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埃德温·阿瑟·伯特（Edwin Arthur Burtt）1892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父亲是浸礼会牧师，13岁时随做传教士的父亲来到中国南方。部分出于对父亲狭隘宗教观的不满，伯特在17岁前回到美国，先后在赫尔蒙山中学（Mount Hermon School）、耶鲁大学、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学习，获神学硕士学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1－1923年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23－1931年于芝加哥大学，1932年于康奈尔大学塞奇哲学学院（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1941年任苏珊·塞奇（Susan Linn Sage）讲席教授，1960年退休，1989年去世，享年97岁。他强调各大宗教所共同秉持的基本信念，鼓励同情式地理解每种宗教的独特性。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他成为贵格会[又称公谊会]成员（Quaker），1947年在印度成为一名佛教居士。伯特也是应邀参加1956年的佛陀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的两位西方人之一。
伯特一生主要关注哲学史、宗教史和宗教哲学，主要著作有：《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1924），《科学时代的宗教》（Religion in an Age of Science，1930），《正确思考的原则和问题》（Principles and Problems of Right Thinking，1931），《英国哲学家：从培根到密尔》（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1939），《宗教哲学的类型》（Types of Religious Philosophy，1939），《慈悲佛陀的教诲》（The Teachings of the Compassionate Buddha，1955），《人寻求神：宗教史和宗教比较研究》（Man Seeks the Divine: A Study in the History and Comparison of Religions，1957），《寻求哲学理解》（In Search of Philosophic Understanding，1965），《人的旅程》（The Human Journey，1981）等等，其中最有影响的则是《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部科学史和哲学史著作。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最初是伯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原名为《艾萨克·牛顿爵士的形而上学：论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s of Sir Isaac Newton: An Essay on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 of Modern Science）。第一版于1924年在伦敦Kegan Paul出版社出版。1932年，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修订版，伯特只完全重写了最后一章，着重强调需要一种新的心灵哲学。此后该书被不同出版社累次重印，但未作进一步改动。有些重印本标题变为《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比如2003年的Dover版。
《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是科学思想史领域的经典名著，也是关于科学革命的第一部历史论述，对科学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直到今天仍被不断重印和阅读，但它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广泛认识。在主张近代科学与中世纪科学是连续还是断裂的谱系中，伯特很可能是最早持“不连续”立场的人。伯特是科学思想史大师柯瓦雷（A. Koyré）的先驱，他们都站在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的高度看科学，强调科学与哲学、宗教等人类思想领域密不可分；都认为欧洲科学革命不仅使我们获得了丰富的认识，而且也带来了某种极为重大的损失：自主的人类心灵遭到了贬低，并从按照数学定律在几何空间中运动的真实的原子宇宙中流放了出去，人在世界中没有位置；他们也都主张，近代科学与中世纪科学之所以不连续，主要是因为自然的数学化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所造成的后果，正是自然的数学化使近代科学这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思想运动成为可能。柯瓦雷曾说，阅读《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对于使他从宗教史“皈依”科学史起了关键作用。他还在《伽利略研究》中明确表达了对伯特这本重要著作的赞赏：“在我们看来，正是伯特先生最深刻地理解了经典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一种柏拉图式的数学主义。”库恩的科学革命概念也经由柯瓦雷间接得益于伯特的思想。
伯特撰写《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有明确的哲学动机，那就是搞清楚为什么近代思想的主流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认识论问题会成为近代哲学的中心问题。伯特认为，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预设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哲学（更确切地说是形而上学）是近代科学的基础，而近代科学的出现又反过来对哲学提出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的进程。在伯特看来，哲学的首要任务是让“具有崇高精神要求的人”恢复到一个更恰当的位置，而不仅仅是让人还原为原子那样的东西。为此，伯特坚信必须转向历史。不过不是转向哲学史。原因在于，由于牛顿的巨大影响，以往的哲学家大多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科学及其所蕴含的假定。自牛顿以来，哲学家们曾力图实现这种位置恢复，但大都徒劳无功。他们的失败表明，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从那时起一直牢牢控制着人的思想，使哲学家“无法经由这些变化了的术语来重新思考一种正确的人的哲学”。因此，要想获得一种更令人满意的关于人与自然的新哲学，就必须从历史上考察这种形而上学基础及其对我们思想的控制最初是如何产生的。它表明，如果不阅读伽利略、笛卡尔、吉尔伯特、波义耳、牛顿等科学家的著作，就无法深入理解笛卡尔、霍布斯、洛克等重要哲学家的思想。伯特旨在为将来的读者做准备，在近代科学成就和与之相伴随的形而上学废墟上建立一座新的哲学大厦，它能更好地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也更加符合人的精神的独特地位。从1932年直到1989年去世，伯特没有再详述或更新他在《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的历史哲学观点，大概是因为他在致力于“构建一种令人信服的、鼓舞人心的人的哲学”。[1]
虽然《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出版距今已近一个世纪，但书中大部分内容并不过时，这不仅是因为伯特引用的大都是一手著作，而且也因为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如心与物的分离问题、人的精神在宇宙中的位置问题等等，至今依然未能解决，甚至表现得更为突出。此外，他主张研究哲学史时必须对科学史予以足够重视，这一告诫至今仍然有效，甚至显得更为迫切。该书并不是一部易读的书，其内容浓缩凝练，有着纯粹的思想关注和崇高的精神关怀。读者在阅读时也许不必过分在意某些细节，但要留意每一位思想家当时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给出的解决方案。读者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背景，付出较大的耐心，才能有所收获。但这种努力绝对是值得的，书中许多内容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震撼。它充分彰显了科学思想史的魅力，揭示了人类思想的统一性，揭示了近代科学与哲学、神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当然，就像任何一部经典著作一样，对于本书也可以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比如伯特对中世纪的某些理解可能缺乏根据，对数学化与机械论有某种程度的混淆，等等，这些内容需专文讨论，这里无法详谈，读者可参考其他科学史家和评论者的著述。[2]
本书曾有一个旧译本，[3]但其中含有一些严重的错误，语句读起来也不够顺畅。鉴于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和重要价值，我将其重新译出，以方便读者阅读。把本书译好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许多术语和用法很难处理，有些细节我也没有足够的把握。但在翻译和校对时我已尽了最大努力，期待读者能够多多指正，以使这个中译本日臻完善。
张卜天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2012年5月9日
[1] 本段部分内容参考了H. Floris Cohe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 Historiographical Inquiry的第2.3.4节。
[2] 比如 Lorraine Daston, “History of Science in an Elegiac Mode: E. A. Burtt's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al Science Revisited”, Isis, Vol. 82, No. 3 (Sep., 1991), pp. 522－531.
[3] 伯特：《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徐向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