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将至》：奴隶、联邦与美国内战的起源

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以巨大的死亡人数、难以衡量的财产损失，以及情感创伤，在美国史上刻下了一道无法回避的印痕。大约一百年之前，殖民地的人民还共同致力于对抗宗主国英国的所谓“暴政”，此后走上了发展和进步的通途，那么，新生的共和国又何以会突然出现一场残酷的战争？战争是导火索和它真正的起源到底是什么？

类似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学术界，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广为流传的一种就是将内战视为南方和北方两种文明——南方静止的、保守的农业文明与北方活泼的、日新月异而信奉自由的工业文明（这种理论，或多或少可以称作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渊薮，只是后者更强调宗教差异）——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所致。尽管也拥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这种理论在很多方面都遭到了历史事实的挑战，因为南方并非没有工业文明，只是不如北方突出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到内战起源的问题上仍然很有必要，至少《危机将至》的作者戴维·M. 波特持这种看法。波特认为，尽管奴隶制是内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战争局面的来临主要来自联邦自身的存废激起的对立，当然，奴隶制的存在与否是南、北方设想的联邦生命体的关键之一。波特竭力对抗那种将内战的起源集中于某一特定节点的做法，也对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在他那里，内战的起源既包括累积的历史问题，又不能脱离对现实因素的把握。

尽管认为奴隶制是内战的起源的典型观点有偏颇之处，但是，在内战前的数十年里，奴隶制的确在美国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美国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德克萨斯，以及广阔的西部领土逐渐申请建州，共和国的新领土上是否施行奴隶制，不止是道义问题，还涉及地区权力的平衡——是增强了蓄奴州的力量，还是扩大了自由州的势力——以及至关重要的总统职位归属问题。

不可否认，奴隶制的存废问题的确让南北双方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分歧，不过，此类矛盾早在共和国建立伊始就根植于政府的架构之中，联邦派以对奴隶制的默认换取松散的联邦制度，而基于人口数量分配的众议员的机制，也将奴隶换算成了五分之三人口。此后，奴隶制相关议题总难免围绕历史先例进行，不管是《密苏里妥协法案》，还是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还是堪萨斯的奴隶制（引入还是禁止）问题。

相比奴隶制激起的种种争议，真正让蓄奴州担忧的，恐怕不能不算是北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林肯的当选。尽管如今看来，林肯远非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也称不上宣称人类皆平等的先知，但是，相较蓄奴的支持者来说，他显然被目为不加区别地划进奴隶制的反对者，也即蓄奴州的敌人，对林肯当选总统后南方将丧失对奴隶制事务的权力的想象，无疑要为南方最终选择脱离联邦，成立邦联负责。

然而，脱离联邦并非自然而然，因为南方诸州远非众志成城，不仅因为南方内部就是否坚持留在内部存在分歧，而且因为有些南方州对于北方的经济依赖格外严重，特别是棉花种植园复合体大量遍布的州。因此，不让人意外的是，恰恰由于不少南方州屡屡谈及了脱离联邦，北方人对此早已免疫，认为这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虚张声势，何况南方对联邦的依赖丝毫不逊色于联邦对南方的需要。

与传统的或典型的阐释不同，波特认为，我们应当努力摆脱后见之明的影响，避免试图洞悉各方立场，以便把握整体局势，相反，非理性的因素在内战前史中起到了无法忽视的作用，特别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对美利坚民族情感共同体的建立的影响，以及约翰·布朗的疯子一般的革命行为暗示的黑奴暴动的恐惧，后者如末日前景一般萦绕在南方大种植园主心头，并为他们选择脱离联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美国内战的起源，套用威尔逊评价一战的起源时所说的话，即，是“一切的一切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