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认同的泥沼
1922年，Walter Lippmann的经典著作《公众舆论》问世，时至今日83年，读来却仍感到触目惊心，丝毫不感时间尘埃的侵蚀。固然其中很多事例今人不免觉得陌生遥远，但回味中仿佛纵览到近一世纪来人类崛起的、横行的传播产业，纠结的、消长的利益集团，以及蓬勃的、诡谲的公众舆论，那混沌之中的主线和游戏规则却没有变化。
Lippmann着力分析了和公众舆论看似枝蔓牵连、实则密切相关的种种领域和事业，出发的基点不外乎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
不论是公众舆论某种意义上的盲目性也好，个人成见的偏执也好，都是这个客观世界的既成事实，并不能被人的主观意愿所转移所清除，所以在如Lippmann那样努力整理头绪、试图看清现象背后的联系之后，我们对此意欲如何？Lippmann毫不讳言，开篇即点出：“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我要指出，政界和产业界的茫然无措，恰好给政治科学提供了充实自身和服务大众的机会。”不必多言，这表明了Lippmann的立场。
在《作为屏蔽的成见》一章中，我们这位睿智犀利的作者说：“成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中立的。它不仅仅是用井井有条的方式替代现实的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依我的理解，在时间和历史行进的大道上，不息地滚动着无数交叠的循环：身份认同——成见体系——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周而复始。貌似客观、履行公事的新闻，目的明确、毫不掩饰的宣传（propaganda）,都不过是尽力参与融合到特定的循环里去罢了。令我沉思的是，若说Lippmann年代里身份认同还较为清晰可循，以“身份政治”为时髦字汇的今天，人们往往会陷入这样一个泥沼：身份太多重并且常常彼身份与此身份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矛盾，面临行动的关头，感到彷徨无措。如果轻率抉择，你会感到因漠视自身原则（“原则”）带来的负罪感，久而久之容易干脆疏离于世俗政治，麻木不仁不以为意；如果反复权衡，那么分裂的焦灼将把你拖到一个无奈至极的虚空里面，仍旧无法行动。Lippmann认为，成见——由特定身份、立场决定的成见——之所以举足轻重，正因为它毫不含糊地指导着行动。
早在人们忧虑电视的诞生和普及将导致人情冷漠、社区瓦解时，就有学者指出它同时将超越空间的屏障、凭概念有力地拉近和聚合同一群体的成员，例如女性，黑人，客籍打工者，反对堕胎人士……待到互联网的全球覆盖，这个趋势更加迅猛强力不可抗拒。你可以是一个男人，一个秘密的双性恋者，一个华裔爱尔兰人，浸礼会教徒以及烧制玻璃的艺术家。人们通过媒介图像认识真实世界，采纳被简单化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定义自我。取舍和相应，互动之中一套套成见体系被慢慢完善和坚固，可是当多种身份导致的多种体系冲突，该如何是好呢？世纪审判辛普森案中，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通过被采访者的选择强化了刻板印象，也激化了群体冲突。狂风暴雨之下的黑人女性感到彷徨，因为作为黑人她想支持辛普森（倾向于认为他无罪），作为女性她又对有虐妻前科的辛感到愤怒。贫穷的白人在对辛的诅咒和唾骂里，燃起对黑人种族的蔑视，却忘记了自己作为没有经济势力而被边缘化、沉默化的一类，应当和贫穷的黑人们一样，起而指责能雇得起极品律师团对法律审判翻云覆雨的富人们。
阶级（class）一词在马克思时代曾有效的作为划分人们的手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候最上那一层同时握有资本、权力和智识，而最下的，从哪方面看都备受剥削压榨。号召鼓动是容易的，有事实为证。到了马克斯•韦伯那里，技能及对整个市场的贡献取代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区分阶级的钥匙。随着“知识沟”理论的诞生，“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紧接其后，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information-rich, information-poor）的分野也愈发明显，意义深远。
越来越频繁地，我这个21岁然而已足够复杂的身份认同矛盾结合体，被绊倒在看不清边缘和指引的泥沼里，彷徨不已。神经质地不断警醒自己成见的闭塞和顽固，期望从一切话语中看出阴谋，尝试转换身份去审视和透析，得到的却是更加无法把握的世界，以及该当表态时的临阵脱逃。在我前面提到的“身份认同——成见体系——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循环里，价值判断恐怕可以标志着行动的开始。王小波曾写道：“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特别热爱做价值判断。”当时当地，我合上书深以为精当。后来，屡屡将此语丢给忙着侧目褒贬的人们，至少留得自己的清闲。然而今天，我早已走离因自己不按牌理出牌而惹来议论的私领域的烦恼，更愿意以冷静的目光来看待这个戏剧化的社会现象。我认为，作为个人，我们从任意一个自身的成见体系里引导出价值判断之前，都要格外谨慎和负责。作为研究者，或者意在深入了解某事物的人，应该主动最大限度的弱化价值判断（当然不可能完全禁绝）。
我不由想起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曾读过美国一本教材《Media & Culture》（Richard Campbell,2003）,讲到媒介批评的四个步骤：描述（description）-分析（analysis）-诠释（interpretation）-评价（evaluation）,重点在诠释一环，并且认为一旦开始评价，就立即失去了研究者的身份。然而，中国的媒介批评则认为价值判断是核心，其他一切都为价值判断而服务。价值判断就要有标准，这里的标准是“主流/国家意识形态”，也是根据这个标准，大众文化被定义为平庸浅薄的文化。我转而想起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大众文化已经永远背离了高雅——低俗之分的过去，而展现为交错复杂的一张多元文化地图。Lippmann说任何理论都是成见。但是显然一切并不乖乖地停滞在这样一个论断的句号上。作为年轻知识分子（姑且这么说），我难以接受武断判定媒体媚、大众俗的官方话语；作为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我一见到“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就头痛和哂笑；而作为将跻身精英的名校学子，仿佛正该尽力向“主流/国家意识形态”靠齐。我，知识的富人，资本权势的穷人，上升、转变中的彷徨人。
随着时间的演进，不知我是否要愈来愈深的陷入身份认同的泥沼，和自己的种种“理应”的成见系统交战，不能自拔。有时候，单单认识到一个既成事实只会令人愈加的苦恼和惶惑。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身份认同——成见系统——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如果有一天，我像Lippmann一样明确了所在的立场和目的，就能利用舆论操作民意大步向前，至少不至于在一片无边的混沌里冥想唏嘘。然而那时候的我，由现在的某个我看来，未免有些悲哀。
Lippmann着力分析了和公众舆论看似枝蔓牵连、实则密切相关的种种领域和事业，出发的基点不外乎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
不论是公众舆论某种意义上的盲目性也好，个人成见的偏执也好，都是这个客观世界的既成事实，并不能被人的主观意愿所转移所清除，所以在如Lippmann那样努力整理头绪、试图看清现象背后的联系之后，我们对此意欲如何？Lippmann毫不讳言，开篇即点出：“如果舆论想要发出声音，那就必须利用新闻界加以组织，而不是像今天的情况那样由新闻界加以组织。……我要指出，政界和产业界的茫然无措，恰好给政治科学提供了充实自身和服务大众的机会。”不必多言，这表明了Lippmann的立场。
在《作为屏蔽的成见》一章中，我们这位睿智犀利的作者说：“成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中立的。它不仅仅是用井井有条的方式替代现实的庞杂喧嚣的混乱状态。……它是对我们自尊心的保护，是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自身的意识、我们自身的价值观念、我们自身的立场和我们自身的权利。”依我的理解，在时间和历史行进的大道上，不息地滚动着无数交叠的循环：身份认同——成见体系——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周而复始。貌似客观、履行公事的新闻，目的明确、毫不掩饰的宣传（propaganda）,都不过是尽力参与融合到特定的循环里去罢了。令我沉思的是，若说Lippmann年代里身份认同还较为清晰可循，以“身份政治”为时髦字汇的今天，人们往往会陷入这样一个泥沼：身份太多重并且常常彼身份与此身份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矛盾，面临行动的关头，感到彷徨无措。如果轻率抉择，你会感到因漠视自身原则（“原则”）带来的负罪感，久而久之容易干脆疏离于世俗政治，麻木不仁不以为意；如果反复权衡，那么分裂的焦灼将把你拖到一个无奈至极的虚空里面，仍旧无法行动。Lippmann认为，成见——由特定身份、立场决定的成见——之所以举足轻重，正因为它毫不含糊地指导着行动。
早在人们忧虑电视的诞生和普及将导致人情冷漠、社区瓦解时，就有学者指出它同时将超越空间的屏障、凭概念有力地拉近和聚合同一群体的成员，例如女性，黑人，客籍打工者，反对堕胎人士……待到互联网的全球覆盖，这个趋势更加迅猛强力不可抗拒。你可以是一个男人，一个秘密的双性恋者，一个华裔爱尔兰人，浸礼会教徒以及烧制玻璃的艺术家。人们通过媒介图像认识真实世界，采纳被简单化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定义自我。取舍和相应，互动之中一套套成见体系被慢慢完善和坚固，可是当多种身份导致的多种体系冲突，该如何是好呢？世纪审判辛普森案中，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通过被采访者的选择强化了刻板印象，也激化了群体冲突。狂风暴雨之下的黑人女性感到彷徨，因为作为黑人她想支持辛普森（倾向于认为他无罪），作为女性她又对有虐妻前科的辛感到愤怒。贫穷的白人在对辛的诅咒和唾骂里，燃起对黑人种族的蔑视，却忘记了自己作为没有经济势力而被边缘化、沉默化的一类，应当和贫穷的黑人们一样，起而指责能雇得起极品律师团对法律审判翻云覆雨的富人们。
阶级（class）一词在马克思时代曾有效的作为划分人们的手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时候最上那一层同时握有资本、权力和智识，而最下的，从哪方面看都备受剥削压榨。号召鼓动是容易的，有事实为证。到了马克斯•韦伯那里，技能及对整个市场的贡献取代生产资料所有权，成为区分阶级的钥匙。随着“知识沟”理论的诞生，“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紧接其后，信息穷人和信息富人（information-rich, information-poor）的分野也愈发明显，意义深远。
越来越频繁地，我这个21岁然而已足够复杂的身份认同矛盾结合体，被绊倒在看不清边缘和指引的泥沼里，彷徨不已。神经质地不断警醒自己成见的闭塞和顽固，期望从一切话语中看出阴谋，尝试转换身份去审视和透析，得到的却是更加无法把握的世界，以及该当表态时的临阵脱逃。在我前面提到的“身份认同——成见体系——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循环里，价值判断恐怕可以标志着行动的开始。王小波曾写道：“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特别热爱做价值判断。”当时当地，我合上书深以为精当。后来，屡屡将此语丢给忙着侧目褒贬的人们，至少留得自己的清闲。然而今天，我早已走离因自己不按牌理出牌而惹来议论的私领域的烦恼，更愿意以冷静的目光来看待这个戏剧化的社会现象。我认为，作为个人，我们从任意一个自身的成见体系里引导出价值判断之前，都要格外谨慎和负责。作为研究者，或者意在深入了解某事物的人，应该主动最大限度的弱化价值判断（当然不可能完全禁绝）。
我不由想起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曾读过美国一本教材《Media & Culture》（Richard Campbell,2003）,讲到媒介批评的四个步骤：描述（description）-分析（analysis）-诠释（interpretation）-评价（evaluation）,重点在诠释一环，并且认为一旦开始评价，就立即失去了研究者的身份。然而，中国的媒介批评则认为价值判断是核心，其他一切都为价值判断而服务。价值判断就要有标准，这里的标准是“主流/国家意识形态”，也是根据这个标准，大众文化被定义为平庸浅薄的文化。我转而想起西方后现代主义认为大众文化已经永远背离了高雅——低俗之分的过去，而展现为交错复杂的一张多元文化地图。Lippmann说任何理论都是成见。但是显然一切并不乖乖地停滞在这样一个论断的句号上。作为年轻知识分子（姑且这么说），我难以接受武断判定媒体媚、大众俗的官方话语；作为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我一见到“教育群众”、“引导群众”就头痛和哂笑；而作为将跻身精英的名校学子，仿佛正该尽力向“主流/国家意识形态”靠齐。我，知识的富人，资本权势的穷人，上升、转变中的彷徨人。
随着时间的演进，不知我是否要愈来愈深的陷入身份认同的泥沼，和自己的种种“理应”的成见系统交战，不能自拔。有时候，单单认识到一个既成事实只会令人愈加的苦恼和惶惑。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身份认同——成见系统——价值判断——舆论氛围。如果有一天，我像Lippmann一样明确了所在的立场和目的，就能利用舆论操作民意大步向前，至少不至于在一片无边的混沌里冥想唏嘘。然而那时候的我，由现在的某个我看来，未免有些悲哀。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