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为你拂去远古时代的尘埃，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
到现在为止，中华远古时代的历史还是存在很多争议，例如，究竟有没有夏朝？有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出土，但没有明确的文字出土，一直没有得到承认；又如良渚文化，出土了如此之多的物品，那么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上？1899年以来甲骨文考古的发达，究竟给传统史学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每一个史学爱好者深究的。
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王玉哲的《中华远古史》，可以说是史学爱好者的一本入门书籍。王玉哲（1913.1—2005.5），字维商，河北深县人。中国著名先秦史专家。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钱穆先生学治中国古史，1940年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作史学部研究生，导师为唐兰先生。1943年至今先后受聘于华中大学、湖南大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教授及博士生导师等职。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等职。著作有《中国上古史纲》、《古集林》等书；主编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卷》等；撰有先秦史研究论文百余篇。
《中华远古史》是王玉哲教授毕生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猿人开篇，一直写到西周末，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
一、人类起源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历来存在着一元（即一祖）或多元（即多祖）的问题。一元说认为全世界人类起源于一种古猿，这种古猿后来才演化成各种不同的人种；多元说认为世界各地不同的人种是由各种不同的古猿演化来的。
作者认为，近几十年来，广大地区发现大批的猿类和人类化石，经过科学家的分析研究，已充分证明一元说是正确的：科学家公认人类是从拉玛古猿或南方古猿发展而成的。
二、我国古籍记载的母系氏族遗风
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母系氏族阶段。这是现代科学的发现，中国古人并不知道也不认可，但是，很多古籍记载了母系氏族遗风。如关于“知母不知父”的记载，《吕氏春秋·恃君》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庄子·盗跖》说，神农时“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商的始祖契，史称其母为简狄；周的始祖弃，史称其母为姜螈，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这其实正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明证。
再有就是族外婚。本族的男子一定要出嫁给他族的女子；同样，本族的女子也一定要招外族的男子来自己族内为夫 。亲属称呼也可以提供一些证据，如婿称岳父为舅，称岳母曰姑；妇称丈夫之父为舅，称丈夫之母曰姑。
还有就是父、子、孙的关系。古代讲究父子不相续相处，而祖孙相续相处；祖孙同图腾（姓），而父子则否。在我国古文献上所载的祭祀，就体现了这种痕迹。《札记·曲礼上》：“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古代祭祀时代表死者受祭的活人），子不可为父尸。”
古帝王称“毓”称“后”。“毓”为《说文》“育”字之或体，所以“毓”即生育的意思。以含女性字义的毓或后称古帝王，实暗示远古母系社会之酋长为女性，故以母之最高属德之生育尊称之。中国古时有女子称姓的习惯，而所有古姓，大半从女偏旁，如妫、姚、姬、姜、嬴、姑、好、匽等几个最普通的姓都从女，这也暗示我国古代社会有过一个女性为中心的时期。
三、禅让的传说，究竟是真是假？
《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叙述尧、舜、禹时的王位更替，是实行一种“禅让”制度，说唐尧不将帝位传给他的儿子丹朱，而咨询四岳（姜姓），四岳推举虞舜为继位人；舜经受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正式即位；舜也照样不传给他的儿子商均，而选出禹来摄行政事；舜死，禹继位；禹在位时，本来也不传其子启，当时众人举皋陶为继位人；不久，皋陶死，又举皋陶子伯益为继位人（似乎已有父死子继之意）；禹死，其子启夺伯益位自立，禅让制度至此废止。
王玉哲先生认为，《尧典》的著作时代不会早于春秋、战国，但其中一些术语和制度，合于甲骨卜辞的不少，其史料价值不能忽视。尧、舜的禅让制度，是晚周人一致的传说，必有部分史实根据，而不会完全出于向壁虚造。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儿子属于他们母亲的氏族，儿子与父亲不属于同一个氏族，父亲的财产或职位，当然不能传给异族的人。父亲死后，其财产和职位只有另从父亲的氏族内选举继承人了，各地母系氏族社会里，酋长的更替都是通过氏族成员民主选举产生，而不可能实行传子。
尧、舜、禹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时代，可是这种旧传统仍在继续，这就是古代传说中“大同”社会的“选贤与（举）能”的制度，也是传说中的“传贤”或者“禅让”制度。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恐怕正是处在这个由民主选举到王权世袭的过渡阶段的产物。
不过，周、秦诸子虽然大都认为尧、舜、禹是实行禅让制，可同时在晚周人中间也流传着与此完全相反的“篡夺”的传说，如《韩非子》说：“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山海经·海内南经》称尧之子为“帝丹朱”，可证尧之子丹朱曾一度继父位为帝。
《韩非子》《竹书纪年》《山海经》中所引的这些传说，都反映了另一种可能：尧在末年把酋长职位传给儿子丹朱，而有势力的有虞氏舜，借口尧破坏了民主选举制，把尧囚起来，又放逐丹朱，把最高领导权篡夺到自己手中；舜临死前也想把酋长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夏禹也借口不能破坏旧传统，逼迫舜把酋长职位让给他；夏禹最后终于占据了这个最高职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尧、舜、禹处在这两种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旧传统“禅让”制虽然仍在执行，但酋长都已经视其职位为私有，都想传给自己的儿子。另外一些显贵，则利用氏族选举的传统，作为进行夺权的借口。父子相传的世袭制就是在这种反复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加强的。
人们逐渐感觉到“选贤与（举）能”、“天下为公”的旧制度已经过时，于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天下为家”的新时代终于出现。
这本书，应该说汇聚了王玉哲先生毕生的治学经验，详尽论述了中国远古历史从史前文明经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演变、发展的过程，尤其对夏、商、周三代的族源、地望、世系、宗法制度、继承制度、政权形式、社会经济及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述见解独到。爱好远古史的读者，一定不能错过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