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大学精神

        欧洲中世纪恐怕是历史上争议最多的时代之一。且不说关于其起始时间定义上的混乱，在向这个词语深处挖掘的过程中，我们探询的触角就遇到了多重的困惑。究竟是心智上的蛮荒还是萌芽，文化上的断裂还是创造，纷繁杂乱的评价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几乎被同时贴在它身上。这是历史经验中的“沉默”进入“言说”领域之后所遭遇的必然结果。
        的确，从西元六世纪到十一世纪初，除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统天下之外，这段时期呈现给我们的唯一丰富的文化遗产，恐怕只有方言史诗里充满粗犷气息的民族性格。由于文字史料的相对缺乏，我们无从了解大多数人的命运和心智生活。而文艺复兴对它的偏激态度被后世继承下来，冠之以文明/野蛮的二元对立，用其来衬托自身的“进步”。
        作为文明的承载基因，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否成了历史学家评定文化进度的最佳参考。很多盛赞中世纪的历史学家都为十二世纪下半叶至十三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出现的“文化复兴”惊叹不已。世俗政权的初步巩固，教会的全面普及和都市商贸的繁荣，刺激了大学等一系列教育机构的繁荣。在最初的大学城里，它所吸纳的人群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充斥着各种“乞丐、酒徒、浪子、纨绔子、饕餮之徒、登徒子以及莽汉”，这与我们通常所认为大学是宗教的禁脔之地截然不同。身份的多样化和人格的自由化在这里充分地彰现出来，学生之间聚众闹事，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我们可以在想象中体验十二世纪巴黎大学城所具有的年轻活力。陈腐学问与新锐思想并行不悖、漂流生活和谈情说爱倍受青睐。此时的大学尚未定型为“为追求知识和学问而聚集起来的专有团体”，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知识行会。从这些喧嚣声中我们嗅出了中世纪诸多鲜为人知的民间元素：漂泊学生身上不为一般礼法所允许的种种放纵之乐，游荡生涯中的感官享受以及对教会条例极尽讽刺之能事。这些放诞行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者那里得到了更为夸张的表现。
        当时主宰大学讲坛的经院哲学成为后一个世纪激烈攻击的对象。通过文艺复兴的再造和重构，中世纪的大学在后世的印象中变成了枯燥、琐碎和玄奥的代名词。教授们只知道死啃书本上的经义；而学生就像“被蒙住眼睛，上了套的驴子”，对他们所读的东西一无所知。如果没有皮埃尔·阿贝拉尔的出现，中世纪大学似乎毫无生趣可言。正是这位经院哲学家，因其过人的才赋以及传奇经历倍受世人瞩目，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他个性魅力的吸引下，大学里的“唯知”运动方才蓬勃发展起来。此时的大学城充满了对知识理性及自由个性的崇拜，与我们印象中的经院哲学大相径庭。阿贝拉尔代表了中世纪大学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之后，知识和个人独立，成为大学首要的倡导之精神。
      从经院哲学中解脱出来的大学，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运动中，对它的成员们开始了漫长的自我剔除。我们发现，在随后两个世纪里，大学和初级学校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现。人文主义者们不遗余力地推崇知识理性，文法学校的出现标志着知识大众化和普及化。而与此同时，原先充斥在大学城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渐渐在公众的视野中绝迹。中世纪大学所享有的崇高特权以及对民间元素的吸纳几乎是同时开始走向衰颓，大学在近世逐渐蜕变为拥有世俗知识的合法机构；而文法学校的建立，对公众阅读和书写能力的要求又将中世纪之残余重新过滤了一遍。大学开始确立其世俗地位，并成为文法学校的进一步延伸：让更多的人来更深入掌握最精深的奥秘。至此，文艺复兴关于大学是破除权威迷信，确立自由人格之地的光辉理想，却在实践中一步步走到了它的反面。我们将会看到，祛魅了昔日的宗教光环之后，知识偶像们又俨然成为大学讲坛上新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