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書的體例太煩了！
整理古書的目的，大致有二：第一是追求資料的準確性，所謂書非校不能讀者是也；第二是方便讀者，所謂一書在手眾本皆備是也。這是因為，一般讀者使用一本書或者閱讀一本書時，對原書的研究程度，基本上難以超越或達到該書整理者的水平；一般讀者既然在使用整理本，往往也難以有整理者的條件，能夠見到原書的眾多版本。這樣的原因，就決定了古籍整理者要達到的目的。如果不能達到這樣的要求，就會遭讀者厭棄。我覺得，《雲仙散錄》的整理本，就做得很糟糕。原書用《隨盦徐氏叢書》本做底本，這個本子相對於早期的菉竹堂本及其他叢書本，如《唐宋叢書》《説郛》等，有一個很大的特點，是不分卷。不同的版本系統之間，除了分卷與不分卷的的差別外，條目名稱也有差別。那麼，整理這個書，該如何操作？如何方便讀者？
學術界比較老的規矩，是整理古籍不要輕易改動原書，同時選擇底本要選善本。選善本，無外乎是選擇內容齊全、資料準確度高、刊刻時間早的本子。但這個選擇過程中又存在一些麻煩，時間早的，在內容上不一定有晚出精校本質量高，也不一定齊全。基於這個情況，整理者選晚出刻本，應該是考慮到已有校勘，質量上優於其他版本，這個出發點可以理解。但這個不分卷本，非常不便於研究者徵引。全書三百多條，用數字拉通排序，假如我們引用此書，難道要將條目序號列出來？這是很繁瑣的。通常的古書引用方式，有卷數者稱卷數；有卷數有條目名者，兩者並稱，非常便於覆覈。這種無卷數者，是很不便於使用的。
接下來就涉及到改古籍的問題了。古書到底能不能改，該不該改，以前的學者比較保守，是持反對意見的。一來覺得有損古籍原貌，二來是謙虛謹慎，怕出錯，覺得對不起古人與讀者。我對這兩個看法都不贊同，如果古書歷來都不改，也就不存在“版本”一詞了。如果明知古書有誤，有確鑿證據，也不改，謹慎倒是謹慎了，後來的研究者徵引時也要把錯誤的照錄，又出注説明么？豈不繁瑣。此外，校勘記的寫法，不同的研究者也習慣不同。大多數講究的是：底本不誤，他本有誤者，不出校記。沒有人能夠保證那些被忽視掉的異文肯定全是錯的，那為何要如此自信，忽略其他版本的異文？
說到這裡，《雲仙散錄》存在的問題之一，就是墨守成規，沿用了底本不分卷的體例，不便於查找，也不便於徵引。完全可以用底本的文字，重新分卷，或者將就其他版本的分卷。對古書重新分卷又不是什麽大逆不道之事，為啥不能做？比如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著録爲一百卷，今《四部叢刊三編》本不分卷，這麼大的書，整理時如果也不分卷，怎麼用？其次，這個整理本也沒有分卷本與不分卷本的條目對照，這與李劍國先生的《新輯搜神記》的體例相比，差遠了。我要查分卷本卷二的“得意田”一條，翻遍目錄，愣是沒找到！附錄中的《記事珠》，也提到了這一條就是《雲仙雜記》卷二的條目，但我爲了找這一條而要把全書細讀一邊么？我又不是閒人！過第三遍目錄，才發現這一條名稱變了，作“埋金九里”。找到原文，發現沒有校勘記。這意味著兩種情況：第一，眾本皆同。第二，異文被忽略了。張澍《蜀典》卷一二“改氏”條引此文，言之鑿鑿稱近刊本”改氏“誤作”段氏“，但沒有說是哪個版本。我翻這個《雲仙散錄》，居然是這麼個情況，意味著我得盡可能找其他版本來比對。那我還要你這個整理本何用？
好吧，老老實實翻其他版本。老夫運氣好，第一個翻的是《龍威秘書》本，該叢書第二集，總第十五冊，第十六葉左，正作”改氏“。
兩相對照，異文還不止這一處……你可以說這是參校本，你可以說參校本與底本不同的地方都是錯的，但湮滅異文，終究不好吧？張澍偏偏說作”改氏“是對的，作”段氏“是錯的，這又如何判斷？沒法判斷的話，至少要把不同觀點羅列出來吧。張澍不說版本，我跑來翻整理本《雲仙散錄》，你給我來個沒有校勘記。我不信邪，翻了其他版本，才翻一個——也不必再翻其他的了，就發現沒有校勘記並不意味著眾本皆同，一作”改氏“，一作”段氏“，整理者也沒能給個判斷，就直接抹殺了。
以前總迷信整理本，迷信中華書局本——不要笑，很多人都這樣。後來才發現，整理古籍如果方法與體例不對，如果不從便於讀者利用的角度出發，不本著全面反映眾本差異的情況出發，弄出來的東西肯定會招人厭棄的。
以上，也寫給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