了其他族群，已有研究也表明了满汉虽有畛域但绝非完全对立。作者所选研究时段为1861至1928年，但研究内容与此多有疏离，使得一些读者并未能领会作者本意。这些告诫我们在具体研究中需将“非常规”时间点和核心概念加以界定，以规范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然而，书中的不足并不影响评者的高度评价，盖博坚的可能性评价被中外学界“误读”，《满与汉》成为“新清史四书”之一，但被视为“新清史”研究当然的代表作，还存有不少疑问。笔者指出其不足与名实不符之处，不是否定该书的学术价值，而是希望能对该书和“新清史”研究的认知有所助益。
《最后的皇族》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著。通过艰苦的档案搜集工作，罗友枝发掘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使她的著作成为研究清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满族宫廷的公开和非公开礼仪的珍贵手册。罗友枝的专著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研究中国的新历史学的开端。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全文删除注释，如需引用，请参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