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馋的苗炜对贪吃者的训诫（2015年的采访）
两年前，苗炜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办什么XX杂志呀，耽误我写小说得诺奖了。”
问起他这是不是真实想法，苗炜答:“虽然得诺奖也不太可能，但写作是我的正事，最想干的事。不过写小说养不了家。”最近他出版了新的小说《面包会有的》。
四年前，苗炜在西班牙斗牛犬餐厅里吃饭。那个晚上吃了四十多道菜，他记得其中一道是棉花糖似的一张纸，上面点缀各式鲜花，吃起来带有花椒的味道。另有一道菜，是奶酪做成的大蛋，要敲碎了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分子料理，采访了大厨阿德里亚先生，参观了他的厨房，看到二十多人的厨师团队像变魔术一样准备着饭菜，晚上真吃起来，还是震惊于菜式的花样，吃到三十道菜的时候，我心中隐隐泛起一种罪恶感:我吃的太好了，我不应该吃这么好的东西。”
他的新小说《面包会有的》，就诞生于品尝分子料理时那一闪而过的罪恶感。这本书花费了苗炜四年时间，其中三年苗炜都在看有关吃饭的著作。比如杰克·古迪的《烹饪、菜肴和阶级》。“他考察烹饪历史，研究为什么欧洲出现了高级菜肴，非洲只有低级菜肴。他将食物消费上的差异与经济结构的差异联系在一起，揭示隐藏在口腹之欲下的阶级特征......在15世纪欧洲出现印刷厂之后，美食书就非常流行，生产芥末酱的商人愿意让穷苦人看更多的美食书，然后能卖出更多的芥末酱。”又比如《战争之味》，“讲二战中的粮食供应，每天摄入4000卡的美国大兵打败了每天只能吃2000卡的日本鬼子。”
苗炜说自己“挺馋的”，这些年他也进行了许多“美食之旅”，日本、西班牙、印度......书中描写的那些高级餐厅他大多亲自吃过。尽管在其他世界各地看来，贪食是一种原罪。“英国作家C.S.刘易斯在《魔鬼家书》中说，过去100年，魔鬼在欧洲最伟大的成就，就是让人类在贪食问题上做到了问心无愧，人们将暴饮暴食的饕餮之罪，变成了贪恋珍馐美味的生活品位，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嘴馋而感到良心不安。这项伟业在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我们回忆过去的苦日子，为了给今天的富足调味，我们害怕原料变质腌制熏制的食材变成了‘舌尖上的中国’，我们津津乐道高级美食的传统，浑然不觉这里同类相食的残酷。”
Q=我
A=苗炜
Q:你曾说，关于文学的书你是从《寡人有疾》开始。它跟过去写的书有什么不同?
A:在之前我就是一个文学青年的写法，写自己的经历、情感困惑，但不是一个思考。从《寡人有疾》开始，有一些思考了。比如我会想，个人和国家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是不是应该牺牲自己去为国家牟取更大的利益。《面包会有的》我在思考自己欲望的满足和道德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原来是特感性的，现在理性一些了。
Q:更理性，就更高级了吗?
A:也不能说变得更高级。很多作家凭借自己的生活体验在写，他可能经历了更多的事情，“文革”、留学经历会让他变得丰厚、有意思。但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没有这经历，青春啊、上大学啊、喝啤酒啊，就是这些。我就不会写那种特别以生活体验为题材的写小说，而会写那种稍微理性一点的东西。
Q:从《面包会有的》到《寡人有疾》，你的关注点、写作技巧上有什么变化?
A:我觉得这本不如上一本写得好。《寡人有疾》有超水平发挥的地方，很高兴。写这个没有那种突然间感觉可以写得更好的兴奋感。没写high过。
Q:写媒体稿会high吗?
A:不会，那个就赶紧写完完了。
Q: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糊弄的啊?
A:也没糊弄，它就是个行活儿，六七十分能用就行了呗。但写小说，我会努力想一切办法去达到一个超水
平发挥的状态。过程中偶尔会觉得这是我吗?怎么比我预想的要好啊?写虚构类的东西是可以有这种状态的。媒体稿，我知道我能写，但是在自己水平之下的。
Q:这几年关于关于美食的一切都特火，你觉得自己是赶这一波潮流吗?
A:你这感觉跟我一样，我身边也好多人写美食、从事美食相关的创意工作。这一行简直蓬勃发展得比较厉害。我挺怕做美食的人看了我的小说不高兴的。它不是素描食物，它有道德劝诫的意味。我跟着这个潮流一块过来的，这本书就是对这个潮流的一个反应。
Q:《面包会有的》故事的节奏很缓和，没有特别多人物性格刻画，他们有点苍白、有点无聊，可能不太带劲，但是又觉得挺高级。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种趣味?
A:哎呦，我倒是挺想让你们读着带劲的。我没这么分析过......没法跳脱出来像看待别人似的看待我自己。我注意力并没放在人物刻画上，它会妨碍你最终要传递的那个东西。我曾经想过朱海伦跟杨大卫分手后，是否要补写一章她在潜水那段怎么认识的搞美食的杰克。也可以写得更长，给人物更多的交待。但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而且我并不擅长描摹一个女性心理。很多人都藏拙，但同时读者又都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Q:你擅长写什么?
A:我最喜欢《土豆烧熟了》第一章那种东西，一看就是假的、虚构的东西。叙述本身就特热闹。
Q:美食家杨大卫患上胰腺炎变成素食者，爱吃蘑菇的王蘑菇死于蘑菇，暴发户盘佛珠修了佛......贪食者的命运为什么都被这样安排?
A:杨大卫虽然最后吃素了，但还是食物链顶端的一个人。他投资一个食品工业，还控制各种供应商，没有特糟糕。王蘑菇的命运是喜剧处理方式，荒诞和悲惨事实上能给人带来欢乐。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你有什么不开心的说出来让我们开心一下。她特爱显摆，特爱蘑菇，后来这傻X吃蘑菇就吃死了。又比如说，朱海伦挺自私的，情感上深陷泥潭她能够她及时地放下，然后人们会觉得这种自私是一种挺好的品质，你不知道人们(对待自私的态度上)的转变从何而来。那个暴发户嗅觉特别灵敏，还贪婪，有特别高的商业智商。他虽然一心向佛，也没放过任何一个赚钱的机会。我觉得极高的商业智商或许也不应该被极度推崇。
Q:你想提醒人们什么?
A:可能是节制到底是不是一种好的品德。是不是应该更节制一点，是不是不应该时时刻刻想要吃得更好，所以它有那么一点让人讨厌的道德训诫的意味。
Q:你曾说，“正常状态、正常生活不好玩儿，绝境和困境比较有意思。”这两个小说也是这样?
A:我写人物的时候，人最好处在一个非正常状态。《土豆烧熟了》里，两个传教士本来目的是给一个贫困黑暗的地方带来理性之光，但他们在这儿就只学会了做饭，很大的乐趣就在于讨论怎么做饭。我喜欢反讽。
本文于2015年发表于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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