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资本主义世界能过好日子？” ——简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这个月的读书不太系统，原来的计划是尽量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读完，但是由于实习安排等情况，大部头的书不太好读了（毕竟思维的连续性不好打乱），所以就选择性的读了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在这个月读了两遍，换了不同的版本读，受益匪浅，首先这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居住时候、所写（故又称《巴黎手稿》），被称作是“马克思新世界观萌芽前的最后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骤”，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包括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其次，这本著作中蕴含的体系在上世纪初引发了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这个体系实现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巧妙融合，即：马克思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哲学类型——经济学—哲学，二者实现了内在的整合。这种方法用一种双重视角的审视方式，用概念、命题直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事物，这是马克思的伟大之处。

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实际上相当于马克思的读书笔记，从工资、利润和地租三个角度来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第二部分则是本书的精华：异化与私有财产，关于什么是异化，以及私有财产和异化的关系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锁钥，也是我今天试图阐述的。最后一部分则是马克思的批判与回应，包括对于共产主义的阐述和对于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这部分实话说是我收获最少的部分，毕竟我对于黑格尔了解不多）。

一、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马克思在序言就开宗明义的指出，“我的理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的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而且马克思也认可费尔巴哈的工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而马克思在本书中对于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则立足于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方面。

首先来看工资，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者来说，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处在极端悲惨的境地，这在同时代的统计资料、文献中都有反映（例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处于这种境地呢？工人没有答案，即使有也难以触及根本。马克思指出，工人的收入决定于工资，因为工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这种劳动收入使得工人的生命可以存续，并且维持家庭，生产出新的劳动人口。

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的劳动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既然是商品，它的价格就取决于供求关系，而这种供求关系则非常不稳定，马克思通过分析发现工人无论在哪种时期都不会有好日子过。首先是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时，工人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因为，“即使在社会的幸福状态中工人阶级也不可能取得像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那么多好处”，更遑论衰落时期。其次社会财富处于增长期，工资的提高使得工人的过度劳动，这种过度劳动会缩短个体工人的寿命，但是残酷的是，这对于整个工人阶级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就会不断产生对劳动的需求”。而且，这个时期资本家的力量会增强，资本的积累会导致分工的扩大，工人的人数增加，竞争加剧，劳动强度也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资本家的“买方市场”。综合来看，无论哪个时期，工人都不会有好日子，哪怕是对其最有利的状态下，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也会沦为乞丐，可以说，现代劳动本身就在制造贫困。

工人阶级有可能联合起来反对这种状况吗？不可能。“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

再让我们看看资本的利润，看看资本家，毕竟资本家和工人是硬币的两面。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劳动产品的积累。更完全的说，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亚当斯密则认为资本是储蓄的劳动，“基金，资金，是土地产品和工业劳动产品的任何积累。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而握有资本并通过资本盈利的群体就是资本家。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最终会演变成“大鱼吃小鱼”，大资本家会吞没掉小资本家，使得他们破产或者沦为工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垄断。

最后一项则是地租，土地所有者将土地的使用权出租给农场主，而所有者则获得地租，这部分马克思主要分析了决定地租的种种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认为随着地产完全卷入私有财产运动而成为商品，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即：“所有者的统治必然要失去一切政治色彩而表现为私有财产的、资本的单纯统治；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必然归结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经济关系；所有者和他的财产之间的一切人格的关系必然终止，而这个财产必然成为纯实物的、物质的财富；与土地的荣誉联姻必然被利益的联姻所代替，而土地也像人一样必然降到牟利价值的水平”，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然情况，因为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所有温情脉脉的、华而不实的、史诗传说等等都会以货币符号的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人的劳动还是自然的产出。而为了取悦“资本”这个上帝，资本家将自己亲爱的儿子以撒——工人出卖掉，来获得资本或者说劳动产品、利润，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工人阶级都是牺牲最大的，他们的收益则是卖淫、贫穷与无休止的痛苦。

二、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

以之前的结论作为前提，在以私有财产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上文提到的悲惨现象已经成为常态，这种常态本质上是一种悖论，即马克思所称的“异化”。在“笔记本Ⅰ”第四部分，马克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创立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三种主要的收入形式——工资、利润和地租，归结为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不是什么时候私有财产都和异化劳动有这种关系，由于资本主义是彻底的私有制，资本完全归资本家所有，正是这种彻底的占有导致了异化的出现，而在其他社会形态这种异化劳动现象并不突出。“异化”在德国古典哲学以前指权利的转让、关系的疏远和精神错乱；德国古典哲学时代，“异化”被扩展为分析人与整个外部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即主体活动后果成了主体的异己力量，并反过来危害和支配主体自身；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异化劳动来表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内涵。

已知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他的力量和财富理应增加，但是他却越来越贫穷，越来越弱小。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事实愈发清楚的表明了：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劳动的产品是固定在某个对象中的、物化的劳动，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现实化）。与之相对的则是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凡是成为他的劳动的产品的东西，就不再是他自身的东西。因此，这个产品越多，他自身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认为，异化的第一个规定是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即“物的异化”。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处于异己的对象性关系之中，工人生产的越多，资本家拿走的就越多，工人就越弱小无力，并更加受到资本的奴役。

“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因此，这种劳动不是满足一种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

第二个规定是异化还表现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同他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即“自我异化”。在这个范畴内，生产成为一种异化的活动，劳动生产不再是人的需要，而是被迫，劳动不属于劳动者自己，而属于别人，总而言之，人被降低为动物。

“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第三个规定是劳动者同他的类本质相异化。“类”的意思是物种，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把人作为一个“类”进行抽象，但是在费尔巴哈看来，人的本质是理性、意识和心。而马克思则把人的本质看作生产劳动、实践，人在生产实践中改造世界，证实自己的存在。但在异化之下，劳动仅仅只是人生存、维生的手段。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

最后一个规定是人与人相异化。在异化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强制性的关系，事实上表现为私有财产的两个方面：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异于工人的力量，资本家占有劳动者的产品，实际上就等同于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支配了他的本质。异化劳动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

最终对于异化的摆脱，就需要对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进行积极的扬弃，最终达到人本质的回归。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