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写道，在18世纪中叶，由于社会根本没有政治自由，文人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

接着他比较了英法两国的政治传统：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文人和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呢，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区域，官员治国理民；在后一区域，文人制定抽象原则。

之后他又叙述了一般民众的行为：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文人言听计从，衷心拥护。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于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决不会像18世纪中叶那样，被文人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最后他得出结论：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制度，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最后的结果只有两条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大革命不可逆转的发生了。

原来在北京坐出租车的时候，碰到的每一个司机都是神“侃”，真可谓是纵论古今、中西合璧，从国内形势谈到国际形势，仿佛联合国就是自家开的，方向盘就是安南面前的话筒一样。每当这时我总感到一阵荒谬，如果他自家街区的事情可以自己说了算，他用得着那么拽吗？如果出租车的牌照价格、每月交的份儿钱、道路状况可以自己说了算，他用得着那么纵横开阖吗？这和一个拿着世界地图、画着红线、想要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人民的年轻人，不是一样荒谬吗？中国人不是天生宏大叙事的，正因为中国的政治环境还建立在中世纪的遗址上，人们不能够决定自己身边的事情，只剩下宏大叙事了。

听过一个笑话：赫鲁晓夫访美的时候，和艾森豪威尔亲切会晤，艾森豪威尔自夸到，每一个美国人都可以到白宫总统办公桌前，骂美国总统的不是；赫鲁晓夫听到撇撇嘴：那有什么？每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到克里姆林宫总书记办公桌前，骂美国总统的不是！这笑话多么熟悉，这不是每天发生在我们周边的事情吗？我们自己没得骂，只好骂美国！骂日本！！

共和宪政制度都有着同样的规范：包括三权分立、代议制度、司法独立、法治、政务官选举产生、事务官考核产生等等。说白了，很简单，“宪政”讲究的是政府的限权、“共和”讲究的是公共事务、“民主”讲究的是权力的归属。最终街坊们扫了自己的屋，还能通过代议制扫自己的街区，最后还扫了天下。大家见了面不再宏大叙事，都说：妈的，这街区也忒乱了点，我去找参议员去；政府的上面罩着个紧箍咒，就是“宪政”：一方面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保障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在公共区域和私有区域之间划一条明确的界线。

等到这时还有革命的必要吗？

近一百年来，我最敬佩的政治人物是蒋经国，他凭借一己之力放弃了家天下、党天下，打开报禁、党禁，这是五千年来未有的大胸襟、大气魄。（当然除了尧舜以外，可惜年代太久远了，还有学者对禅让做了考据说那是假的。）

现实的中国有大量的学者在朝推动宪政改革，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佩，但是想要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主动放弃他们的权力，而且这些权力又能带来巨额的金钱，决定了这样的放弃是小概率事件，是一个非常态的事件，这样的放弃是要讲历史机缘的；另一方面在野的有良知的人们，通过大量的维权事件来推对社会的变革，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这种非暴力合作的方式，采用宽容、妥协的大智慧，是我更加敬佩的。起码他们舒缓了民情，不至于让非理性的民众和非理性的政府直接对抗，进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他们形成一些小共同体，起到了缓冲层的作用。

中国始终徘徊在治世和乱世之间。治世是假的，大多是专制独裁；乱世是真的，诸侯林立、刀兵相见。真心希望这条宽容、妥协的路可以走得通畅些。