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的诞生——读呐喊自序》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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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一种文体的回忆
《呐喊·自序》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并采用了序文的形式。
要理解鲁迅1918年前后《呐喊》-《彷徨》时期的创作，首先需要理解1907、1908在日本时的一系列创作（五篇论文）。
在1907-1908年间，他比较多地受到西方的浪漫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他的文本糅合了经过章太炎阐发的国粹思想与尼采主义。而在辛亥革命前到新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鲁迅的写作似乎暂停了。
早期鲁迅：非常强的自我批判、对时代思潮的抵抗，但这种自我否定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建构的过程。正是确立了自我的主体性，才能有斗争、批判和介入。在这些文本中，有拜伦的浪漫、尼采的超人、卡莱尔的英雄、施蒂纳的唯一者、叔本华的精神、克尔凯郭尔的孤独个人，以及庄子超然物外的自由，总体来说是一种自我扩张的姿态。
《呐喊》时期：写作的动力并不来自1907-1908年的那个激烈否定的主体或自我。“呐喊”源自某种主体沉没的状态，即鲁迅所说的“寂寞”。与其说是革命，毋宁说是幻灭，构成了《呐喊》《彷徨》的基调。这两部小说集描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希望与失望是隐含其中的一个持续主题。
“革命之后，革命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在革命消失的地方，是不许革命或不能革命的状态。”（汪晖，p96）
以新文化运动为例，原无名称，而是在反对者的骂声中获得了成立，当它真的成为趋势之后，就有人来讨论建立“源起”的事情了（比如胡适之）。建立“源起”是将自己嵌入历史叙述的方式。《青年杂志》创刊时是很寂寞的；胡适之写《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也就是从美国寄了一篇文章回来，并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也不知道这篇文章有什么作用；白话文也不是他的首创，晚清时代的白话运动已经很有规模。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退潮了，但却有新的文化“正统”确立起来，胡适之就开始写关于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来把自己纳入历史了。新文化运动的成立，先是由于反对者的谩骂，后是因为自封的领袖们顶着“新文化”名字坐稳了领袖地位之后的追认，这场文化运动通过追溯起源、重新命名而成为“正统”的时候就衰落了；正如民国成立的同时民国也就衰落了。这种观察自身置身的运动的方式，其实源自鲁迅的历史观。（按：在水中观察水，那么可否理解为，鲁迅的历史观是近似于“不断革命”的？）
《呐喊·自序》——事实还是故事？
追忆就是重构，而重构也意味着省略、强化和其他新的要素。我们需要在记忆与遗忘或追忆与省略之间去阅读这个文本——追忆就是从记忆的海洋中浮现出某些孤岛，而不能将全部的记忆和盘托出。
鲁迅非常善于写追忆主题的文章，从各作品集的序跋就能看出。善写追忆的人：1、好静不好动，内敛、被动性强，生命中少有戏剧化的情节和行动；2、并不是缺乏戏剧性、缺乏行动，而是这些戏剧性和行动都发生在具体的情境中，发生在不易被察觉的内心转化里；在文本中就体现为叙述的或省略、或强调、或淡化——这些地方是尤为需要注意的地方。
二、寂寞的能动性与呐喊的被动性
李长之《鲁迅批判》：鲁迅的人生许多转折，都是偶然的、环境使然的；然而也只有作为一个战士的鲁迅，会在每个那样的情境下做出那样的选择。
他是执著的，却也总是被动的：论战被别人拉入、文学运动从未自己宣称、左联盟主是被拖出来的、呐喊也是钱玄同拉的。
呐喊是不想喊的喊，觉得喊没用还是喊了两声那种喊，但他喊了之后，不但声若洪钟，而且不停顿地喊了下去——那么他的动力是什么？
关键还在于“前狂人日记”时期——1912到1918之间，鲁迅在干什么呢？（除了抄古碑）
竹内好《鲁迅》：“没有任何的动作显露于外，呐喊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李冬木译，见《近代的超克》，孙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p45）（按：回心，即“改变心意”。）
六年间所做的事情：1912民国成立，进教育部，终任教育部佥事（类似于处长），多次革命、复辟的反复，他都身在其中却纹丝不动，如果不是多年之后开始写文章，这些仿佛就与他无关。仁人志士们奔走南北讨袁护国护法反张勋等，鲁迅每天：上班、下班在鬼屋里抄古碑、出门去琉璃厂买旧书。事情：校对誊抄古籍（如《嵇康集》校阅七遍），买书记账精确到厘，整理考证古碑，沉浸式阅读佛经，收藏汉画像。——沉静、心如止水，以至于颓废的时期。
（按：鲁迅的颓废期能够心静至此，而非常人的颓废而浮躁，无能而狂怒，难以想象。）
三、释梦一：“异路”、“异地”与“别样的人们”
《呐喊·自序》文本的划分：鲁迅在“在S会馆有三间屋”这句话之前空了一行，于是便以此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关键词：梦、寂寞——主要内容：梦和梦破灭之后感到的寂寞
共有三个梦：1、离家后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2、东渡日本学医救治国人身体；3、弃医从文拯救国人灵魂。其中第一个梦并未真正展开，也未来得及破灭。
关于梦的构造：“苦于不能全忘却”（结合《野草》更能理解）
可以看出，他在前狂人日记时期所做的事情，都是一种忘却和为了忘却的状态。他把自己沉潜下去，既是忘却的结果，也是为了忘却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他希望自己把所有东西都忘掉。在这里，主动性不是体现在记忆或追忆上，而是体现在忘却上；记忆是被动的（“苦于不能全忘却”），而遗忘却是主动的——他做那么多“无意义”的事，都是为了忘却的努力。
由此更见出某些记忆在他的心底镌刻得有多深，而且表示遗忘比记忆更加艰难。这种主动的遗忘创造了一种反作用力——忘不掉的那一部分成为了《呐喊》
综上，可以看出：1、《呐喊》不是记忆的全部，而只是记忆通过对遗忘的行动的抵抗而终于漏出来的一小部分；2、记忆的全部也不是脑海中的逝去时光，而只是这个逝去时光的一小部分，《呐喊》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3、遗忘是主动的，记忆却是被动的，从而《呐喊》是被动的产物，即在主体行动（遗忘）失败的时刻，《呐喊》诞生了；4、主体行动（遗忘）失败的标志是梦的不由自主的浮现，从而梦变成了脱离作者意志的能动力量。
而这一主动行动的失败意味着以梦为形式的记忆获得了自我展开的能量，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对梦的不由自主的、坚固的忠诚，以及违背自己的愿望而投入战斗（呐喊）的行动。因此，与其将蒙的展开解释为主动性的失败，不如解释为主动性的位移，从作者向梦自身的位移；梦由此获得了自我展开的能量，梦不但具有物质性，而且具有能动性。遗忘与梦不是主体的自我矛盾，恰恰相反，梦的能动性正产生于遗忘的主动性。
《自序》标志着《呐喊》是主体论破产或解体的产物，由于主体论的破产，梦的世界得以自我呈现——梦不再是主体的延伸，而是有着自己的生命和意志的物质性存在。——明白这一点才能理解《呐喊》的诸篇小说。
梦自我呈现的契机：金心异
钱玄同是鲁迅日本时代章门的同门师兄弟，他来邀约显示了留日时期革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连续。
“听将令”不是完全的被动，而是“苦于不能全忘却”，“将令”在此更是存在于心底的、无法摆脱的欲望或能动性，其根据就是留日时期的梦和眼前正在发生的运动之间的联系。鲁迅和晚清时期的革命联系紧密，他决意把革命像梦一样驱除掉，但革命恰恰像梦一样反而成为了内在的、完全烙在他心底的、无法驱除的记忆。
因此李长之、竹内好的判断不尽准确，鲁迅这里不是“转向”或“回心”，而恰恰是通过无法忘却而体现的忠诚，是对年轻时代即已确立的理想的忠诚。
第一个梦：
背景：祖父下狱，寄人篱下，父亲的病，家道中落。（参看《朝花夕拾·父亲的病》）对庸医的批评，在认识西医之后转化为对西医的肯定，引出医生梦。
与中医相关的是一系列传统社会的伦理问题：如何对待将死之人、如何处理子女与病中长辈之间的关系、父子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等等。西医代表着新知识、新伦理，是一个梦。因此要“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与旧事物彻底决绝，只要与S城不同，他便去寻。（参看《朝花夕拾·琐记》）
鲁迅是否“西方中心论”：“中西对比”的框架只是19-20世纪特殊情况下造成的、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临时程序。鸦片战争后学习西方，但在帝国主义奴役下，产生了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并寻找真理的自觉。异路、异地、别样的人们并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寻求真理的程序，“异”于世界的非真理的状态。走异路是探求真理的永恒状态（始终摒弃、异于非真理)。真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事件的展开中产生的普遍性。（参看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鲁迅与辛亥革命：在鲁迅的世界里，有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划时代的事件的革命，一个是这个革命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后者既是前者的展开，也是前者的背叛。鲁迅忠于前者，忠于在这个革命中产生的梦想、形成的生活态度和时代判断，从而展开了对后者的批判，但他同时也从后者中寻找前者的踪迹。（按：不知道汪晖这段论述有没有受巴迪欧事件哲学的影响。）
“别样的人们”（鲁迅称为“畜生和魔鬼”）作为他者的目光注视着从前在S城的生活，它像鬼眼（异于人眼）一样照见了我们生存的世界的腐朽。只有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才能反过来重新叙述旧生活。这是一个并未确定重点的探索过程——真理存在于不断告别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确定的地方。
学医的梦：1、救治父亲一样为庸医所误的病人；2、战争时当军医，报效被侵略的国家；3、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第一个梦破灭：幻灯片事件
日俄战争：1、欧洲殖民史上的一次转折，第一次有色人种战胜白种人，在亚洲推动黄种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西方标志着20世纪新黄祸论的滥觞；2、促发了俄国1905年革命，为20世纪作为一个革命世纪谱写了序曲。在中国方面作为对应：1、黄种民族主义热情下，中国人也为日本胜利欢呼；2、1905年保皇与革命大论争，《民报》与《新民丛报》大论战。
因此，幻灯片-弃医从文事件，发生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
四、释梦二：什么是鲁迅文学的根源？
两个质疑：1、实证方面的，考证未发现鲁迅所说的幻灯片，疑其为虚构；2、竹内好：弃医从文，救治灵魂，是一个启蒙主义的表述，鲁迅文学是启蒙文学吗？
回心说：1912-1918消沉的周树人才是鲁迅文学的起源，在沉默中有鲁迅文学最根本的东西：“回心”，弃医从文是回心的开端，沉默期则是回心的完成。
“回心”具有宗教意味，是思想或信仰的某种源发自本心的根本性变化，和“转向”不同甚至对立。转向是随波逐流的变化，是由于外部压力或诱惑而引起的转变，而“回心”则是经历内心的挣扎、抵抗之后的决断。
回心不是竹内好原创概念，而是京都学派哲学家和欧洲哲学著作中产生的概念。在战后时期，回心与转向的讨论具有日本知识分子反思战争责任的现实背景：
1、1930年代，京都学派哲学家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年轻学者对韦伯的著作感兴趣，渐渐靠近韦伯。
2、马克思主义者和京都学派靠近亲鸾（12世纪佛教净土真宗的创始人），亲鸾的观点是对现世的全盘否定以及对在现世获得可能救赎的彻底否定，曾影响日本14-16世纪的农民运动，因此京都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寻找某种激进的宗教性，以塑造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主体性。回心/转向——转向一种新的主体性和新的历史性，或者一种新的主体性或历史性的突然诞生。
3、20年代末京都学派西田几多郎引入“断裂”，线性历史线性未来的断裂处走入现实中革命的可能。
竹内好通过复活京都学派的命题，讨论转变现实的主体性及其方式问题。“回心”：经过内心的一种挣扎，一个激烈的过程，豁然地从一种信念转向另一种信念，即将改造现实的计划建立在断裂之上，或者说，建立在新的主体性之上，从而开辟立足于现在的行动。这种信念的转变始终是与自己的内心经验的产物。
评价：虽然涉及行动和主体性的问题，但并没有具体讨论如何改变现实。回心是一种反思的机制，并不提供具体的政治行动意义。追问：新的目标是什么？回心是在什么语境中从哪转向哪？那个在断裂中诞生的主体性的政治性质是什么呢？
汪晖：鲁迅文学的起源不在“回心”而在“忠诚”——在变化的情境中、在失败的境地里对于基本理念的坚持。这个基本理念不是从连续中获得的，而是在一个重大转变之际发生、在不同的经验中生成的，从而也可以通过不同的、甚至看上去截然对立的形式来表达。（比如鲁迅对辛亥革命、对新文化运动、对左联等。）如果存在什么“回心”，那它的前提正是“忠诚”。鲁迅抨击的正是时时在“背叛”的“流氓的变迁”。
问题：鲁迅弃医从文与当年学医是什么关系？与他后来专写更具政治性的杂文是什么关系？如何概括鲁迅在某个特定时刻的决断？
竹内好：参看《朝花夕拾·藤野先生》——看客的出现，除了幻灯片事件，还有一个“找茬事件”（日本同学质疑藤野先生给鲁迅透题）。竹内好认为，两个事件是关联的，不是看到了救治国人，而是看到了要救治作为国人一分子的“我”，因此不是“启蒙”，而是赎罪，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动力 。屈辱感成为回心的要素。认为鲁迅的文学根基不是发源于爱国，而是某种称之为“无”的东西。
局限：1、没有联系《父亲的病》，即没有联系第一个梦，鲁迅的罪孽感早已根植于“学医”之前，而非是“弃医从文”之际，并也是学医的内在动力；2、这与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也有内在的联系，学医与从文是在这条逻辑上的延伸与跳跃；3、鲁迅五四之后对文学的否定也同样在这个逻辑上。（按：总结起来全都围绕着“忠诚”。）
说鲁迅的文学起源于“无”未免太抽象了，其根本性的动力应该是对“正信”的忠诚。
父亲的病和弃医从文作为事件，必须要在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个决意下才成为“事件”。事件与我们的认知、判断和感情的改变有关；事件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此后的一切决定均是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从而事件经常与人对事件的忠诚与背叛有关。鲁迅的一切均来源于对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个决意的忠诚，它的另一个表达就是“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
第二个梦破灭：《新生》杂志失败（梦破灭才成立为“梦”）
《新生》从未诞生，既不“新”，也不“生”，但对新、生的忠诚也同样在破灭的时刻诞生了。“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如大毒蛇”，意味着寂寞不仅是主观感受，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象的独立存在物。参看《野草·墓碣文》，寂寞这条大毒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目的就是要寻回心之“本味”。在此，寂寞是对心之本味的忠诚与追究，它宁愿自啮其身也不愿意放弃初衷。
但“我”自身却不愿受毒蛇纠缠，暂时用了“麻醉法”，“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了，这是一种告别和遗忘的形式。
然而大毒蛇却依然在长大，它是无法控制的，挤压着狂人写下日记。直至大革命失败之后，无数人背叛了理想，而鲁迅在极大的震撼中转向了新的政治，这是另一种文学的诞生，但仍是忠诚。
五、什么是“反抗绝望的文学”？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金心异的来访、《呐喊》的由来。
钱玄同怕狗，和《狂人日记》开头有一种神秘的呼应。狂人成为狂人的契机是月光和狗，《新青年》的创办如同狂人的发狂，同样极不真实——只有与周边的环境相脱离、相对峙，才能产生狂人这样的状态。而这正是异路异地上别样的人们。鲁迅于是意识到与《新青年》同人们的情感共振——寂寞是大家都所能感受到的东西。他们的观点不见得一致，但寂寞成为了战斗者之间产生同志感的基础，也就转化为某种能动的能量了。
于是引出下一个问题——如何/能否打破“寂寞”？——铁屋子隐喻
铁屋子是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注解——正是因为心底奔涌着相同的河流，钱玄同的“希望”才能引起鲁迅的震颤。
鲁迅依然“确信”中国是个铁屋子，但他把这个铁屋子牢牢限制在自己的“确信”中，从而为“希望”留下了可能的空间。——有《新青年》同人等人“起来”就是一个征候，是一种尚未展现出来的潜在的可能性。为了肯定希望，鲁迅实际上重新界定了希望——《新生》的破灭是一次希望的文学实践的失败，但带来的不是否定希望，而是对希望的重新界定——希望在身外的无穷可能性之中。
同时鲁迅重新界定了“文学”，是和《新生》时期想要希望的文学不同的，而过渡成为了“反抗绝望的文学”。要结合鲁迅后期的“文学无用论”来看，参看《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革命的初衷同时也是文学的初衷。文学无用是寂寞的根源，而只能做文学却是鲁迅对革命的忠诚。
参看《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的一生在文学的无用、寂寞和崛起之间反复起落而未变初衷。文学与革命本有统一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也正是鲁迅的出发点。
反抗绝望是对绝望的否定，但并不直接表述为希望，而是在困顿的处境中保存希望。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希望和绝望都是虚妄的，两者都囿于一己的经验，广阔的世界和无限的未来却从未排斥过各种可能性，而希望却要我们在这个身外的世界里探寻。身外的世界也只存在于当下的实践之中，因为实践是将自身纳入客观世界之中的唯一方式。这不仅是对年轻时决意的忠诚，而且是对现在实践的执著。
希望的文学vs反抗绝望的文学：两者之间有后者脱胎于破灭的前者的关系，最大的区别在于，希望的文学动力是自身的希望；反抗绝望的文学却将希望从内部或者自我的范畴内排斥出去，使之成为一个客观的、有待探索的、包含着无穷可能性的领域。反抗绝望也是他主张投入现实斗争的动力。
在《呐喊》、《彷徨》中存在着对于这个世界的决绝态度，这是一种文学的态度，也是一种革命的态度，是一种对于秩序的颠覆和破坏。文学的颠覆是个人的，革命的颠覆确实集体的、有组织的行动，鲁迅一直在摸索二者之间的关系。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共产主义是一种“非物之物”，具有“幽灵的不对称性”。幽灵在此代表着我所未能感到者的能动性，我不能证实它，因此也不能否定它。——同构于鲁迅的希望
“听将令”的将令，也是这样，它说不清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但它是能动的、异己的，却有潜伏于近乎被忘却的记忆里。但对于鲁迅而言，将令只有转化为内在才能成为将令，这是对自己信念的忠诚。（按：把德里达的幽灵说移植在这里是真的厉害。）
正是反抗绝望的文学使鲁迅在五四一片希望的文学中成为独树一帜的例外。
20世纪另一个文学类型——胜利的文学——从未真正成形，——但有胜利的哲学。希望的文学-反抗绝望的文学和胜利的哲学-乐观的文学成为了现代中国思想和文学的两个相互重叠又相互区分的序列。
胜利的哲学：将自身全盘地融入集体斗争而产生的历史思考，即使是牺牲和悲剧也如此，从而彻底排除了寂寞、无聊、颓唐或无可措手的困顿之感等要素。植根于集团斗争的残酷而悲壮的历史，也体现了在失败中寻找胜利的战略考量——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从胜利走向胜利，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胜利的哲学始终与对困境的辩证理解联系在一起，始终与基于这种理解的战略性行动联系在一起。胜利在于对敌我力量对比的辩证分析及具体实践之中。它将求胜的意志与对形势的分析置于矛盾的对抗和转化之中，并积极地介入这种对抗和转化。
反抗绝望的文学与胜利的哲学有许多相通之处，它们都是斗争的哲学。
但鲁迅最终并未成为胜利的哲学指引下的胜利的文学家，因为他对渗透到战斗者内部的困境、黑暗和矛盾比任何人都有更深的体验和理解，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
胜利的哲学起于边缘的艰辛的不利境地之中，起于血泊之中，胜利的逻辑绝不是乐观的逻辑，而等它变成了乐观的文学，恰恰就放弃了对十分不利的失败处境的分析，从而也放弃了真正战略性的思考，因此行动就失去了方向，转而将希望寄托在胜利的必然性或抽象的未来上，这不是胜利的逻辑，而是盲动的逻辑，最终也导向了“转向”（背叛）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