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醒龙及《天行者》的一点看法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在郑州的铁道警察学院待了一天左右，给公安作家解答了些许创作上的疑问，也开展了一个讲座。他在讲座中多次讲到古代中国的典故，而贯穿其中的关键词是“春秋大义”。刘醒龙认为“春秋大义”是创作中国故事的核心，得感动人，得在道德上处于一个高点。

说实在话，我尊重他的创作理念，但这种创作似乎稍显过时了。

私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在唐诗宋词和那本奇书《红楼梦》。论小说，《红楼梦》似乎是唯一能拿得出手放到世界文学之林的。小说这个文体本不是中国文学的强项，更何况20世纪中国小说家大量吸取西方创作理念和精华。如果要“讲中国故事”，项羽鸿门宴这种中国元素当然可以存在，但完全的“中国化”能带来什么呢？在技巧上，完全脱离世界浪潮，但见法国作家杜拉斯的《情人》在结构上的精致和变幻多端，以及大部分中国作家所落后的博尔赫斯的迷宫般叙事；在内容的最深处，最为接近伟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灵魂展现，川端康成式的民族美学，甚至是加缪的存在和抗争。若按刘醒龙所讲的纯“中国式”，我想，30年前是《平凡的世界》的时代画卷的铺展，今天是刘醒龙的《天行者》对民办教师处境的刻画，30年后依旧会是浅显的时代展现和道德上的充分赞誉。在深刻这方面来说，这种写作不仅难以达到人心纵深的探索，还是落后世界文学的发展的。不得不提刘醒龙对蒋方舟“中国文学处于世界文学的边缘”一话的态度，据我所知，蒋和阎连科关系甚好并且对他佩服有加，而在演讲中直接说出这类尖锐的话，可见她确是站在客观角度上对待中国文学的。蒋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家，却是一个不错的文学评论家。刘醒龙当众痛批蒋写作“处于边缘”，可以理解为他作为作家的自傲，但他似乎对于自己作品在世界中的定位有所高估，这是颇为尴尬的。因为中国文学还不至于傲立世界。

当然，刘醒龙的作品亦不是一无是处。《天行者》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自有一定道理。首先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占优，民办教师向来是中国不可或缺的群体，但同时又少得到目光的聚集。刘醒龙继《凤凰琴》写出《天行者》，顺理成章地在社会意义上产生一定效应。其次是故事格局不大，却可说反映了乡村民办教师的日常和生命的悲喜大事。而且刘醒龙写人际交往和各式各样的圆滑处事颇具经验，中国式的实际交往中，或柔或硬，弦外之音，他几乎都写得有声有色。

然而，《天行者》也有一些缺陷。语言不够细腻，而这似乎在许多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里都有所体现，毕竟茅奖偏爱史诗型故事，《白鹿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物的善似乎来得过分简单了，即使摆脱悲观主义来对待，张英才、蓝飞、夏雪、骆雨，以及每个村长余实之外的人，身上都带着刻意和满溢的善。这也间接导致戏剧冲突的刻意、不自然。

我读《天行者》少有感动，而唯一一处让我酸了鼻子的地方是夏雪父母在女儿死后来到界岭小学，以一种湖水般的平静看了看夏雪住过的屋子，和余校长等人交涉，想到女儿已经不在人世时，又突然大哭着喊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