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真是主编吗？

“主编”真是主编吗？

□/徐强

2005年12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2版“新书界”发表了一篇题为《〈读者人文读本〉的主编究竟是谁？》的报道。光看标题，我就有些纳闷。因为我老早就耳闻，苏中杰正在广州主编一套叫什么什么读本的丛书，不少我熟悉的杂文作家也证实，他们都收到了苏中杰的约稿函。怎么书印出来，反倒搞不清谁是主编了呢？于是赶紧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煌煌12卷《读者人文读本》，每一卷的封面都用黑体字印着“主编彭长城”五个字，惟独不见苏中杰的影子。

这真是让人纳闷了。没办法，只好仔细看报道。不看不打紧，越看越纳闷。不是一般的纳闷，从头到尾都纳闷。

报道称，同是这套《读者人文读本》（原名《读者中国读本》），投资方广东新星座音像制作有限公司（广东认真企业子公司）却分别和不同的当事人先后签订了主编合同：2003年1月2日与苏中杰签署委聘书，委聘其为“全套书的主编，拥有主编署名权和再版修订权”；2004年8月25日又与《读者》杂志签订书面合同，约定“《读者》派出一人出任主编，‘新星座’派出一人出任副主编”。我的天！世界上有这么签定合同的吗？打个粗鄙的比方，今天我和一个姑娘领了结婚证，改天又和另一个姑娘登记进洞房，多美的事啊，做梦都流口水，可是美则美矣，“法律”他老人家能点头吗？苏中杰指出，该书书稿早在2003年8月就已经送达出版方甘肃人民出版社，也就是说，书稿这时已经完成了，苏中杰自动拥有该书著作权（至少是主编署名权），过了一年时间，投资方才与《读者》杂志约定派出一人出任主编，电影都拍完了才满大街忙着找导演，这不是笑话吗？纳闷。

认真企业董事长邓良平先生说，“这套书并非苏中杰的原创作品，而是汇编作品，且是在‘新星座’工作期间的职务作品。若该套书因无法解决主编署名问题而无法出版，那么苏中杰的署名权就成了‘废纸’”，所以在尚未与苏中杰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就单方面违背了与苏中杰签署的合同。读了邓先生这段解释，我真不明白他是对著作权法一无所知呢还是明知故犯。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汇编作品由汇编人享有著作权，即使是“职务作品”，其作者也理所当然地享有著作署名权，而著作署名权属于著作人身权，它与作者本身不可分离，专属于作者，不能也不允许转让、继承或放弃，更不存在邓良平先生所说的“单方面授予”的问题。尤为可笑的是，邓先生认为，如果这套书因为主编署名问题而无法出版，苏中杰的署名权就成了“废纸”。著作权法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作品无论发表与否，作者均依法享有著作权。如果邓先生所言成立，那法律岂不成了“废纸”？既然邓良平先生“表示要向苏中杰道歉，并希望就此协商，看如何补偿”，却又不惜违反法律常识，多方托词辩解，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哪门子药？纳闷。

至于彭长城先生的解释，更是让人找不着北。他既不像苏中杰那样编制了整套书的编辑大纲，也不像苏中杰那样从事具体的编务工作。他念念不忘的是，这套书是他和邓良平先生策划的，“人文读本”的概念也是他提出来的：“就全套书而言，《读者》除了前期策划、组织以外，主要负责的是后期终审、三校、排版、原文作者的稿费发放联系等。我作为《读者》杂志主编，又是该书的策划并且主持该书编辑出版，由我出任该书的主编，既是合作一方甘肃人民出版社确定的职务行为，也有合作双方约定的法律依据。”如此说来，前期的策划、组织以及后期的出版业务等于主编工作？想菜名、洗菜切菜的能代替主厨？搞装修等于盖大楼？最令人纳闷的是：邓良平先生认为这套书属于苏中杰在“新星座”工作期间的“职务作品”，似乎不应当拥有主编署名权，彭长城先生也认为苏中杰是邓良平的“下属”，主编署名权仅仅是“新星座”公司的“内部问题”，最后彭长城先生又说他“出任”主编是出版方“确定的职务行为”——这是什么逻辑？我国著作权法规定，职务作品是指公民为完成法人或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作者享有绝对的署名权。这才是雷打不动、铁板钉丁的“法律依据”。

读完整篇报道，不知别的读者有何感想，反正我只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位彭“主编”真是主编吗？外加俩字：纳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