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身体写作角度看《生死场》

萧红的《生死场》写在“九一八”时期，常被誉为国家民族文学之代表，而在当下的环境，当我们带着女性意识重读《生死场》，就会发现其文本所蕴含的更深刻的探讨空间。

我们们试着不把《生死场》局限为民族兴旺的一则寓言来理解，避开这种视角，你就会发现这部作品更大的意向空间：整个文本从女性身体书写与两性关系，描述了我们整个民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普遍面貌。女性身体和乡土文化之间有了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此小说意义产生的重要场所。接下来我们将试着从女性形象、女性与乡土关系、女性苦难描写、性别平等几方面来详细分析其中深刻意义。 1.她对于文本中主要女性的形象，可用“贴近自然界的原始”几个字来概括。

原始社会一开始，是母系社会。文本中，女性形象不断与自然界的其他物种进行对比、结合。这种震撼的叙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里并不多见，也极其自然的将母系原始社会的影响延伸到了文明社会。

第一章《麦场》是描写麻面婆：“眼睛大得那样可怕，比起牛的眼睛来更大，而且脸上也有不定的花纹。”“她知道家人要回来吃饭，慌张着心弦，她用泥浆浸过的手去墙角拿茅草，她贴了满手的茅草，就那样，她烧饭，她的手从来不用清水洗过。她家的烟筒也走着烟了，就过了一会，她又出来取柴，茅草在手中，一半拖在地面，另一半在围裙下，她是摇拥着走。头发飘了满脸，那样，麻面婆是一只母熊了！母熊带着草类进洞。”

野蛮、富有生命力，这些词和女性形象直接联系在一起，麻面婆从一出场就是一个穿梭、跳跃在自然界的原始存在。这种借由自然界物种描述人，为之后出现的有关女性复杂与病态的深层语境与命运走向，做了暗示。

第四章《荒山》中：“冬天，女人们像松树子那样容易结聚，在王婆家里满炕坐着女人。五姑姑在编麻席，她为着笑，弄得一条针丢在席缝里，她寻找针的时候，做出可笑的姿势来，她像一个灵活的鸽子站起来在炕上跳着走。” “王婆用冷水洗着冻冷的鱼，两只手像个胡萝卜样。” 女人“像松子”“灵活的鸽子”，手像“两个胡萝卜样”，萧红对自然界意象的运用灵活自如，用人们对自然界的印象直接与女性形象对等，女性的形象跃然纸上，文本也具有了散文化的诗意，通畅自然，带着近乎纯净的美。 2.萧红笔下的女性和乡土之间，有着交错复杂的脉络，这种脉络就像一张流动的网，预告了乡土与民族的命运走向。 金枝是文本里所有女性中最具人的完整性的隐喻个体。这位花样少女的首次出场，所处场景就是“菜圃上寂寞的大红的西红柿，红着了。”用西红柿的成熟，隐喻女性怀孕繁殖的命运。但正是这个少女从出现在菜圃等开场，到最后的戏剧人生，毫无情面地展示了女性在乡土生活中的刑罚般生活。

十七岁的少女金枝未婚先孕。封建社会和家庭的压力，让她焦虑不堪，脸色变得苍白脆弱，一副患病的模样，文中用了“恐怖 ”一词描述了金枝的处境。金枝的担心不无道理，因为通过金枝的原生家庭，就可以看到她悲剧命运的开始。金枝母亲夜起，会将痰吐在了金枝脸上，金枝工作因为失误会遭母亲痛打，也是因这种紧张而不健康的母女关系，导致怀孕后的金枝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负担。我们可以联想到张爱玲在《金锁记》里写曹七巧是如何将悲剧命运过渡到女儿长安身上的：母亲荒唐说是为了减轻女儿痛苦，堂而皇之引导女儿吸鸦片，在女儿和未婚夫即将结婚的时候，母亲七巧居然将长安吸毒的过往告诉了未婚夫，导致这场婚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于是长安也走向悲剧，成为了母亲悲剧命运的继承者。 不可忽视的是，对于文本中所有女性孕育与生产过程的丑陋和怪诞描写，结合萧红人生看，这近乎一种自杀的自虐，而她这种强制的内心上的自我面对，和当时女性受到的传统社会文化的压抑不无关系。这种“自我逼迫”，和鲁迅的《野草》有异曲同工之妙，鲁迅在《死水》里，将痛苦延伸出一种“绝望中的希望”，这种“绝望”是“理性”无法拯救和认识透彻的，这是自我心灵的斗争结果，这种“逼迫”变成他们面对人生困境的一种方式。

除了所处的现实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构建有影响外，萧红还利用了时空上的转换来描述这种影响。 “跳大神，大半是天黑以后跳起，只要一打起鼓来，就男女老幼，都往这跳神的人家跑，若是夏天，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 王婆是里面跳大神的角色，时间都在晚上。萧红利用白天和夜晚的置换的叙述方式，帮助读者更加有效地分割和区分了现实世界和跳大神的象征世界，女性的主体性从现实世界上升到了精神层次，在现实世界实质上打破了乡土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低地位，从而表达了女性有能力回归大地，以及自我生活的强烈愿望。 3.女性老残疾病的图像刻画，是萧红独有的手法。 “月英的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每个人接触她的眼光，好比落到绵绒中那样愉快和温暖。” “她的腿像两条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面前。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女人，她最后病态的身体，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入“腐烂”。月英的眼珠完全变绿，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了头皮，身下生了蛆虫。她就像是一头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

“五姑姑在背后把她抱起来，当擦臀部下时，王婆觉得有小小白色的东西落在手上，会蠕行似的。借着火盆边的火光去细看，知道那是一些小蛆虫，也知道月英的臀下是腐了，小虫在那里活跃。月英的身体将变成小虫们的洞穴！” 麻面婆和月英等人的丑怪描写，非人化的演变过程，突显了萧红怪诞的现实主义手法，她将女性刻画地相当动人心魄。我们可以从症候入手分析她为什么这么写。什么是症候呢？就是那些蕴含在人物的情感表达、行为态度中的不合理之处，分析这些不合理之处，挖掘背后的原因，也就是从一种特殊现象出发，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怪诞的表述，结合以及萧红早年悲惨经历，让人不禁深思这不正是她在为自己发声，为女性发声吗？她选用用夸张的手法，投射那个年代女性的集体命运，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女性自身的痛苦挣扎。 4.《生死场》还呈现出了别样的具有性别意义的空间，用男性来隐喻女性。 金枝和成业，两个年轻人的出场，就是躲在了河湾，声音从两个人身上发出，然后金枝未婚怀孕。为了解决事情，两个年轻人相约仍在河湾商量提亲的事情，然而不一会儿声音又两人身上发出，这过程中成业完全不关心金枝以后的处境，他忘我般的欺压在金枝身上说道： “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就是干啦！”成亲后，成业强行与金枝行房事，导致孩子早产。早产孩子哭闹，丈夫成业将出生才够一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金枝悲剧命运，到此已见大概。关于女性悲剧的命运，萧红不仅仅通过王婆（女性）视角凝视月英的命运来体现，还利用成业（男性）和金枝生活中的关系对抗，粗暴地展现了成业（男人）视角下的金枝。 而另一个例子：月英。作为打鱼村最美的女人，她的丈夫自月英生病便开始了对其的打骂，到后来不闻不问，最后甚至用石砖围起了她的病体，任其自生自灭。在这种凄惨的境况下，月英的个体人生，也隐喻了传统父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况。以上种种，让我们看到女性的最终命运是成为了传统社会下的牺牲者：父权社会下，女性属于他者。

无论是哪位女性，她们和自然原始之间的联系始终紧密，这些隐喻，从原始自然角度出发，抢先一步说明了女性力量从自然而来的原始强大，对女性的集体性原始描述，更是说明这股力量是整体性质而非个体性质，进一步指涉了女性和男性在现实社会中权力互动的弱势地位。她和张爱玲一样，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构建的男性文学后，所缺少的女性写作空间，她们站在女性角度不断对文学重新解构，扩展了阅读空隙，以更多的写作形态表现了时代中女性身体写作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