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格林：《新政治科学》

沃格林的《新政治科学》是由六次讲座讲稿组成。书的原名是《真理和代表》，从他对“代表问题”的探讨开始，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新政治科学”。

一、代表

开篇沃格林就探讨了政治社会中的核心问题——代表问题。他认为政治社会正是借代表而获得存在并得以在历史中行动的。什么是代表问题？代表问题不仅指特定的人或团体代表其所处的社会，也包括为了论证其代表的合理性，而创造的将其自身解释为超越真理的代表者的那些符号，也即一系列的思想观念。

沃格林认为政治科学研究不应仅局限于描述现存的制度及其背后的原理，因为这样通常意味着承认现存制度及政治秩序的合理性。政治科学应该研究政治社会中的人之存在和一般的秩序原理。这大概也是这本书的题目“新政治科学”的意涵所在。具体到代表问题上，如果仅从现存政治制度来理解代表问题，我们极易将之等同于现代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议制，即民众通过选举选出代表代行政治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苏联式的代表制是虚伪的，因为没有经过西方意义上的选举而获得人民的同意。但是如果把历史拉长来看，代表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选举，而在于归责。什么是归责？沃格林是这么解释的：“人类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利于行动的社会，这个过程被称为社会的连属化（the articulation of a society）[说实话我觉得这个翻译怪怪的……]，政治连属化的后果，是人类产生了统治者，他们能够为社会而行动，他们的行为不是被归责于一己之私人，而是被归责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当一个人的行为事实上被这样归责时，他就是一个社会的代表。”（P.41）沃格林进一步区分了代理和代表，“代理应该理解为一个被其委托人授权按照指示办理一项具体事务的人，而代表则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权力为一个社会行动，所依据的是他在共同体结构中的地位，而不是办理特定事务的具体指令，他的行动事实上不会被该社会成员拒绝。”（P.42）从这个角度看，尽管没有经过西方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苏联政府却是实实在在代表苏联社会在历史中行动。实际上，历史上的君主、主权者都是这样的代表。

任何社会都需要代表，只不过西方国家，尤以英国为典型，经历了政治权利民主化的过程，即从一开始国家只属于国王，到贵族，再到普通民众也是国家主人的历史演变，从而使得代议制成为产生社会代表的主要形式。沃格林认为这是属于西方的特殊的社会连属化过程，因此“它显然不是人之本性的一种属性，而是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也只是西方才具备。在东方，这些特定的条件在历史上不存在，这个类型的连属化完全没有发生——而东方却是人类的更大部分。”（P.45）考虑到这一点，沃格林还捎带批评了一下西方输出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行为，“我们自己的对外政策，试图通过向许多地区推广初级意义上的代表制（自由民主的代表制）来治疗世界的邪恶，而在那些地区却没有这种制度起作用的存在上的条件，这种真诚而幼稚的努力是造成国际混乱状态的因素之一。”（P.55）[听起来颇符合我们的政治宣传哈哈……但两者的论证出发点是截然不同的]

接下来，重点来了？代表可不是谁都能当的。什么人，以何种方式才能获得一个社会的代表资格呢？依靠武力当然可以成为代表，但这种代表权是不稳定的，要想获得持久的代表权，必须有一套符号话语，论证自己代表的合法性，这就涉及到“代表与真理”的问题了。

二、代表与真理

人是会思考的动物，政治社会的存在与运转与思想观念密不可分。用沃格林的话来说：社会是一个凭借自我解释从内部彰显的意义小宇宙。社会通过什么样的符号和话语解释自我存在的意义，是政治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沃格林引用奥里乌的观点：“统治权力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把先前存在的、无组织的繁多人群转变为一个适合于行动的有组织的身体，创建一个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这种建制的内核是一个理念，即‘指导思想’，那就是实现和增强它，巩固它的权力，统治者的特定职能就是孕育这一思想及其在历史中的实现。当统治者开始致力于这一思想，并获得成员们的‘经常性的同意’时，建制就成功地完成了。成为代表意味着在统治的位置上，通过具体制度来领导这一思想的实现事业，一个统治者只要能使他的实际权力代表这一思想，他的权力就具有权威性。”（P.53）话有点绕，简单来说，统治者要真正具有权威，必须有一套支撑其统治的理念，而且这套理念有与之配套的具体制度落实下去，并获得被统治者经常性的同意。

从历史上看，大多数早期帝国都经历了宇宙论真理的阶段。所谓宇宙论真理是指，人们认为宇宙秩序是最高最完美的秩序，而社会自身是宇宙秩序的代表，帝国统治者的任务在于确保社会秩序与宇宙秩序相和谐。统治者通常号称自己掌握了宇宙秩序的真理，而敌人则是失序和混乱的代表。历史上很多帝国，例如蒙古帝国就是运用这类宇宙论论证自身存在和征服其他民族的合法性。[有意思的是，沃格林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类宇宙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宇宙秩序的真理被代之以一种历史上固有的秩序的真理。”（P.63）历史唯物主义替代宇宙论成为真理。]

然而，不同的政治社会必然会有不同的真理符号，而且它们往往是冲突的，如何看待这些不同的真理符号呢？它们都具有同等的地位？抑或只有其中一些算得上真正的真理？有没有真理的真理？真正的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沃格林认为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30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文明时代，各大文明都开启了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在中国是孔子、老子和诸子百家时代，在印度是奥义书和佛陀时代，在波斯是琐罗亚斯德教时代，在以色列是先知时代，在希腊是悲剧和哲学家们的时代。他以柏拉图为例来进一步论述真正的真理。

沃格林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人之心灵的真正秩序的发现者。他们致力于考察人的灵魂，将心本身作为人内部的一个新的中心，在那里人把自己经验为向超越的实在的敞开，灵魂的敞开，在这个敞开的过程中，人发现了自己的真正本性。“当人心向上帝的真理敞开时，人就会处于他的存在的真理之中了；当上帝的真理塑造了人心，使之对那不可见的尺度具有感受时，上帝的真理就会在历史上变得明显了。”（P.74）这听上去有点玄，灵魂的敞开究竟是怎样一种状态？什么意义上的灵魂敞开才能发现人的真正本性？对于这个问题沃格林也承认很难描述，因为那属于一个看不见的维度，“不朽者的心灵是人全然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他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不可见的和谐比可见的要更好更优越更强大”。沃格林进一步指出，这种不可见的和谐是难以找到的，它根本就不可能被找到，除非灵魂被一种预见性的冲动引向正确的方向，但这并不证明这种和谐不存在，它应该是人的灵魂转而向之敞开的所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喻就是形容这种转向。实现了这种转向的人，即哲学家，认识到了人的真正秩序，通过这个真正的秩序可以度量和划分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之类型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秩序类型，因为城邦是大写的人。简而言之，“由于上帝是他的灵魂的尺度，所以他能够成为社会的尺度”，这就是真正的真理的标准，一种不同于社会既存真理的新真理。因此，哲学家的真理标准与社会既存的真理标准总是冲突的，这也是苏格拉底之死的缘由。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早的悲剧作家也能体验到这种新的真理，沃格林援引了埃斯库罗斯的《乞援者》为例加以说明。

历史上的另一种真理类型是基督教的“救赎论真理”。基督教的真理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的敞开有类似之处，基督教有了更明确的灵魂敞开对象——上帝。与之后要重点论述的灵知主义相较，宇宙论的真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真理以及救赎论的真理都承认人是有限度的，人只有向无限（宇宙、实在、上帝）敞开，才能获得真实的存在。基督教在早期，尤其是奥古斯丁的时代，还保留着这种敞开，只有上帝之城是值得仰望的，世俗之城只是人的短暂停留之所。但是后来的基督教偏离了这条道路，人们杀死了上帝，从“上帝是人的尺度”的时代进入到“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灵知主义时代。

三、灵知主义

沃格林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灵知主义的生长。何谓灵知主义？灵知主义（Gnosticism）最大的特征即人杀死了上帝，人的启示替代了上帝的启示，以前归属于上帝之城的荣耀，现在在世俗之城就能实现。用沃格林的话说：灵知主义把上帝拽入人之中。我们不再需要一个上帝作为超越的存在，人类自身就是上帝，就是最高的善。

灵知主义是从基督教发展而来的，沃格林认为它最早始于约阿希姆。不同于奥古斯丁，约阿希姆把三位一体的概念运用于历史进程，使得原本只能在上帝之城实现的事情，现在可以在人类自身的历史当中实现了。具体而言，人类历史有三个时代，对应于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第一个时代是圣父时代，随着基督的降世，开始了圣子的时代，圣子之后是第三个时代，圣灵时代。第一个时代的领袖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时代的领袖是基督，第三个时代将于1260年开启，会出现一个巴比伦之王，成为这个时代的领袖。沃格林认为约阿希姆的末世论开启了一套直至今天仍然支配我们的现代政治社会自我解释的符号。这包括：第一，三个时代前后相继的历史观。从人文主义者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到黑格尔的自由、自我反思的精神实现三段辩证法，到马克思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的三段辩证法，都是这种历史观的体现。第二和第三个符号是领袖和先知，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应的领袖和先知，只有他们清楚并能够揭示历史的进程。第四个符号是一个自由完满的新世界，在其中人们精神上臻至完美，上帝之国在此世人类历史过程中就能够实现，这是一种新的末世论。从此人类历史也有了目的和方向，人们抛弃了历史本身是无意义的，是有盛衰循环的观点。这种历史主义本身也是灵知主义的一个表现，正是这种灵知主义的错误摧毁了人类关于盛衰之节奏的古老智慧。

沃格林进一步分析了这种新的末世论和历史理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这根本上是源自于人对自身不确定性的焦虑，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人创造了有目的的历史，从而获得了关于历史的意义，关于他们自身在历史中的位置的确定性。之前人们只能通过向上帝敞开来获得这种确定性，但这种敞开的等待、沉闷、孤寂，对许多人而言是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人于是干脆自己创造一个上帝，“比如，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把超越的上帝解释为人自身中最优秀的部分向一个神性彼岸的投射，在他们看来，当人把这投射拽回其自身，当人开始意识到自己就是上帝，当最终人被改造成超人时，历史的伟大转折就会到来。”（P.133）简言之，灵知主义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堂。灵知主义从原始基督教的超越退却，赋予人以及他在世间范围内的行动以末世论的圆满的意义，克服了信仰的不确定性。

灵知主义本质上是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尽管在沃格林看来这种肯定并不一定是福音，但是它确实带来了很多“进步”，比如在科学、技术、人们生活水平、健康和舒适等等方面取得的长足进展，因为正是灵知主义最有效地释放了人类建设文明的力量，产生了蔚为壮观的西方进步社会的景象。这是否意味着灵知主义本身就等于进步呢？答案是否定的，正是在这里沃格林看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一方面物质上极大丰富，另一方面精神上不断衰落，表现在极权主义的兴起，世界战争的不可避免等等。沃格林正是试图从灵知主义的角度解释这个矛盾。

四、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沃格林认为灵知主义是对真正的存在秩序的颠覆，不幸的是，我们的时代正被各种形式的灵知主义覆盖而不自知。灵知主义肇始于西方文明自身的败坏，但是现在已经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灵知主义创造一个脱离真实的梦想世界，人们生活在这个梦想世界当中，却以为生活在真实世界当中。这似乎很令人悲观绝望，但是沃格林认为仍然存在希望，一方面，灵知主义永远无法阻挡人们对超越体验的追求，另一方面，在西方仍然存在着古典时期的智慧，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存在的智识传统，可以对抗灵知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